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的極高明處在於中庸之上，因為它最終目的，是要回到現世中來

所以在另一方面，儒學也同樣強烈地進行著個人理想人格的設計，這種設計以及對大同社會的構想組成了儒家的人生理想，孔子處於西周衰微之後的春秋末世，對於“禮崩樂壞”的治亂之世是頗有感慨的：“八偷舞於庭，是可忍，孰不可忍？”再加上自己仕途不濟，沒有機會一展才華於天下，就內心而言，肯定對世道不滿，於似乎就期望著一個“天下歸仁”的德治社會的到來。

孔子認為，象徵這個理想社會的特徵是：仁和禮，仁與禮，實質上構成了德治社會人與人相互關係的兩個方面，首先是“仁”，認為人與人之間要相互尊重，相互敬愛，“仁者愛人”。因為每個人都有獨立的人格和尊嚴。正因為強調世俗的不平等關係，使儒學不能成為純粹意義上的宗教。儒學在其社會理想中並沒有虛構出一個理想的彼岸世界。

而是把現實世界的三綱五常進行理想加工，儒家不主張出世，而主張在現實生活中實踐道德理想。然而由於儒務將現實的不平等的社會關係理想化，把本應超越的現實設計成為正是人們追求的理想。這種理想與現實的同一性，就使得人們長期奮鬥追求理想實現的結果，不但沒有能夠改造現實，反而更加鞏固和穩定了現實—這正好表明了儒家社會人生理想的此岸性特點。

在追求社會人生理想的同時，儒家也很重視理想人格設計，儒家深信不斷的修養能提高人格的層次。從孔子以上對人不同層次的區分中我們可以看出，孔子的區分尺度不是社會地位，而是道德的尺度。孔子所代表的儒家對理想人格的追求，實質上是對道德的單方追求，有內在的道德覺悟但從不誇張自我；有廣泛的遊世悲願但不依附權勢；有高遠的歷史使命但不自居仁聖”。

但是，儒家的實用理性精神所能容許的“空靈”是有限度的，儒家的最終目的是要回到現世中來，儒家的“極高明”只是“中庸”之上的極高明，是極高明的“中庸”。儒家人格理想這兩種屬性顯示其在精神與現實之間，從橫向上說，儒家這種人格理想是單向性的。所謂：單向性就在於：它片面強調人的道德適應性氣質，使人的理性和意志屈從於宗法道德要求，限制甚至扼殺了人的豐富的情感需要。

從而呈現出一種片面的宗法道德服從型結構，二追求“完善自我”而又“喪失自我”的哲學首先，它是一種追求“完善自我”的哲學。儒家知道，要實現治國平天下的宏大抱負，必須修身做起，追求“自我的完善”。完善自我與實現自我是儒家哲學被稱為“人學”或“仁學”的根據，也是整個儒家倫理思想史所探索、追求的目的，“完善自我”主要是指儒家倫理人生哲學中那一套修身方法，中國的歷史，自周代開始，便進入了一條人倫關係的長河。

為了使眾多的人能更好地生活在一起，用苟子的話說便是“能群”，一些直觀的“應當如此”的禮儀開始產生了。當時還相當雜亂、不繫統、無條理。後來到孔子的時代，隨著社會變革，各種思想互動存在，周禮面臨衝擊。孔子打起“復禮”的旗幟，把周以來的一些禮儀加以條理化、系統化。一套修身處世之道有了雛型。

所謂儒家人倫就是在客觀上根據當時的社會需要，主觀上一些所謂聖人人為制訂出來的，追求理，想人格的途徑和衡量理想人格的標準，用這一套人倫來’鞭策完善自我便是儒家教化的目的。完善自我與實現自我是緊密相聯的，追求自我的實現也是儒家思想的一大目的。孔子在《子路公西華侍坐》中，透過對他幾個學生的間答中可以看出，當時儒家是很強調個人根據自己的特點和所長在社會中實現自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