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上的每一年，都是尋常的一年，又都是不平凡的一年。

1470年，在中國北方的京師重地，大明朝正在經歷著內憂外患。明憲宗命令撫寧侯征討韃靼，雖然獲得了一些勝利，但是這一邊患將在中國北境持續數十年。同時，北方數地發生水旱災害，一場大饑荒，令百姓賣兒賣女，吃盡草木。

1470年，歐洲的亞平寧半島城邦林立，欣欣向榮，一場“文藝復興”正在漸入佳境。這一年，在佛羅倫薩，18歲的達芬奇協助老師韋羅基奧創作了一幅《基督受洗》。江山代有新人出，達芬奇的技術如此出色，傳說連韋羅基奧都自愧不如，從此放棄了作畫。

也是在1470年，在中國南方的蘇州，在那一年的春天和冬天裡，在一個商人家庭和一個書香門第中，先後誕生了兩個孩子，分別取名：唐寅、文徵明。

在這個繁華的城市裡，他們也將同歐洲文藝復興的巨匠一樣，引領一場新的藝術潮流。

唐寅 《春山伴侶圖》

15、16世紀，東西方文化都處在重要的節點上。唐寅和文徵明出生的地方，儼然中國文化的後花園。

北方把愁雲籠聚了去，卻讓南方的陽光越來越明媚了。在這裡，已感受不到皇室的高壓，也全無災難和戰爭的陰霾。優遊林下的文人生活，秀雅清潤的藝術情趣，在這裡等待著唐寅和文徵明。

從出生那一刻起，他們的生活就註定富足無憂。蘇州地處三江五湖的懷抱中，城內橫塘縱浦，氣候溫和，從宋代以來就是南方富庶的魚米之鄉。至明代成化年間，工商業興旺也發達起來。這裡水運便利，四通八達，財貨廣居，四方商人云聚，社會繁華富麗。物質和精神享受的繁榮，也刺激了對藝術的需求。

從出生那一刻起，他們也註定會進入一個圈子。三國東吳時期，吳地就有顧、陸、朱、張等著名的文化世家。元代末年，東南蘇州、無錫、松江、吳興等地，是文人彙集的文化中心：黃公望、王蒙、倪瓚、陶宗儀、陳惟允……俱為一時名士，在此結社會友，遊冶江湖。百餘年間，禮義漸摩，前輩名德多以身率先，帶來習文重藝的文化空氣。

所以，從他們出生那一刻起，儘管身世背景完全不同，但似乎就註定了遇見對方。從那一刻起，他們就註定不平凡。

文徵明 《山莊客至圖》

文徵明的父親文林，曾任溫川知府。吳中文人密切的聯誼網路，無論蔓延出去多遠，總會連到文家這裡。許多文士身居高位，也願意指導後學，比如官至禮部尚書的吳寬、太僕寺少卿的李應禎，後來成為文徵明的文學和書法的師長。

文林常與各家文人、官員往來，卻尤其喜歡一個商人家的孩子。那個孩子名叫唐寅，與徵明同歲，後來取字伯虎。文林欣賞伯虎的才華，很注意提攜這個“圈外”的孩子。

文林知道，唐伯虎與文徵明是截然不同的孩子。徵明小時候看上去並不聰明，到了八九歲時說話還說不清楚。不過，文林不怎麼擔心：“我兒是大器晚成，無礙的。”

相比之下，伯虎從小聰明伶俐，是個神童。他的爸爸唐廣德出身商賈，卻希望兒子讀書做官。見兒子天資聰穎，廣德很欣慰：“此兒必成名。”可是看著兒子從小頑皮、不拘禮節的樣子，為一般士大夫子弟所少見，廣德又不禁嘆氣：“殆難成家乎。”

知子莫若父。最先預判了唐伯虎和文徵明一生命運的，是他們的爸爸。

文徵明 《東園圖》區域性

蘇州的畫家群體，透過父子、師生遞相傳授，畫友間密切交往，相互濡染。

把他們緊密聚集在一起的是血緣、姻親、師生和朋友關係。

在一個重視師承家教的文化網路中，維繫文人交往的紐帶是愛好、氣質和人生理想，卻非門戶之見。

所以，當沈周面對文徵明和唐伯虎這兩位後生的時候，儘管兩個孩子的背景與性格完全不同，但都願意傾囊以授。

沈周是文林的好朋友，比徵明、伯虎年長四十多歲，是他們的長輩。沈周名聲極大，後來文徵明說他這位老師：“我家沈先生不是凡人，是神仙中人。一百個文徵明加起來，也抵不過他。”

站在老師的畫案前，年輕的文徵明除了敬仰，也有自己的想法。他的目光隨著沈周的筆端，劃過大幅的宣紙，在那些粗放遒勁的山山水水裡，他看見了自己家鄉的風光，也不自覺地神遊著趙孟、倪瓚的世界，在他心裡幻化出更加縝密細膩的線條。

很多年之後，當唐伯虎站在桃花塢的畫室裡，他的腦海裡閃回著當年和文徵明一起在沈周那裡學畫的一個個片段。在他遇見一位叫周臣的老師之後，在他遭遇人生中那些難以承受的坎坷之後，他終於拋卻了很多從沈先生那裡學來的東西。儘管如此，在某些畫面的枝葉和屋宇上，早年的歲月還是依稀地留了下來。

沈周 扇面

1509年，八十三歲的沈周與幾位後生合作了一幅《桃渚圖》，合作者有文徵明、唐伯虎，有周臣，還有一位不到二十歲的年輕人：仇英。

文徵明喜歡仇英，畫完《二湘圖》時，曾延請仇英為這幅畫設色。儘管當時只是一個年輕的漆工，但是當仇英邁入文家的大門時，他已經進入了另一個生活圈，再也沒有回過頭。

在仇英身上，唐伯虎更能看到自己的影子。他們都出身卑微，沒有什麼顯耀的家世，因才華而得到前輩的賞識，結識了大量的文人墨客，擺脫了原來的生活圈層……仇英同唐伯虎一樣，喜歡南宋的院體畫，在對各家風格的廣泛取法上，較唐伯虎更甚。

仇英 《仙山樓閣圖》

仇英和唐伯虎有同一位老師：周臣。不過，真正讓他開闊眼界的，是在臨近蘇州的浙江嘉興、收藏家項元汴的家裡。

項元汴的藏品之富，甲於江南。當項元汴專誠邀請仇英去他家裡臨摹古畫的時候，仇英充滿了期待。他對收藏家也並不陌生。蘇州的吳寬、徐有貞、王鏊、李應禎等官員，以及沈周、文徵明等畫家，也悉心蒐集和收藏曆代書畫。收藏家與畫家都是朋友，經常一起品賞名畫，互相題識。

那時候的許多畫家，都是在歷代名跡中汲取傳統的營養，開拓藝術的視野。在項元汴家裡，仇英一邊臨摹古畫，一邊精進著他嫻熟的繪畫技巧。

終於，天底下，沒有仇英學不會的畫。

仇英 《清明上河圖》區域性

蘇州的文人畫家，看得多，學得多，遠不是刻板的皇家官方畫師所能比的。

他們接受著良好的古典藝術陶養，住在精緻的園林裡，卻有著海納百川的態度。

溫文爾雅的蘇州文人，總是默默地保留著他們的反抗精神。弘治、正德年間的前七子復古運動，吳中的徐禎卿即是其中一員。他們反對臺閣體，批評那種應制頌聖應酬題贈的文字“嗶緩冗沓，千篇一律”，而主張從優秀的古代文學中增長知識，開擴心胸。

沈周、文徵明、唐伯虎、仇英，都自覺或不自覺地汲取著“古文運動”的精神，

在對傳統繪畫的學習和研究中，追求清新含蓄的風格，表現文人遊賞、憩息、聚會的生活情狀，卻很少去歌功頌德。

在皇室的鉗制下，本已岌岌可危的放逸的藝術風尚，在蘇州的土壤上成長了起來。

沈周 《桃花書屋圖》

仇英在項元汴家裡遍覽了歷代古畫，而在南邊一江之隔的餘姚，曾走出過一位與文徵明、唐伯虎年紀相當的哲學家，名叫王陽明。他說，“物理不外於吾心。”沈周也曾說，“山水之勝，得之目，寓諸心，而形於筆墨之間者，無非興而已矣。”吳門畫家在畫山水時，重視內心感受的重要性，與王陽明的觀念冥冥相合。

蘇州的畫家，是心性自由的畫家。

他們畫自己的江南，畫自己的園林，畫自己的生活，畫自己的感悟，畫自己的心。

唐寅 《風竹圖》

沈周與文徵明、唐寅、仇英合作《桃渚圖》那一年，也是他生命最後的一年。

看著這幅寧靜典雅的畫，沈周會感到很欣慰。幾位先後受他影響的後生，秉承著吳地尚意趣、精筆墨、饒士氣的傳統，又都發展出各自的特色：文徵明深秀而簡勁，唐伯虎豪放而幽奇，仇英精煉而富麗……

後世把他們四位稱為“吳門四家”，而蘇州似乎足夠代表整個明代的文藝界，所以他們又稱“明四家”。

沈周 唐寅 文徵明 仇英 人物四段合卷

“不鍊金丹不坐禪，不為商賈不耕田。閒來寫幅丹青賣，不使人間造孽錢。”

從來沒有哪個時代、哪個地方的畫家，像明代蘇州的畫家那樣，與商品經濟有著如此密切的關係。

唐伯虎嚷嚷著賣畫賺錢的時候，他知道，這事沒什麼可藏著掖著的。他也聽說過沈先生的一個故事：有一天，有人找上門來，因母親生病，家中窘困，臨摹了一幅沈周的畫，請求沈周題上幾個字，可以賣個好價錢。沈周很同情，於是把畫稍微修改了一下，題上款，蓋上章，幫那人賣了高價。

沈周 《落花圖》區域性

仇英和唐伯虎一樣，都是以賣畫為生的人。

繪畫不只是愛好，也是謀生的手段。他們的畫是藝術品，也是商品。

唐伯虎和仇英，並非沈周、文徵明那樣家大業大的人。他們要去服務更廣大的市場需求，就必須適應各種藝術口味。他們身上，既有文人的淡雅灑脫，也有職業畫家的細緻嚴謹。所謂“雅俗共賞”，大概就是他們那個樣子。

在一個商品經濟的環境裡，蘇州文人畫家的確沒有前輩那樣孤芳自賞的清高、那般珍重自己的作品。沈周和文徵明也常常要應付上門求畫的人，在短暫的時間裡快速作畫，滿足立等可取的主顧。

在龐大的藝術市場裡，以四家為代表，蘇州的畫家多以畫為業，文嘉、文伯仁、錢穀、陸治、陸師道、王谷祥等等，儘管風格不相一致，但秉承著家傳或師承，成為了明代聲勢最浩大、影響最深遠的文人畫派。

仇英 《臨宋人畫冊》

然而，

“有明一代，高手出吳門，末流亦在吳門。”

以吳門四家為代表的高手，在人品和技藝上，還都是值得信賴的人。幸虧他們有涵養、品性高，雖不自覺地受商品經濟的影響，壞處還不是很明顯。不過，他們的後人，卻未必了。

等到四家作古，吳門畫派走到末期、開始衰落的時候，一些末流畫匠以賣畫餬口，粗製濫造、臨摹作偽氾濫。此時繪畫，仍是商品，卻已經是庸俗的那種了。

也難怪後來有人慨嘆：現在的人啊，不認得一個字，也沒見過古人的真跡，隨便想畫啥就畫啥，畫個山啊畫個水啊，畫個草啊畫個木啊，就掛到市面上去賣，換幾鬥米，那畫還好得了嗎？

唐寅 《沛臺實景圖》

從表面上看，吳門的精神中充滿了遊山玩水、閒居雅樂，但是要抓住那種文人本真的志趣，豈是易事？

吳門一代高手，獨立於豪華盛世之中，卻能做到清心寡慾，不求名利，專心致志，精研繪事，是他們取得藝術成功的根本原因。他們創作藝術，既抒寫個人情志，也藉此謀生，適應著身邊多層次的社會，怡人怡己。從容的人生態度，高雅的藝術格調，都是他們高人一等的地方。

因為沈、文、唐、仇，蘇州的文化面貌得以自成一格，在中國的文化地圖上立起“吳門”二字。縱然沒有什麼是永恆的，但是在我們今天愛的蘇州裡，始終有他們的氣息。

唐寅 《步溪圖》

蘇州還是那個蘇州，可是通往吳門的道路，似乎已經被荒煙蔓草掩埋，方向不明。到底哪裡是“吳門”？其實，無論沈周、文徵明，還是唐伯虎、仇英，他們所完成的工作，即是

“日常生活審美化”

的過程。他們追摹前人的創作，也將自己的生命活力與生活熱情，傾注在畫筆之中，巧妙佈置著文人生活中常見的要素，構成自己的審美人生。

在今天蘇州的精神狀態和生活習性裡，仍然有著對藝術品味的追求，對傳統文化的情有獨鍾。

曲徑通幽的園林，小橋流水的城市，精美典雅的陳設，優雅細膩的戲曲……無處不滲透著生活藝術化的氣息。或許，正是因為懂得對藝術審美的吸納、對精神享受的崇尚，才能呈現出寬容大度、多元共存的氣象。

一望煙水，吳門四家。

瞭解中國藝術，蘇州是繞不過的地方，“明四家”也是繞不過的名字。

四個人，足可以撐起一個時代，成就一個城市。歷史的痕跡可能被埋沒，但我們仍可以開啟幾幅畫，翻開一套書，透過娓娓道來的文字和精美細緻的圖畫，回到那個一眼望不穿的地方，去那個繁華璀璨的時代，去看那些依然鮮活的面孔。

吳門的故事，在他們的歲月裡講完了，在我們的世界裡，卻是永遠待續的。沒有人不愛他們的故事，他們的故事裡，依然有我們的源流活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