引言
政治改革的運動，用它最簡單的形式來表達，也不過是特立尼達一般老百姓堅信唯一能把國家事務管理好的辦法就是選出自己的代表。按照伍德先生的看法，政體改革就意味著能有更好的道路。
政治改革的運動，用它最簡單的形式來表達，也不過是特立尼達一般老百姓堅信唯一能把國家事務管理好的辦法就是選出自己的代表。不僅只是像格皮，斯托爾邁耶，莫頓牧師（Morton），格蘭德牧師（Grant），韋爾特伊博士，羅斯坦特先生（Rostant），或拉普西先生（Rapsey）這樣的人鼓吹政體改革，反對殖民主義，還有那些普普通通的人，像第五公司六十三歲的伍德（AlexanderWood），他擁有十六英畝土地種植可可，或者像賈皮先生（Juppy），他在特立尼達已經住了三十四年，從前是個印度移民合同工，這些人都支援政體改。
按照伍德先生的看法，政體改革就意味著能有更好的道路。下面是他向1889年的選舉權調查委員會所做的證詞：
“嗯，是的，我的確首先想有一條路，好把我的產品運到市場上去，我們也就能交稅了。其次，我的孩子們都上學。路太壞了，有時老師們不得不送他們回來。第三，看到新近來的移民，不管他們在那裡成群落戶，他們就有好路，而我們本地人卻在這兒受罪。
就根據這個理由，我想，如果我們有一個自己的議會，它能給我們很大幫助，因為我曾到過許多別的島上去遊歷，我看到人家那兒的黑人跟白人一樣，也有一個議會，但是在這兒，在葡萄園這塊地方，我們偏偏蹩氣，遭罪。如果有一個歐洲人站起來說，“那傢伙得去坐牢”；雖說沒罪，可誰也不會跟歐洲人賭氣，就只好立刻去坐牢。我琢磨了所有這些原因，我就同意這個請願。”
雖然文理不通，政見卻是傑出。賈皮先生也是那樣質樸，那樣健談，那樣直爽。下面便是賈皮先生向該委員會所做的證詞。“－嗯，那麼你還根本沒有對人們多談一些關於這次改革請願的事，也就是關於改組這個政府的問題。當前的政府就是女王。你知道女王是誰嗎，賈皮先生？“－當然知道。因為是女王把我送到這兒來的······
“一一女王把你送到這兒來的。
女王制定了法律；也就是說，她指定一些人在這裡制定出法律，然後送給她，由她來批准。
現在殖民地裡有些人說，別讓女王指定的那些人制定法律，而讓殖民地的每個瞭解這個殖民地的人選出一些人來制定法律，讓所有的印度人選擇他們的人，把他們送去制定法律，”你認為這件事好嗎？
“－不，先生，這個國家是屬於這裡的人的。他們在這裡生活，在這裡生兒養女。這裡的人，四位，五位，或十位，十二位都同意制定什麼法律，我也同意那個法律。“一但是，賈皮先生，你自己或你的同鄉們願意選一個人去制定法律嗎？“一一我自己不能選我自己。有些人喜歡這個人，有些人不喜歡這個人，所有的人不會有同一的意見。有些人還可能互相反對。
“威爾遜先生（Wilson）：現在女王指定了那些人。你更願意大家選的那些人，不願意女王指定的那些人嗎？“證人：要我說我選的那些人？“威爾遜先生：你認為那樣更好嗎？“證人：不，由這裡人民來指定要好得多。“主席：我要大家靜一靜！“一個聲音（梅松納夫先生：Maison-neuve）：我們是這兒的群眾！“主席：我要你們靜一靜！不然的話，我要把你們都趕出去。由這兒的人民來指定他們比女王任命更好嗎？“證人：是的，因為他們瞭解生活在這裡的人，他們能推選出更高尚的人，由這些更高尚的人制定法律。因為我自己不能去見女王，但我卻瞭解你們推選出來的人。
“韋爾特伊博士：他的意思是說他不能見到女王，但他能見到這裡的人。
“加西亞先生（Garcia）：他的意思是說他不能去給女王進言要她任命誰，因為他見不到她，但是如果叫他推選的話，他是知道要選誰的。
“主席：你的大多數同鄉也是這麼想的嗎？“證人：我不知道，先生，我就知道我自己，除我以外，我不知道別人。”
賈皮先生可能連一年級的英語考試都考不及格，但是他的政治上的敏感卻是絕對沒挑的。他願意由他自己來任命立法會議的議員而不願由女王來任命，因為他能看到他選的代表，但他卻見不到女王。伍德先生也同意他的意見，因為有了他自己的代表，他就能有更多的機會走更好的路。伍德先生和賈皮先生，同他們在可可園的和在商業團體裡的白人同行一起所攻擊的正是這個直轄殖民地制度。
在這個制度下，一位政府官員按照職權是立法會議的當然的議員；作為這樣一個議員，他就沒有自由按照他個人的意願去投票表決。
這正如殖民大臣白金漢公爵（Buckingham）在1868年8月17日的通報中所寫的，“王室在立法會議中的權力，如果被擠到極端的限度，就會用來戰勝針對它發生的一切阻力。”
所以，在1862年特立尼達總督抱怨首席審判官在立法會議上在西班牙港下水道工程的辯論過程中曾公然表示不同意他的意見並兩次投票反對他的主張的時候，白金漢公爵就非常清楚地講述了一個官員的職責：“······一個官員在立法機關中的席位，按照法律是同他的職務分不開的。如果這位官員的良心不能允許他對國王給予一定的支援，從而使總督能按照建立立法機關所根據的那些原則和意圖在立法機關內處理政府的事務，他就不能繼續保持他的官職和席位。”
在直轄殖民地的政體下，英帝國的統治是至高無上的。
從1498年到1897年這四個世紀的殖民主義的統治已經使千里達及托巴哥成為一個大工場而不是一個小型國家。一個種族已經解放了，但是一個社會還沒有形成。
這裡的人民還無權建立一切代議制度，甚至被認為不配管理自己首都的市議會。在1810年和1903年直轄殖民地制度被認為是唯一合適的政體形式，兩次做出這種決議的理由就是這裡的大多數自由人是非白人。
在這樣一個殖民地裡，無論是為了形成一個社會，發展社團精神，還是為了訓練人民爭取自治，教育都會起重要作用。1796年查孔強調由於奴隸解放後從世界各地（絕大多數是從印度）招進來幾千工人，種族的不團結和民族的分裂就必然加劇，這一強調更提高了教育的重要性。1841年10月13日，總督麥克勞德爵士（HenryMacleod）在他給殖民大臣的一個急件裡提出教育的問題。這位總督寫道：
“······由於居民混雜這個特點（我以前講過），特立尼達的教育也許比其他英屬殖民地更需要有全面規劃。“我們收容移民的數量日見增多，因而需要推廣教育方法這件事就越來越顯得重要了。
各方面好象都願意並且準備對這個想望的目標提供援助，可是由於語言和宗教的不同，所要採取的制度就更必須要由政府加以管理，其目的不僅使這個制度是一切黨派和一切信仰可以採用的，而且還要使所講的語言是殖民地所屬的國家的語言。
“閣下一定也會認為這是最緊要的事，當我告訴你本地三分之二居民還只講西班牙語或法語，而我認為在英國統治下生活並要求享有英國臣民的利益的人絕對應該能讀懂管制他們的法律。”
結語
英帝國要求殖民地居民遵守倫敦釋出的命令，要為那些命令感謝倫敦，要從自己的腰包裡為倫敦的政策出錢，要生產倫敦並不收買的商品，最後還得為保衛倫敦而捐款。由此人們可以更正確理解幾世紀前西班牙國王的氣憤當他不服氣地對他的顧問們說，他們批評他好像他偷了他們或另外什麼人的財物似的。從1498年到1897年這四個世紀的殖民主義的統治已經使千里達及托巴哥成為一個大工場而不是一個小型國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