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福二年之後，李茂貞在權力和地盤達到一個新的高度，史稱“時茂貞有山南梁、洋、興、鳳、岐、隴、秦、徑、原等十五餘郡，甲兵雄盛，凌弱王室，頗有問鼎之志。”李茂貞干政也隨即進入新的階段。

昭宗乾寧元年正月，李茂貞以拜謝昭宗賜封的名義，親率大軍自鳳翔入朝，“大陳兵衛，獻妓女三十人”。這次入朝的真正目的是對昭宗代表的唐廷進行武力示威。昭宗知其來者不善，在內殿賜宴，盛款李茂貞。而李茂貞對昭宗的謙恭態度十分滿意，耀武數日之後歸鎮。李茂貞這次入朝使李茂貞的野心得到了進一步滿足，在“挾天子令諸侯”的道路上又踏出一步。此時躊路滿志的李茂貞已自視為大唐王朝的監護人，把唐昭宗當作他的掌中傀儡。

李茂貞干政的方式隨即由違詔抗命、兵戎相見的極端手段變為在朝臣中扶植自己的代一言人，透過自己上表奏言來干預朝策制定等較為溫和的方式。其實早在此之前，李茂貞就己經為自己物色好了代言人，那就是時任宰相崔昭緯。對此《資治通鑑》卷二五九一記載說“崔昭緯陰結那、岐，為之耳目，杜讓能朝發一言，二鎮夕必知之。”景福二年李茂貞一逼京師，迫殺宰相杜讓能，就是出自崔昭緯的唆使，史雲“崔昭緯心害太尉、門下侍郎、同平章事杜讓能，密遺茂貞書曰`用兵非主上意，皆出於杜太尉耳。‘”於是，李茂貞陳兵京西，上表列杜讓能之罪，力逼昭宗誅之。而昭宗迫於李茂貞的軍事壓力，只得賜杜讓能自盡。其實，這背後都是崔昭緯的主意。

至乾寧二年，宰相崔昭緯更是與“李茂貞、王行瑜深相結，得天子過失，朝廷機事悉以告之”。二月，昭宗任命李豁為宰相，與韋昭度共同執政。李茂貞、王行瑜聽信崔昭緯之言〔，遂上表奏稱“李黯奸邪，昭度無相業，宜罷居散秩”。唐昭宗辯稱“軍旅之事，聯則與藩鎮圖之。至於命相，當出聯懷。”小心翼翼地維護著大唐天子最後一點權威。但李茂貞、王行瑜絲毫不留顏面，仍上表論列不已，並有“譏低朝政”之一言。最後昭宗只得妥協，宰相韋昭度稱疾罷為太傅致仕。三月，昭宗被迫又罷李黯為太子少師。這次中樞人事任命的變動標誌著昭宗代表的唐廷在軍政和人事上徹底向強藩干政妥協。

乾寧二年正月，河中節度使王重盈病卒，王重盈兄王重榮養子王坷與王重盈之子王琪爭立，從而發生了“河中爭帥”事件。王琪率先發兵攻擊王珂。王珂立即向河東節度使李克用求救。李克用上表朝廷，表示支援王珂，要求賜予王珂節錢，任命他為河中節度使。而王琪轉而交結李茂貞為首的關中藩鎮，贏得李茂貞等三帥的支援。李茂貞夥同王行瑜、韓建表請加王琪為河中節度使，並要求將王珂遷到陝州。而昭宗則以先答應李克用為藉口，拒絕了李茂貞三帥的請求。“王行瑜、韓建及李茂貞皆為琪請，不能得，恥之。”故李茂貞、王行瑜、韓建三鎮隨即各將精兵數千入朝兵諫。

關於王行瑜和韓建參與武力逼宮的動因，史書上交待得很清楚“王行瑜求尚書令不獲，由是怨朝廷。瓷內有八鎮兵，隸左右神策軍，部陽鎮近華州，韓建求之良原鎮近那州，王行瑜求之。宦官曰`此天子禁軍，何可得也”，。看來王行瑜和韓建出兵的根本動因是他們想要兼併神策行營的外鎮兵以壯大自我實力的願望遭到了朝廷拒絕，而狂妄自大的王行瑜不切實際地求領尚書令也未得逞。且，王行瑜和韓建對控制河中這塊地盤並不沒有明顯表示出興趣，因此還犯不著為了河中帥位而與唐廷兵戎相見。而李茂貞則不同，除了“河中爭帥”沒有其他與朝廷結怨之事，他目前急於拓展地盤，為了達到干政目的可以不惜與朝廷動武。所以當三帥合力保薦王琪未果之後，李茂貞主導這次出兵逼宮的可能性最大，而王行瑜和韓建的參與是因為他們已經不可避免地與河中事務糾纏在一起，三鎮此時在這個問題上只能共進退了。因此，在這次三鎮逼宮的行動中，李茂貞是處於核心和領導地位的。

乾寧二年五月甲子，李茂貞等三鎮率軍進入長安，在未遭到任何抵抗的情況下就迅速控制了這個大唐王朝的都城。隨後，三抽卜奏稱“南、北司互有朋黨，墮紊朝政。韋昭度討西川失策，李豁作相，不合眾心，請誅之”，再次逼迫昭宗誅戮宰相重臣。可是還沒等昭宗答應，李茂貞、王行瑜等就擅自在都亭騷將韋昭度和李黔處死，同時還殺死了樞密使康尚弼及宦官數人。李茂貞等藩帥擅殺執政大臣明顯帶有清除異己之意，根本沒有把昭宗這個皇帝放在眼裡，大唐天子的權威在藩鎮野蠻幹政面前喪失殆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