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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簡介
《霍布斯鮑姆年代四部曲》（套裝共4冊）是公認的“現代世界史的最佳入門讀物”，史學大師艾瑞克霍布斯鮑姆歷30餘年而成的心血鉅著，全面展現了從1789年至1991年的世界歷史。已翻譯成40多種語言，累計銷量突破500萬冊，成為全球持續暢銷的歷史傑作。
霍布斯鮑姆認為，學術不應只為少數人服務，因此歷時幾十年時間寫就了這套面向普羅大眾、從法國大革命一直講述到蘇聯東歐社會主義集團的解體、時間跨度達三個世紀的“年代四部曲”。在學者熱衷於為大眾“製造困惑”的時代，霍布斯鮑姆始終直面現實，堅持明晰流暢的論述和優雅洗練的文風，以其宏大的歷史視野和饒有趣味的寫作方式，使這四部最高等級的學術著作能為普通大眾接受，進而成為歷史暢銷書。
“年代四部曲”全面梳理由法國大革命至冷戰結束的世界歷史重要脈絡，它們在全球史流行之前就敘述了全球範圍的歷史，不僅無所不包，而且具有全球意義。
《霍布斯鮑姆年代四部曲》第1部《革命的年代：1789～1848》：
19世紀，一個以自由主義資產階級為主軸的世紀，一個改造世界的世紀，於革命的硝煙中誕生。革命的年代是一場新舊交替的雙元大爆發，舊經濟被碾碎於工業革命的巨輪下，舊制度被送上民主斷頭臺。自此，資本主義生產模式與自由主義功利政治攜手改造歐洲，從而開啟由歐洲主導的現代世界。從1789年至1848年，對於歐洲歷史上具意義的60年，霍布斯鮑姆提供了一份引人入勝而獨特新穎的論述，充滿激情卻客觀真實。
《霍布斯鮑姆年代四部曲》第2部《資本的年代：1848～1875》：
資本的年代是一出由資產階級領銜主演的進步大戲。火車、汽船等新科技將場景從歐洲拉至世界，衣著素樸的主角們，自信而冷靜地演出這個不聞起伏跌宕，但見壯闊宏偉的勝利時代。繼一段激昂短暫的革命前奏後，平和穩健的資本主義凱歌迴盪全球，在經濟一片大好的繁榮時代裡，掌控資本與科技的勝利者，主宰了抱持傳統的失敗者。
大批農民遠離淪為商品的土地，流向城市、工業，在無垠的環境裡緩慢凝結其工人意識；受人敬重的資產階級，在其堅實的家庭堡壘中，創造出自由主義的不朽傳奇。1875年，一場空前漫長的大蕭條，悄悄滑入帝國的年代。
《霍布斯鮑姆年代四部曲》第3部《帝國的年代：1875～1914》：
帝國的年代是一則寫滿矛盾的擴張和死亡故事，無與倫比的和平造就出無與倫比的戰爭。無限進步的希望隱藏著日漸不安的恐懼，不費吹灰之力的征服孕育了無力招架的毀滅，它似乎永遠斷裂了過去，卻又直接聯絡著現在，我們已不在其中，但不知它還有多少在我們裡面。
當一撮先進國家操刀瓜分落後世界之際，經濟排擋由自由競爭小企業轉換到保護主義大集團，政治動力由中產精英下移到群眾，工人運動從經濟興隆處迸發，資產階級從財富頂端跌落，民族主義揮舞著國旗向右走去，新女性掙出黑暗現身歷史，大眾藝術完成了前衛人士志在促成的文化革命，科學革命瓦解了確定穩固的宇宙真理。古帝國掀起革命巨浪，新帝國籠罩戰爭陰霾。1914年，一場早已預見卻無力阻止的世界大戰，帶來了極端的年代。
《霍布斯鮑姆年代四部曲》第4部《極端的年代：1914～1991》：
20世紀，為人類帶來所能想象的大希望，但同時也摧毀了我們所有的理想。
霍布斯鮑姆以專業史家的精闢洞見和積極參與者的熱情關懷，回顧了這個我們所由來的世紀：兩次世界大戰及無數區域性戰爭給人類帶來的苦難，持續40年的“冷戰”造成的不安，科技進步的利和弊，社會文化變革的長與短，資本主義發展的榮與衰，社會主義程序的得與失，民族獨立與民主運動的起和伏，跨入21世紀前景的明和暗，還有對20世紀在人類歷史長河中的地位和意義的評估等等。
自出版以來，“年代四部曲”不斷再版重印，已成為簡明而深刻的歷史敘述的經典，讓全球數以百萬計的普通人獲得了觸控歷史的機會。只有返觀過去的歷史，我們才能更好地理解今天的世界。對“所有希望瞭解這個世界，並認為歷史對於瞭解世界很有幫助的讀者”而言，這是一套不可或缺的經典著作。
作者簡介
艾瑞克霍布斯鮑姆 英國著名歷史學家、英國皇家科學院院士，享譽國際、備受推崇的近現代史大師。權威媒體評價他是“我們這個時代最重要的歷史學家，更是啟迪大眾心智的思想巨匠”。英國前首相托尼布萊爾盛讚他是“進步主義政治史界的巨人，影響了整整一代政治和學術領袖”。
霍布斯鮑姆的研究時期以19世紀為主並延伸及17、18和20世紀；研究的地區則從英國、歐洲大陸，擴至拉丁美洲。除史學領域外，他也經常撰寫當代政治、社會評論、社會學理論文章，以及藝術、文化批評等。他在勞工運動、農民叛變和世界史範疇中的研究成果堪居當代史家的頂尖之流，在學術界有很大影響。
他也是敘事體史學的大家，其宏觀通暢的寫作風格將敘述史學的魅力擴及大眾，正如《新左派評論》著名編輯佩裡安德森所言：霍布斯鮑姆是不可多得地兼具了理性的現實感和感性的同情心。一方面是個腳踏實地的唯物主義者、提倡實力政治；另一方面又能將波希米亞、土匪強盜和無政府主義者的生活寫成優美哀怨的動人故事。
霍布斯鮑姆一生著作甚豐，真正使他榮登世界“近現代史大師”寶座的，是他的“年代四部曲”：《革命的年代：1789～1848》、《資本的年代：1848～1875》、《帝國的年代：1875～1914》和《極端的年代：1914～1991》。它們結構恢弘，敘事曉暢，成為當代極為流行的歷史著作，讓全球數以百萬計的普通人獲得了觸控歷史的機會。
基於其卓越的文化貢獻，霍布斯鮑姆曾於1998年被英國皇室授予英國榮譽勳爵（Companion of Honour）稱號，也曾獲得過歐洲最受關注且獎金額最高的人文和自然科學獎項巴爾扎恩獎（Balzan Prize）。
進入21世紀後，霍布斯鮑姆依舊筆耕不輟，《趣味橫生的時光——我的20世紀人生》《霍布斯鮑姆看21世紀》等書相繼出版，在離世前幾月，他依然在整理自己的最後一部作品《斷裂的年代：20世紀的文化與社會》。
2012年10月1日，以95歲高齡在倫敦逝世。
書籍摘錄
節選自年代四部曲第二部《資本的年代：1848—1875》
歷史上最偉大的一次移民浪潮始於 19 世紀中葉。
移民的具體情況無法確知，因為那時的官方統計數字反映不出男女老幼在國內乃至在國際之間流動的全部情況。從農村湧向城市，跨地區以及跨城市的人口流動，漂洋過海的移民，前往邊遠地區定居的人們，如此等等，川流不息。
至於流動的方法，現在更難以說清楚。儘管如此，有關這次移民的大致輪廓還是可以勾畫出來。1846—1875 年間，約有 900 多萬人離開歐洲，其中大部分到了美國。 ［3］ 這個數字等於是 1851 年倫敦人口的四倍。在此之前的半個世紀裡，離開歐洲的總人數不超過 100 萬。人口流動與工業化形影相隨。現代世界的經濟發展需要大量流動人口，而新式改良的交通條件又使人口流動更加容易、更加便宜。
當然，現代經濟發展又使世界能夠養活更多人口。在本書所述時期發生的大規模遷徙並非突如其來，沒有徵兆。早在 19 世紀 30 和 40 年代，就已有人預測到不久必定會有大遷徙爆發（見《革命的年代》第九章），然而預測畢竟是預測。原本還是潺潺流動的小溪，如今一下子似乎突然變成了滔滔不息的急流。
1845 年前，每年前往美國的外國人數只有一年超過 10 萬人；但在 1846—1850 年之間，平均每年離開歐洲的人數多達 25 萬人以上，此後五年平均每年達 35 萬；僅 1854 年，前往美國的人數就不下42。8萬。移民繼續以空前規模發展，數量大小不等，隨遷出國和接受國的經濟好壞而定。
當時的移民不可謂不多，但與以後的移民規模相比，卻是小巫見大巫。19 世紀 80 年代，平均每年移居國外的歐洲人達 70 萬—80 萬，1900 年後，平均每年達 100 萬—140 萬。因此光是 1900—1910 這 10年間移居美國的人數，便遠高於本書所述的整個時期。對移民最明顯的限制因素是地理條件。暫且撇開因販賣非洲奴隸而造成的移民不談（奴隸貿易此時已屬非法，英國海軍相當有效地切斷了奴隸貿易路線）。
我們可以說國際上的移民主體是歐洲人，或者更確切地說是西歐人和德國人。當然中國人此時也在流動當中，流向中國北部邊境，流向中央帝國的邊緣地區，流入漢族故鄉以外的地區；住在南方沿海地區的人則移入了東南亞的半島和島嶼上，但人數究竟有多少，我們還說不準。也許人數不是很多。
1871 年在海峽殖民地（即馬來亞）大約有 12 萬人。 ［4］ 印度人在 1852 年後開始向鄰國緬甸移民，不過數目不大。因禁止奴隸貿易而造成的勞動力短缺，在某種程度上由主要來自印度和中國的“契約勞工”填補了，他們的狀況比起奴隸實在也好不了多少。1853—1874 年，約有 12。 5 萬中國人移居古巴。
他們在印度洋群島以及太平洋地區與印度人組成少數民族的雜居區，與古巴、秘魯和英屬加勒比海的華人組成規模較小的華人區。一些具有冒險精神的華人已為美國太平洋沿岸最早開拓的地區所吸引（見第三章），他們為當地報紙提供了不少有關洗衣工和廚師的笑料［舊金山的中國餐館是他們在淘金潮期間開創的（波士頓《銀行家雜誌》說：“此地最好的餐館是從中國來的冒險家開設的。”）。
在經濟蕭條時期，他們又成為政客們進行種族排外的宣傳材料。國際貿易使得世界性的商船隊發展神速，商船隊船員大部分是“東印度水手”，他們在世界各大港口都滯留和儲備了一批數量不多的有色人種。在殖民地招募軍隊又使一部分有色人種首次踏上歐洲土地。（這時期英國的殖民部隊絕大部分是從印度招募來的，並用於印度，或用於英印政府統治範圍之內、倫敦英國政府統治範圍之外的一些地區。）徵召殖民軍的國家主要是法國。法國希望藉由此舉抵消德國在人口上的優勢（這是 19 世紀 60年代的熱門話題）。
就歐洲移民而言，大規模漂洋過海的洲際移民僅侷限於少數國家，在本書所述時期，絕大部分移民是英國人、愛爾蘭人和日耳曼人，從19 世紀 60 年代起還有挪威人和瑞典人，丹麥人從未達到類似的移民高潮。由於挪威、瑞典移民的絕對數字不大，從而掩蓋了它們在其總人口中實際所佔的巨大比重。在挪威新增的人口當中，約有 2/3 跑到了美國，超過其比例的只有不幸的愛爾蘭。愛爾蘭移居國外的人數已超過其人口增長總額。
自 1846—1847 年的大饑荒之後，愛爾蘭每一個 10年的人口均呈下降趨勢。英國和日耳曼的移民雖沒超過其人口增長部分的 10%，但從絕對數字上看，這仍是一支非常龐大的隊伍。1851—1880 年，約有 530 萬英國人離開了英倫三島（其中 350 萬去了美國，100 萬去了澳大利亞，50 萬去了加拿大），這是直到那時為止世界上最大規模的越洋移民大軍。
南歐的義大利人和西西里人，很快也會像潮水般湧向美洲大城市，但此刻他們尚未從其土生土長的貧窮農村向外挪動。東歐人，包括天主教和東正教徒，基本上也穩坐不動，只有猶太人漸漸滲入或蜂擁奔向省城，此後又進入大一點兒的城市（匈牙利城市直到 1840 年才對猶太定居者開放），在此之前，猶太人從未能在大城市定居。
俄國農民在 1880 年前尚未移入西伯利亞的廣闊天地，但他們已大批流入俄國歐洲部分的大草原，到 19 世紀 80 年代基本上完成了在草原定居的過程。1890 年前魯爾礦區幾乎還見不到波蘭移民，不過此時捷克人已向南移入維也納。斯拉夫人、猶太人和義大利人向美洲移民的熱潮約始於 19世紀 80 代。
大致說來，英國人、日耳曼人和斯堪的納維亞人構成了國際移民的主力軍，此外便是自由自在的加利西亞人、巴斯克人等少數民族，他們在拉丁美洲世界無所不在。由於大多數歐洲人是鄉下人，所以大多數移民也是鄉下人。
19 世紀是一部清除鄉下人的龐大機器。多數鄉下人都進了城，至少是離開了鄉下傳統的飯碗，盡其所能地在陌生的、可怕的，但也充滿無限希望的新天地裡尋找生計，在據說遍地是黃金的城裡尋找出路，不過這些新來的移居者充其量只能偶爾撿到幾塊銅片。有人認為鄉下人的蜂擁進城與都市化是同一回事，這話不完全正確。
因為有幾批移民是從較糟糕的農業環境離開，遷移到較好的農業環境定居，這些人主要是在美國大湖區定居的日耳曼人和斯堪的納維亞人，以及稍早來到加拿大定居的蘇格蘭人。1880 年前往美國定居的外國移民當中，只有 10%從事農業。一位觀察家說，“從購買和裝備一個農場所需的資金來衡量”，他們“或許”還稱不上是農場主。
19 世紀 70 年代初期，僅農場裝置一項就要花費 900 美元。鄉下人從地球表面的這一邊跑到了另一邊，如果說這種人口重新安置的現象已不容忽視，那麼鄉下人成群結隊脫離農業的情況就更令人吃驚了。
人口流動與都市化形影相隨，19 世紀下半葉處於都市化過程中的主要國家（美國、澳大利亞、阿根廷），其城市人口集中的速度超過了除英、德工業區以外的任何地方（1890 年人口數量排名前 20 的西方城市中，有五個在美國，一個在澳大利亞）。男男女女不斷擁進城市，雖然其中有越來越多人也許是（在英國則一定是）來自其他城市。
如果他們只是在國內移動，那麼他們並不需要藉助新技術和新發明。在絕大多數的情況下他們都走不遠，如果要遠行，那麼那條連線其居住地和城市之間的小路一定早已被親朋鄰居踩平了，就像法國中部的叫賣小販和農閒季節去巴黎充當建築工的人們早已走慣的路一樣。隨著巴黎建築業的興盛，這類季節性僱工的人數也不斷增加，直到1870 年後他們才在巴黎永久定居。
新的路線有時會因新技術，例如鐵路的問世而開闢。鐵路把布列塔尼人帶到巴黎，他們在抵達巴黎蒙帕納斯（Montparnasse）火車站出入口時便放棄了自己的信仰，便把最具姿色的女孩兒提供給巴黎妓院。布列塔尼姑娘們從此替代了洛林姑娘，成了巴黎煙花巷里人所皆知的妓女。在國內流動的婦女絕大部分成了家庭女傭。她們的女傭生活通常要到她們與同鄉結婚後，或找到其他的城市職業後方告結束。舉家出走或夫婦同行的例子並不常見。
男人在城裡從事的職業，有的是他們家鄉世代相傳的傳統職業 — 卡迪根郡（Cardiganshire）的威爾士人不管跑到哪兒都是賣牛奶、奶油、乾酪；奧弗格納特人（Auvergnats）也總是經營燃料生意，有的幹自己的老本行，如果他們有一技之長的話；有的去做買賣，開個小鋪子，經營食品和飲料。
除此之外，其他人就在建築和運輸兩大部門就業。這兩種行業不需要鄉下人具備他們所不熟悉的技術。以 1885 年的柏林為例，計有 81% 的食品供應人員，以及 83。 5% 的建築工人和 85% 的運輸工人是外地移民。 ［9］ 雖然他們很少有機會能從事技術性較強的體力勞動（除非他們在家鄉學過某種手藝），他們的生活還是比最窮的柏林本地人略好一些。最低工資階層和接受臨時救濟的貧困大軍更可能是由當地人，而不是外來移民所組成。
在本書所述時期，工廠生產這種方式在許多大城市裡還不多見。而此等純屬工業生產形式的工廠 — 主要是採礦業和幾種紡織工業，大部分集中在中等規模但發展極快的城市裡，甚至是在農村和小城鎮裡。這些工業生產不需要多少外來妹（紡織工業除外），外地男工所能事的也只有不需要技術的粗活，工資非常微薄。穿越國境和大洋的移民造成了一些比較複雜的問題，而且這些問題根本不是由於他們移入一個語言不通的國家所引起的。
事實上，移民中最大的一部分來自英倫三島，他們沒有嚴重的語言障礙問題，不像某些國家（例如中歐和東歐的多民族帝國）的移民容易在新移居地遇到語言困難。不過，暫且撇開語言問題不談，移居國外的僑民帶來一個尖銳的問題：他們的國籍歸屬（見第五章）。僑民如留居在新國家，他們是否要割斷與祖國的關係，如要割斷，移民願意嗎？僑民如居住在本國的殖民地，這問題自然就不存在，例如住在紐西蘭的英國人或住在阿爾及利亞的法國人，他們只是把原來的國當作“家”。問題最尖銳的地方是美國。
美國歡迎移民，但又對移民施加壓力，要他們儘快變成使用英語的美國公民，理由是任何一個理智的公民都希望成為美國人。事實上多數移民也的確如此。改變國籍當然並不意味著與原先國家一刀兩斷。恰恰相反，移民們典型的例子是，當他們到了一個新的環境後，便很自然地與命運相同的人抱成一團，原因是新環境對他們太冷淡了。19 世紀 50 年代，美國當地人對如潮水般湧來、飢腸轆轆、“愚昧無知”的愛爾蘭人的反應，就是仇視和排斥。
於是，他們自然而然地退到他們的同胞當中，同胞是他們唯一熟悉的、能夠給予幫助的群體。美國對移民而言不是一個社會，而是一個掙錢的地方，它教給移民的第一句正式英語是：“我聽到笛聲響，必須趕快進工廠”（這句順口溜刊登在國際收割機公司為波蘭勞工學習英語而印製的小冊子上。這是第一課，隨後的句子是：我聽到五分鐘的笛聲／是去上工的時候了／我從大門口的牆上拿了牌子，把它掛到工作部門的牆上／換好衣服，準備工作／午飯鈴響了／趕快吃飯／不打鈴不準吃飯／五分鐘後鈴又響了／丟下飯碗準備上工／專心做工，直到鈴響才下班／換上乾淨衣服／我必須回家）。
第一代移民，不論男女，不論如何勤奮學習新生活的技巧，他們仍強迫自己聚居在一起，從古老的習慣中，從自己的同胞中，從對他們輕率拋棄的故國懷念中，獲取支援和安慰。生活豪放不羈的愛爾蘭江湖藝人，即將在美國大城市創立現代流行音樂這一行，他們那對天生會笑的眼睛使他們發財致富，但其成功不是無緣無故的。
甚至富庶的紐約猶太金融家，例如古根海姆家族（Guggenheims）、庫恩家族（Kuhns）、薩克斯家族（Sachs）、塞利格曼家族（Seligmanns）以及萊曼家族（Lehmanns）的人，他們腰纏萬貫，凡能用錢買到的東西他們都有，而一切東西幾乎都能用錢買到，但他們還不是美國人，不像住在維也納的沃特海姆斯泰因家族（Wertheimsteins）自認是奧地利人，住在柏林的布萊克魯德爾家族（Bleichroeders）自認是普魯士人，甚至已經國際化了的羅斯柴爾德家族，住在倫敦的便自認為是英國人，住在巴黎的便自認為是法國人，而住在美國的既是美國人，又是德國人。
他們說話用德語，書寫和思維也用德語，參加德國的結社，倡議發起德國人的組織，他們常把孩子送回德國上學。 然而移民出國需要克服數不勝數的基本物質困難。他們首先要弄清楚該去哪兒以及到了那裡能做什麼。他們必須從遙遠的挪威石質高原前往明尼蘇達，從波美拉尼亞（Pormerania）或勃蘭登堡（Brandenburg）前往威斯康星州的綠湖地區，從愛爾蘭凱里郡（Kerry）的某個市鎮到芝加哥。
要花多少錢還不是一個不可克服的難關，然而遠洋郵輪統艙的條件，卻是極其糟糕，就算還未置人於死地，但也惡名遠揚，特別是在愛爾蘭大饑荒後。1885 年移民從漢堡到紐約的船票是 7 美元。從南安普敦到新加坡的船票價格，已從 19 世紀 50 年代的110 英鎊減少到 19 世紀 80 年代的 68 英鎊，當然，這條航線的客輪是為身份較高的旅客所提供的。
船票之所以便宜，不僅是因為身份低賤的船客不會要求比豬狗好多少的吃住條件，他們也允許，也不是因為移民所佔空間較少；甚至也不是因為交通量的增加而降價，而是由於經濟原因：移民是非常合算的散裝貨。也許對大多數移民來說，到達登船口岸 — 勒阿弗爾、不來梅、漢堡，尤其是利物浦 — 的路費，要比橫渡大西洋的費用貴得多。
即便如此，對許多非常貧窮的人來說，這筆錢也未必拿得出來，雖然他們在美國、澳大利亞工資較高的親戚能輕易籌措這筆費用，寄回國內。事實上，這筆錢只是他們從國外匯回祖國的眾多匯款中的一部分，因為移民不習慣國外新環境中的高消費，遂都成了儲蓄能手。僅以愛爾蘭人為例，19 世紀 50 年代早期，他們一年匯回的錢款便有 100萬英鎊到 170 萬英鎊之巨。 然而，如果窮親戚愛莫能助，形形色色的承包商、中介人便會為了賺錢而出面安排。
只要一方需要大量勞動力（或土地，住在威斯康星州普林斯頓市的一位德國鐵匠買了一塊農田，然後以信貸方式出售給自己的移民同胞），另一方對接納國的情況又一無所知，雙方遠隔重洋，代理人或中介人便可從中大發其財。這些人把人像牲口一樣往輪船上趕。輪船公司急於填滿統艙裡的空隙，政府則希望把移民送到杳無人煙的廣闊天地裡去。中介人便與政府和礦廠、鐵砂公司聯絡，將人送到礦主、鐵廠廠主以及其他亟須勞動力的僱主手中。
中介人從礦主、廠主處獲得報酬，也向可憐的男女移民索錢。這些孤立無援、不知所措的男男女女，可能得被迫穿越半個陌生的歐洲大陸，才能抵達大西洋登船港口。從中歐到勒阿弗爾，或渡過北海，穿過雲霧繚繞的本寧山脈到達利物浦。我們可以猜想出，這些中介商是如何利用移民舉目無親，對情況一無所知、手足無措的困境進行盤剝勒索，雖然那時的契約勞工、負債農奴可能已不多見，只有一船船從國外運到農場充當勞工的印度人和華人（這麼說並不表示受騙的愛爾蘭人不夠多。
不少愛爾蘭人曾在故鄉付錢給某個“朋友”，但這筆錢卻無法幫他在新世界找到一份工作）。大致說來，移民中介人的活動是控制不了的，頂多只能對海運條件進行某些檢查，這項工作還是因為 19 世紀 40 年代末發生了可怕的流行性傳染病後才開始進行的。中介人的背後通常有大人物支援。19 世紀的資產階級仍然認為，歐洲大陸人口過剩是因為窮人太多，窮人輸出越多，對資產階級越有利（因為他們可以進一步改善自己的生活條件），對留下的人也越有利（因為勞工市場上勞動力過剩的情況可獲紓緩）。
慈善機構，甚至工會組織對付貧窮和失業的唯一可行辦法，就是幫助那些向他們求援的窮人或是工會會員移居到國外去。在本書所述時期，工業化進展最快的國家也就是那些對外移民的大戶，如英國和德國。這項事實證明，慈善機構和工會組織的做法似乎不無道理。
從今天的觀點來看，那時提出的移民論據是錯誤的。整體而言，輸出移民的國家如果將其人力資源予以利用，而不是將他們趕走，對國家的經濟會更有利。新世界（美國）卻與它們相反，它從蜂擁而至的舊世界（歐洲）移民中，獲得了無法估量的經濟好處。當然，移民自己也獲得莫大好處。移民在美國窮困潦倒、慘遭剝削的最嚴重階段，要到本書所述時期結束之後才出現。
人們為何要移居國外呢？絕大部分人是出於經濟原因，也就是說因為他們貧窮。儘管 1848 年後加上了政治迫害因素，但在龐雜的移民大軍中，政治和意識形態難民只佔很小一部分，甚至在 1849—1854 年間也是如此，雖然移民中的激進分子一度控制了美國的半數德文報刊，利用報刊控訴自己國家對難民的迫害。
激進分子中的基本群眾，像大多數不帶意識形態的移民一樣，很快便在國外定居下來，其革命熱情也轉移到反奴運動上。出於宗教原因而到美國尋求更大自由並進行相當古怪的宗教活動的移民不能說沒有，但與半個世紀前相比也許不太突出，如果其原因是在於維多利亞政府對正統的看法不像以前那麼嚴厲就好了。不過對於國內摩門教教徒的逃往國外，英國和丹麥政府倒是挺高興的，摩門教的一夫多妻制為它們帶來不少麻煩。東歐的反猶太人運動也是後來的事，該運動造就了大規模猶太移民。
人們移居國外是為逃避國內的貧窮境況，還是為了到國外尋求更好的生活條件？這個問題爭論已久，意義不大。毫無疑問，窮人移居國外的可能性比富人出走的可能性更大，如果他們的傳統生活難以維持或根本無法維持時，移居國外的可能性就更大。因而在挪威，工匠移居國外的可能性比工廠工人大；船民、漁民在他們的小帆船無法與新問世的汽船匹敵之後，便準備一走了之。
同樣毫無疑問的是，在這一時期，任何拋棄祖輩居住地方的想法都被認為是大逆不道的。因而要想把人們從故鄉推進一個未知的世界，就需要有某種變革的力量才行。一位原本在英國肯特郡農場出賣勞力的僱工從紐西蘭寫信回家，感激原先的農場主人採用停業的辦法迫使他遠離家園，因為他現在的境況比以前好多了。要不是迫於無奈，他是不會離鄉背井的。
當大規模移民成為普通人經歷中的一部分時，當基爾代爾郡（Kildare）的每個孩子都有表兄、叔叔或哥哥在澳大利亞或美國時，離家出走（不一定永不復返）便成為人們常見的選擇。選擇的依據是對前景的估計，而非單憑命運，如果有訊息說澳大利亞發現金礦，或美國就業機會很多，待遇很高，移民便蜂擁而至。
反之，1873 年後的若干年裡，移民人數急轉直下，因為當時美國經濟極不景氣。還有一點也毫無疑問，本書所述時期的第一次移民狂潮（1845—1854），基本上是因為饑荒和人口增加對土地造成的壓力而引起的，主要發生在愛爾蘭和德意志。在這波移民狂潮中逃往大西洋彼岸的移民，愛爾蘭人和日耳曼人便佔了 80%。
移民並不一定一去永不返。許多移民夢想在國外賺足錢，然後回到家鄉，接受家鄉父老的尊敬，這部分人佔多大比例我們尚不得而知。其中有相當一部分人 — 約佔 30%—40% — 也的確回到老家的村子裡，回國最常見的原因是他們不喜歡新世界，或無法在美國立足。有些人回去後又移居國外。
由於交通領域的革命，勞工市場終於擴大到囊括整個工業世界。特別是對有技術的男性工人而言。以英國行業工會的領袖為例，他們可能在美國和國外某地工作過一段時間，也可能在紐卡斯爾和巴羅（Barrow-in-Furness）工作過一段時間。事實上，對義大利和愛爾蘭那些隨季節移居他國的農民和鐵路工人而言，在這個階段，利用農閒淡季前往大西洋對岸工作，已經是可能的事了。
實際上，在這場大幅度增加的移民浪潮中，也有相當數量的非永久性活動 — 臨時的、季節性的或僅僅是流浪性的活動。這種活動本身並無新鮮之處。在工業革命之前，收完莊稼的農民、流浪漢、走街串巷的修補匠、沿街叫賣的小販、運貨的馬車伕以及牲畜販子，早已屢見不鮮。新經濟的飛速發展以及向全世界的輻射，肯定需要 — 因此也產生了 — 新形式的行蹤不定之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