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怒漢》涉及到的是一個根植於西方文化中的母題：申辯。申辯的主體是普通民眾，與民主傳統吻合；形式是司法、陪審團亦是西方自古以來的政治形勢。申辯的關鍵：有罪或無罪，能決定這一點的就是事情的真相到底是什麼。能夠如此淋漓盡致地講陪審衝突、人性糾纏還有對真相的探尋展現出來的影片，只此一部。

首先講《十二怒漢》之群眾。憤怒來自於群眾。陪審團中十二人，雖然不是底層人民，個個穿著得體，打扮精神，法庭上文質彬彬，但是私下討論時說話卻互相攻訐、毫不客氣。不過最關鍵的在於，其中每一個人都有自己的特質，而且看完整部影片，就會看到十二個人在共同探尋真相中的轉變。

所以這種怒到底來自何處？來自於一個人的不妥協，從一開始，一票“無罪”與十一票“有罪”的對抗開始，一位對此案件深懷質疑的人開始。陪審團的規則是：每個人最後必須作為集體達成一致意見。就在此問題上產生了疑惑，一開始眾人都向宣稱“無罪”的8號陪審員給出盤詰，但是很快矛盾四起。

當一群素不相識的“體面人”開始討論時，就發現每個人都不可避免地觸犯著他人的禁忌與邊界。一個大腹便便，看似資本家的人憤怒地發表著歧視言論，卻不料另一位先生正是出身貧民窟；

一個廣告商講著無聊的笑話，卻不意傷害到了另外一個歐陸口音的鐘表匠，一個等著看球賽的人不斷抱怨著溼熱的天氣，卻將廢紙扔到了另一位老者身上……矛盾衝突不斷，幾乎沒有人是清醒的，先是燥熱的天氣，而後是瓢潑大雨，場景不斷激化著大家的矛盾，每個人都怒氣衝衝，而這就是陪審團的構成。

或許只有一位先生是清醒的，名為戴維斯，全片只有戴維斯和老人麥克卡多的名字出現，其餘人皆佚，而也正是這兩位先生在整個案件中為孩子的無罪辯護做出了極大的貢獻。整部電影的節奏很緊張，因為各人之間的攻訐一刻也沒有停下來。一開始只是對戴維斯的盤問，但當戴維斯出具對證詞和證據的質疑後，大家開始變得猶疑不定，並且討論幾度失控。在戴維斯清楚地列舉證據之後，眾人開始一個接一個地被駁倒，並且加入了“合理懷疑”的隊伍，發現了案件背後的過程並不是那麼簡單。

這可以說是對西方民主制的一種宣傳，影片中實際上也出現了這種口號，但是排除年代和政治因素，它的確展現了陪審團民主制的精神。只需戴維斯一個清醒的人，當他不斷提出質疑後，會領導著一群烏合之眾逐漸走向事情的真相。

只需一人，我們可以看到，這種制度暗示即使是一群瘋狂的怒漢，在攻訐與爭吵中，似乎也可以不斷地勘察細節，然後一步一步無限走向事件的真相——即使真正的真相已經無譜可查。但是這一推理過程中，像兇器、證詞、目擊等等相關看上去牢不可破的證詞，被一一拆解，當眾人真正開始凝視這一案件之後，案件表面的偽裝也就逐漸褪去。

戴維斯是開頭的一環，但是沒有後來加入的眾人，此任務仍然無法完成，他們本身對於真相的探索，把自己從憤怒的狀況中拖拽出來，走向一種對事物本身的質疑與探索。這是西方民主政治的一種讚揚，但是更深層次，是對於勇於探索事物真相的精神與相信大眾有這種能力的強烈信任感的肯定。

但是實際上每個人一開始都不是“合理懷疑”的，大家太容易被外表迷惑雙眼，於是迷迷糊糊中就可能將一個人的性命做了兒戲。而尤為精彩的設計有兩處，正是兩個認定男孩有罪的人，他們在整個討論過程中製造麻煩，兇惡地攻擊和詆譭著試圖轉變態度的眾人。

其一像是個大腹便便的資本家，發表著聳人聽聞的歧視言論。他認定了自貧民窟中出來的人，謀殺，對他們來說不過是家常便飯，並且前後毫無教養地打斷他人。以至到最後，所有人或起身或背身，全部扭頭過去，不再聽他的言論，他才明白原是自己無理取鬧，影片中展現出冷落他的場景幾乎給人一種窒息感，同時又帶給大家內心極大的喜悅——終於看見他受到了眾人的制裁。

另一人則是一位父親，他堅決地認定了這個男孩有罪，因為他認定生活本身就如此：孩子上位，父親退下，父子之間本就是激烈的矛盾關係。所以當他成為最後一個持“有罪”意見的人之後，他也發狂似的控訴著這個孩子。但是在一切被分析之後的證據擺在面前時，沒有一個證據可以證明孩子有罪。

即是案件中的男孩，也極有可能是他自己的孩子，他在撕碎了自己與兒子的照片後，痛哭著說出“無罪”。或許也發現自己終於可能錯怪了自己的兒子，最後的無罪判決，或許也是與自己和解的一種方式。

影片的環境設計就在一間小屋中，沒有任何多餘的場景，也沒有多餘的資訊，我們甚至都不知道眾人叫什麼。每一個資訊都至關重要，十二怒漢性格各異，每個人之間的爭執都各不相同甚至毫不相干。但是正是在每個人之間強烈的衝突之下，真相才慢慢浮出水面。而且這一過程很明顯並不是科學家式的，手術刀般冷冰冰的分析，而是在每個人帶有著不可告人的情緒中進行推理。

每個人都很憤怒，一方面由於個人的侷限性，但也正是因為在這一過程中對於他們屬於人的領域的冒犯。每個人都只是被編上號：一至十二。在探討過程中不僅逐漸還原了整個案件，也塑造了每個人的特點。雖不知名，但已經忘不掉人物形象。

至於鏡頭來講，特寫，近景佔主要。特寫描寫人物，近景則體現眾人的意見分歧和場上的勢力分佈，都比較好理解。其中鏡頭變化也有很多，不作展開分析。

申辯的母題，可以追溯到柏拉圖寫作的《申辯篇》。其中蘇格拉底就是為自己在做無罪辯護，其驚險程度不亞於甚至過於本片。雖然蘇格拉底的辯護失敗了，但是他的遺產留下來。他追求事物真相的質疑精神與勇氣留下來，細緻分析、不斷盤詰的“助產術”留下來，在歷史的長河中重新浮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