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禺被譽為“中國的莎士比亞”。曹禺不僅在家族敘事中形成了一種情節模式，面目在人物形象塑造上確立了一系列文化符號。他筆下的家長形象、長子形象以及缺席的母親形象都富於文化原型意味。曹禺成長在家長專制、父子衝突嚴重的家庭裡據他回憶：“我父親畢竟是個軍人家庭出身的官僚，他的脾氣很壞，有一段時間我很怕他。他對我哥哥很兇很兇，動不動就發火……他們父子兩個人仇恨很深很深，父親總是挑剔他。哥哥恨透了父親。家中的空氣是非常不調和的。

整個家沉靜得像座墳墓，十分可怕。”個人成長經驗直接影響了曹禺的家族敘事，其劇作中的家長形象往往是文化專制的符號。周樸園、曾皓，乃至於《原野》中焦母，都表現出相似的專制、冷酷、自私。這些一家之長是現存秩序的維護者，是異己力量的迫害者。他們即便偶爾流露出人性的溫情，也僅限於某種極為特殊的情況。曾皓將自己的威嚴樹立於指斥子女無能規範孫子行為方式上“家教”與“規矩是他鞏固家族制度的法寶，也是他被抽空了精神的軀殼的依附。

比起曾皓，周樸園雖屬新興資產階級的代表，正處於生命中的創造與上升階段，骨子裡卻是地道的封建家族制度的遺老。在家庭生活中，他頤指氣使以自己的意志為家庭最高意志，不許孩子表達個人見解，不許妻子任性，要求自己的家庭給外界以秩序井然的印象。如果說曾皓的專制在外在表現上是間歇性的，周樸園就是經常性的。無論外在表現上有何差別，說到底，曹禺筆下的家長形象都是父權文化原型中的文化專制符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