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四千人手寫抄錄，皇皇鉅著《四庫全書》是怎樣誕生的？

前不久，國家版本館正式開館，中央總館特設“淵溯津瀾——《四庫全書》文瀚合璧”古籍展，首次同臺展示文淵閣、文溯閣、文津閣、文瀾閣四閣《四庫全書》的真本和模擬影印版本。《四庫全書》三萬六千餘冊，編纂長達十餘年，這部大書由近四千人以手寫方式先後抄錄了七部。

從徵集遺書到編纂《四庫》

一封奏摺道出皇帝心聲

乾隆三十七年十一月二十五日（1772年12月19日），在年底例行封印前夕，安徽學政朱筠向乾隆帝遞了兩個奏摺，其一彙報他奉命在安徽境內訪查遺書的情況，其二建議選派儒臣著錄校書。時年44歲的朱筠大概沒有想到，他這封不過數百字的奏摺，竟引發出清代乃至中國古代史上最大的文化工程。

朱筠上奏之源，在於乾隆帝當年正月所下徵書諭旨，強調自己“稽古右文，聿資治理”，又說登極之初即命中外搜訪遺書，下令校刊《十三經》《二十二史》“遍佈黌宮，嘉惠後學”。乾隆帝要求地方官員徵訪遺書匯送京城，“以彰千古同文之盛”。但各省督撫、學政多持觀望態度，效果並不理想。時屆年底，安徽學政朱筠彙報訪書成效之時，又提出四條修書之議，其中從《永樂大典》中輯佚並仿前代派人著錄校讎的提議，與乾隆帝“俾古今圖籍，薈萃無遺，永昭藝林盛軌”的徵書宗旨，正相吻合。乾隆帝當即批示軍機大臣詳細“議奏”。

次年二月，大學士劉統勳、于敏中等復奏，決定詳查《永樂大典》，並待採集書籍匯齊後，“敕令廷臣詳細校定，依經、史、子、集四部名目，分類匯列”。乾隆帝欣然“依議”，隨命以于敏中等為總裁、紀昀等為總纂，開館修書。不久又下令叢書編成後即以《四庫全書》為名，相關機構也因此獲得“四庫館”的雅稱。

乾隆帝后來稱“四庫修書未預籌”，說《四庫全書》的編纂並非預有謀議，乃是因朱筠之奏偶然興發。不過從中國重視“盛世文治”的傳統來看，清代編纂《四庫全書》既有歷史發展中的偶然因素，也是水到渠成的必然結果。經、史、子、集四部為古代典籍的基本分類法，自唐初定名以後，一定程度上成為國家典藏的代名詞。清代才子袁枚總結為“七略四庫，天子之書”。而由朝廷組織編纂超大型類書或叢書，也成為歷代重要的文化盛舉。典型者如隋唐《北堂書鈔》《藝文類聚》，宋代《太平御覽》《冊府元龜》，都在中國歷史上產生了深遠影響。明清時期，重視“文治”的傳統進一步發揚光大。明初兩萬多卷的《永樂大典》，達到中國古代類書編輯的巔峰。清初康熙帝也組織編纂有上萬卷的《古今圖書整合》，名臣張廷玉謂之為“以一書貫穿古今”。

故宮博物院藏《四庫全書》複製品

乾隆帝繼位後經濟繁榮，文化昌盛，編纂一部前所未有之大書的想法，便以朱筠上奏為契機，應運而生。乾隆帝在諭旨中強調：“從來四庫書目，以經、史、子、集為綱領，裒輯分儲，實古今不易之法。”他以《四庫全書》命名，表明其意欲編纂的，不僅是一部史上規模最大的皇家叢書，更旨在匯融中華文化於一體，“用昭策府大成，自軼唐宋而更上”。

“薈要”與“全書”並舉

近四千人參與抄寫謄錄

四庫開館之際，年過花甲的乾隆帝擔心自己看不到全書編成，於是要求彙集精華，先行編纂《四庫全書薈要》。四庫館由此形成“薈要處”與“全書處”兩個修書機構。兩者之間既相對獨立又聯絡緊密，實際上為同一班人馬，核心目標都是編纂《四庫全書》。

此前按主題分割擷取的《永樂大典》《古今圖書整合》等類書，雖然查閱方便，但輾轉訛誤之弊難免，後人因而感嘆“讀書尋書愈方便，而學問愈來愈空疏”。《四庫全書》轉而採用整本錄入的叢書編排方式，既可以古今並錄、無所不包，同時也有相互校勘、存其全貌的優勢，以望達到“稽古右文，表章典籍，綜群書之淵海，廣四庫之儲藏”的編纂目標。

體例確定之後，四庫館按徵書、校核、謄錄等主要程式逐步展開工作。面對各省徵書不力的局面，乾隆帝採用“恩威並重”的方式，一方面降旨嚴督，同時獎賞進呈圖書積極之人，甚至頒賜《古今圖書整合》。這極大調動了民眾獻書的積極性。徵書前後持續七、八年之久，從各地徵集來的書籍累計超過一萬二千種。其中文化發達的江、浙兩省尤為“給力”，徵書合計達九千多種。這為《四庫全書》的編纂奠定了充分的基礎。

校核就是對圖書進行校勘鑑別，去訛存真，當然也包括“寓禁於征”的審讀與刪改。用於四庫編纂的底本主要有六大類，包括內府本，即武英殿等處的政府藏書；贊撰本，指清初以來奉旨修撰的圖書；各省採進本，即督撫官員陸續徵集、採購來的書籍；私人進獻本，為民間藏書家主動或奉旨進呈的圖書；通行本，指社會上慣常流通的版本；《永樂大典》本，即從《永樂大典》中輯錄的佚書。

由於圖書來源不一，歧異互見，校核遂成為編纂的重點。總纂紀昀、陸錫熊與總校陸費墀，為四庫館中“專司其事”的核心骨幹，同時吸納包括戴震、王念孫、朱筠、姚鼐在內的大批優秀學者。館內設定分校、覆校、總校、總裁抽查諸多環節，並“各設功過簿二本”，制定了詳細的獎懲條例。據統計，有人因失校記過累計上千次，可見其嚴。

抄寫謄錄，也是四庫編纂不可或缺的重要環節。謄錄起初由保舉而來，後來擴大範圍，改為考選，字跡端正者擇優錄取。乾隆四十二年，在即將成書的關鍵時刻，乾隆帝又下令於鄉試落榜計程車人當中擇取六百人擔任謄錄。謄錄每天定額抄寫一千字，每年限抄三十三萬字，五年期滿按字數分等獎勵，授予州同、州判、縣丞、主簿等職。

《四庫全書》總計三萬六千餘冊，字數近八億，同時編纂的“薈要”也有一萬多冊，因而謄錄任務非常繁重。但由於組織得當，賞罰分明，進展較為順利。到乾隆四十六年，首部《四庫全書》以及兩套“薈要”總計六萬餘冊的謄錄工作，均告完成。這成為全書編纂取得成功的重要標誌。

文淵閣

乾隆帝稱初期“纂修謄錄等不過千人，而五年期滿即予甄敘錄用，是以人皆踴躍，事半功倍”。隨著其他六部全書抄錄工作的展開，謄錄人員也迅速增加。據統計，自乾隆三十八年開館起始，至乾隆五十二年前後七部全書全部入藏為止，擔任《四庫全書》謄錄者達三千八百人。這些默默無聞的謄錄人員，同樣為全書編纂貢獻了自己的心血與智慧。

南北七閣分藏流傳

“南三閣”允許士人閱覽抄錄

第一部《四庫全書》入藏文淵閣之際，乾隆帝大為高興，賦詩稱：“百年禮樂合興哉，禮樂原從經史來。溯此津源淵已得，述茲言行德猶該。”他在注中宣告，《四庫全書》抄錄四部，已完成的第一部入藏文淵閣，續抄的第二、三、四部將分別送至盛京（今遼寧瀋陽）文溯閣、熱河（今河北承德）文津閣、圓明園文源閣收藏。乾隆四十七年，他又下旨將《四庫全書》再抄三份，分置於揚州文匯閣、鎮江文宗閣、杭州文瀾閣。南北七閣分藏《四庫全書》，“廣佈流傳，以光文治”的盛況，由此形成。

雖然七閣《四庫全書》都為正本，但以文淵閣版成書最早，也最為重要。四庫館開館次年，乾隆帝即下令在文華殿後建立文淵閣，專門用於貯藏《四庫全書》。他曾詩稱“殿後文淵將建閣，待成四庫貯書多”，又言及“書之成雖尚需時日，而貯書之所則不可不宿構”，可見其急迫心情。文淵閣仿照江南著名藏書樓天一閣興建，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建成。六年後，首部《四庫全書》告成入藏，乾隆帝在此宴賞編纂人員，成為清代中期的文化盛舉。

其後陸續抄成的三部《四庫全書》，分別入藏文溯、文津、文源三閣。《日下舊聞考》記圓明園文源閣，“與文華殿後之文淵閣、避暑山莊之文津閣，皆以貯四庫全書”。《御製文源閣記》也稱天下藏書多以寧波天一閣為典範，“因輯《四庫全書》，命取其閣式，以構庋貯之所”，可見文淵閣、文津閣、文源閣基本始於同時，皆為貯藏《四庫全書》所建。至於盛京文溯閣，至乾隆四十六年方令建立，但因系陪都重地，反而在第二部《四庫全書》抄完以後，即於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秋入藏。同年十一月，第三部《四庫全書》入藏圓明園文源閣。兩年之後，第四部《四庫全書》入藏建閣最早的避暑山莊文津閣。

盛京、圓明園、避暑山莊在清代政治與文化生活中具有崇高地位，因而得以與京城禁宮一起入藏新修的《四庫全書》，文淵閣也與文溯閣、文津閣、文源閣合稱為“北四閣”，又稱“內廷四閣”。北四閣禁地森嚴，不對外開放。清廷一度規定大臣嗜書好學者可入文淵閣閱覽，但後來改於翰林院另閱底本。北四閣《四庫全書》便成為外人難得窺視的皇家秘藏。

如果說“北四閣”重在典籍珍藏，“南三閣”則重在文化傳佈。“南三閣”又稱“江浙三閣”，因江浙為“人文淵藪”，故分賜三部，以便江浙士子“就近觀摩謄錄，用昭我國家藏書美富、教思無窮之盛軌”。

國家版本版中央總館文瀚閣

“南三閣”《四庫全書》成於乾隆五十二年，入藏比“北四閣”要晚上四、五年。但“南三閣”允許士人閱覽抄錄，影響反而超過“北四閣”。乾隆帝曾在《再題文宗閣》中表明“頒貯思公天下”之志，稱“今古英華率全薈，江山秀麗與平分”。乾隆五十五年允許入閣抄閱的諭旨中，再次申明《四庫全書》“不特內府珍藏，藉資乙覽，亦欲以流傳廣播，沾溉藝林”。他反覆強調“振興文教、嘉與多士”，既體現了編纂《四庫全書》的重大政治意義，更產生了悠久深遠的文化影響。規模宏大的《四庫全書》，也因此無愧於中國古代“最大文化工程”之美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