祭祀，它本來是對神的，後來發展到對人。禮的內涵主要有兩個方面：一是典章制度；二是社會一切人的行為舉止、儀節規範。其核心是等級制度。禮制文化是古代傳統文化中的重要組成部分。禮一開始就是為適應社會穩態結構的需求而產生的。古代人死了不是馬上就下葬的，要停棺一段時間。

天子、諸侯、大夫等死後多少時間下葬，什麼人參加葬禮，送什麼東西，等等，第一條就講這個。第二條講國君外出和回來，都要在宗廟裡祭告。第三條講魯國在桓公廟的柱子上漆紅色，在桷子就是方形的椽子上雕花，都是不符合於禮的。因為按照禮制，古代自天子到大夫、士，都不雕刻椽子，也不用紅色漆柱子，所以是“非禮”，是僭越。古代禮制的規定是很嚴格的。魯國的季氏用“八佾”的舞曲在庭院中演奏。“八佾”的舞曲只有天子才能用，大夫是不可以用的，否則就是僭越。

所以孔子很憤怒，說：“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在周人的觀念中，喪葬祭祖等儀節都是禮的體現，所以《左傳》對天子諸侯之間的嫁娶喪葬等禮儀記載不厭其詳。諸侯國每有大事，都要到祖廟告祭，聽取意見，祈求祖先的福祐。祭祀是頭等大事，主祭者，也是政權的擁有者。這裡我舉一個例子。衛國的獻公，曾經被驅逐出國，他為了求得返國，與國內的大臣寧氏談判，他寧可讓寧氏執政，也不肯放棄祭祀之權，所謂“政由寧氏，祭則寡人”，可見當時人對祭祀的重視。

《左傳》中對“禮也”“非禮也”即合符禮制與否的記載是相當多的，上自國之大事、外交往來，下至宗廟中的布飾定製、生活起居，都有關於禮制標準規範的記載。根據《左傳》裡的記載，春秋時期的人認為，“禮”有“經國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後嗣者”的重大作用，所以《左傳》對於“禮”給予再度的強化。比如，隱公七年陳國大夫名叫五父的到鄭國參加盟會，“歃如忘”，即歃血盟誓時心不在焉，是為無禮。歃血盟誓的時候是非常嚴肅的，怎麼能心不在焉呢？鄭國大夫洩伯看他那個樣子，就預言說：“五父必不免”。不免，就是不能免除災難。後來五父果然為蔡國人所殺。

這是一個例子。再一個例子就是成公十三年，成肅公在社廟接受祭肉時也不恭敬，劉康公預言其將“棄其命矣”，就是說將會沒命。僖公十一年，周王派召武公、內史過賜命於晉惠公，“賜命”是什麼意思呢？按周朝的禮制，新國君即位，周天子要給予冊封，送一個禮物，以表示祝賀和榮寵。這是很嚴肅、很莊嚴的。晉惠公是新即位，所以周天子派兩位大臣來冊封。但是，晉惠公受玉時卻懶洋洋的，態度不敬，內史過回去向周王報告說：晉惠公恐怕要絕後了，即斷子絕孫，因為他受玉時懶洋洋的，大不敬，這是自棄啊，怎麼會有後代呢？現在來看有些唯心成分，非禮跟有沒有後代有沒有必然聯絡？未必。立國立身都要靠禮，禮不確立，就不能長世。後來晉文公返回晉國即位，殺了晉惠公兒子晉懷公，惠公果然無後，應了內史過的預言。且不管預言是否唯心，我們要說明的是《左傳》作者透過這樣來說明當時人也好，《左傳》中作者也好，都是對禮制非常崇重。

輿是車子。這裡強調一種虔誠的內心追求，而不是像五父、成肅公、晉惠公那樣的心不在焉的形式上的應付了事。禮作為“國之幹”和“身之幹”，還體現在外交往來、朝聘盟會與戰爭之中。魯襄公九年，晉國糾集魯、齊、宋等國伐鄭，並要挾鄭人求和以立盟約。所以晉國大臣知罃要求諸侯國好好地修德、治理好國家，與盟國友好。修德也包括守信，即講信用。《左傳》記載，如果不講信用，就不是修德，就是非禮。這裡引一條。楚國的執政大臣子反不守信用，要違背與晉訂的盟約；申叔時預言：“子反必不免。信以守禮，禮以庇身。信，禮之亡，欲免，得乎？”果然，第二年鄢陵之戰，子反因戰敗自殺。戰爭中也要講禮，在《左傳》中有多處的記載。有的記載簡直使人覺得可笑。比如宣公二年大棘之戰，宋國和鄭國打仗，鄭國的人掉進了陷阱裡去了，宋大夫狂狡不去抓他，不去抓俘虜，反而把自己的武器戟倒過來伸到陷阱裡去，救出落井的鄭人，結果自己反而被俘。我想他大概是怕戟的前端尖尖的刃會刺傷對方，特地把戟倒過來——想得也真周到啊。

作者借君子之口曰：“失禮違命，宜其為禽也。”意思是你失禮了，活該被抓。作者認為，兵戎之禮，在於發揚果毅精神。狂狡姑息了敵人，違背了禮，當然活該被擒。我看狂狡有點像《農夫和蛇》裡的農夫。下面再舉一個例子。宣公二年大棘之戰，宋國和鄭國打仗，狂狡的行為好像是為了尊重禮法。有時在激戰方酣之時，敵我雙方也不忘應有的禮制。比如成公二年齊晉鞍之戰，晉大將韓厥緊追齊國國君齊頃公不放。韓厥已經追上齊頃公了，但他並沒有馬上抓他。

而是先跪下叩頭，拜了兩拜，然後給齊頃公奉上一杯酒，還要加上一塊玉璧，然後才說：我們國君叫我不要隨便侵入你們的地方；可我不幸得很，正好在軍隊裡服役，無法逃避命令；如果逃避，將給兩國的國君都帶來羞辱，只好打過來了。我們軍隊里人才缺乏，我只好當個戰士，衝在前頭來抓你了。實在對不起啊。大家看看，韓厥表現得多麼的謙恭儒雅！再次脫下帽盔致謝，拜了幾次才走，也不抓對方了。所以雙方都表現得雍容有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