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你有機會做出如此重大的選擇，你會怎麼選？一邊是蒼生之重遠遠超過一人之重，一邊是一人不救何以救蒼生的堅實邏輯。有意思的是，兩部作品都選擇了救一人。在《姜子牙》的故事中，救一人的糾結化解於真相的發現，原本代表正義的其實是利用了邪惡在毀滅蒼生，於是救一人和救蒼生就成了同一件事兒。糾結迎刃而解，但問題並沒有回答。

在《悲慘世界》中，冉阿讓最終救下了被冤枉的商馬地，結果是數萬工人因失業陷入苦難的深淵。問題回答了，但卻沒有解決。因為我們每個人更多的可能，是那些下崗工人，作為悲慘世界中最悲慘的人，我們是很難仰視冉阿讓的高尚道德的。

作為經典，名著最大的價值並不是知識性，而是能用深刻的社會和人性觀察，提出了值得讓人思考的問題。從《悲慘世界》出版到今天，

救一人還是救蒼生的問題並沒有最佳答案

，可能也永遠沒有答案

，一代代人只是在不斷思考，看到《姜子牙》，就覺得這樁道德公案依然懸而未決。

我們今天的人習慣強調理性，所謂理性，就是冷靜地、精準地趨利避害。這不一定都是自私的，也可以是出以公心的。站在理性利益計算的角度，數萬工人的福祉顯然大過一個商馬地的被冤，冉阿讓是市長，按照今天政治正確的標準，他必須考慮大多數人的利益。這個問題如果加入另外一個因素，我們在現實生活中的看法就會更加明確。按照雨果的暗示，商馬地之所以跟冉阿讓長得如此相似，很可能是他當年流散的弟弟。一個市長，如果為了救自己的弟弟，拋棄了為數萬人維持生計的責任，儘管無可厚非，但起碼不再高尚。

所以，

真正的問題從來就不是救一人還是救蒼生，蒼生本該是自救而不該去等待什麼救世主的。

冉阿讓之所以讓我們深愛，並不是因為他捨棄了我們這些蒼生，而是因為他作為個人的不苟且，沒有用我們這些蒼生作為他葬送另一個人無辜者命運的藉口。這是超越了我們常人的，是超越了他個人的物質利益的，是高尚的。這種不苟且，這種寧肯放棄安全優渥的生活也要確保內心純淨和平靜的人格，依舊是稀缺和珍貴的。環顧四周，

我們這些芸芸眾生可能永遠也沒有機會拯救蒼生，但面對日常的原則堅守、真理追求甚至起碼的獨立思考空間的維護，卻往往讓給了為稻粱謀的所謂理性需求。

這才是雨果真正留給我們的思考題。

《悲慘世界》實際上是人性之問的百科全書。再舉個例子：終其一生對冉阿讓窮追不捨的沙威警長，幾乎是全世界讀者全都既厭惡又同情的人物。但在人類的今天，法制社會是文明的選擇，嚴格地執著於法條的執法者往往更能贏得普遍的偏愛。按照這個標準，冉阿讓起碼在偽造證件、逃避搶劫案件通緝、以及實際上已經發生的盜竊行為上，的確是一個在逃犯。沙威如影隨形地追捕，毫無同情心的鐵面，恰恰是我們在日常生活經驗中讚美的品行。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並不僅僅是強者並無特殊，弱者也應該沒有特殊才對。

當然，這需要建立在社會公平基礎上的法律本身的公平。弟弟們吃不上飯，這是社會問題。冉阿讓去偷麵包，這是用觸犯法律的方式，去解決社會本該解決的問題。如果你在今天看到一則類似的社會新聞，你就不回去指責警察抓小偷，而是會呼籲社會加強貧困人口的救助，避免產生犯罪，你不會去警察局抗議抓捕小偷的執法。越獄就要加刑，再次犯罪就要重判，這是冉阿讓最讓人同情的部分，但在現實生活中，你對這樣的執法連反感都不會有，更不會跑到監獄去罵警察，因為這是法律的規定，不關警察的事兒。

但為什麼沙威就該萬人痛恨呢？

沙威最終放過了冉阿讓，這一行為被很多人稱作人性之光的覺醒。但雨果設定的情節，明明是沙威在回報冉阿讓曾經的不殺之恩，是放棄了法律的信仰和職責堅守的表現。沙威的可愛越是對人類文明之處與冉阿讓幾乎一樣，他受不了對自己純淨初心的背叛，所以在放走了冉阿讓之後，選擇了自殺，成了又一個絕不苟且的人。

人性是複雜的，這種複雜性決定了歷代讀者對沙威的看法。我們的理性需要社會嚴謹地執行法律以保障我們的安全，我們的感性卻期待這個鐵網留有同情的通道，可以為所謂特殊的場景網開一面。但這不是雨果要提出的問題，雨果要質疑的，是貌似嚴苛的法律加劇了社會的不公。

如果社會現有秩序本身是不公平的，那麼維護這一秩序的法律被執行的越是嚴格，就具有破壞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