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霜刃未曾試，世遇不平匣中鳴｜《中國刀劍史》中的刀劍與民族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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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折戟沉沙殘鐵未銷

很少有人像中國人一樣，在蕩氣迴腸的冷兵器時代結束一個多世紀之後，依然在日常生活中頻繁提及那些逝去的武器。在樓堂之上形容某個極具雄心和魄力的改革時，我們說“大刀闊斧”。在鋼筋水泥森林裡提到職場某段緊張的人際關係時，我們說“劍拔弩張”。我們用“單刀赴會”讚美孤身涉險的英雄，也用“笑裡藏刀”揭示陰險狡詐的小人。甚至在沒有幾個人明白“撒手鐧”不是“殺手鐧”的情況下，我們依然津津樂道地用這個以訛傳訛的成語形容著種種出奇制勝之術。

刀劍似乎離我們很近，近到如果把與刀劍相關的成語、俗語、歇後語統統刪除，現代漢語都要失色不少的地步。

刀劍似乎又離我們很遠，我們既無法將武術套路運動員手裡嘩啦作響的鐵片與心目中“一劍霜寒十四州”的神兵聯絡起來，也難以從作為“雜項”沉睡在各大博物館角落裡儲存不善的殘破鐵條旁寥寥幾行文字裡讀到太多有用的資訊，在小說和演義的文學誇張薰陶下，我們甚至失去了最基本的常識，在提著五十斤麵粉上樓都費勁的情況下，依然堅信古人能將動輒上百斤的大刀輪轉如飛，入陣廝殺。

我們似乎陷入了一個怪圈，不得不尷尬地承認，歷史和現實之間出現了錯位和斷層，我們對這些天天掛在嘴邊的器物實際上所知甚少。在這個尷尬的怪圈裡，我們自願不自願地看見東瀛島國的利刃聲名遠播全球，在電影和動漫裡如若無物般斬開人體、斬開盔甲、斬開其他刀劍，甚至斬開坦克和軍艦。

我們迫切需要有人來講一講中國刀劍的故事，講一講厚厚的鏽蝕層之下的那些豪邁、壯烈、辛酸和悲涼。龔劍《中國刀劍史》就是這樣一部開闢性的作品，其研究達到了相當專業的水準，要對中國的刀劍有比較全面、系統的瞭解，這本專著恐怕是繞不過的。

02 上應星宿下闢不祥

與我們常用來追憶古代戰場的“刀光劍影”大相徑庭的事實是，在整個冷兵器時代的戰場上，刀劍從來都不是主角，中國人把刀劍歸為“短兵”，然而真正輪到刀劍出場的“短兵相接”時，戰鬥往往已經趨於白熱化，接近尾聲了。（唐軍）佈陣訖，鼓音發，其弩手去賊一百五十步即發箭，弓手去賊六十步即發箭。若賊至二十步內，即射手、弩手俱舍弓弩，令駐隊人收。其弓弩手各先絡膊，將刀棒自隨，即與戰鋒各隊齊入奮擊（《衛公兵法輯本》）

在“短兵相接”之前，長槍和弓箭早已收割了大部分傷亡，士氣稍差的一方在此時多半已經崩潰，而作為戰場上武士身邊最後的武器，刀劍一旦被拔出，往往意味著接踵而至的不是勝利便是死亡。

然而不僅僅在中國，在整個世界範圍內，刀劍作為“最後的武器”都享有與其軍事價值不相稱的地位和聲望，這種現象又在各個古代文明中演變發展成為一種刀劍文化，帶有十字形劍格的長劍不僅是西歐騎士的隨身武器，也是騎士受封、禱告、終傅時不可或缺的宗教圖騰。長短二刀不僅是日本武士階級身份和特權的象徵，其代表的武士道精神更被明治維新後的日本軍國主義政府改造成為國家和民族的最高意識形態。

古代中國人最早意識或者說賦予刀劍這種超自然力量的色彩，可能來自青銅時代鑄造刀劍時，對“銅、鉛、錫”三種金屬元素配比的艱苦探索，進入鋼鐵時代後，在對這種迷人又變幻莫測的金屬材料反覆嘗試之後，因為對鐵的含碳量、冶煉的溫度、鍛打的次數缺乏基於科學的認識，同樣的材料和工藝流程，完全可能得到兩個截然不同的結果，在這種難以控制的過程中，古代前輩一邊總結規律，提高工藝水平，一邊自然而然地將鍛造過程中一些難以理解又無法總結的過程歸因於不可知的因素，那些在冥冥之中擲骰子決定古人的嘔心瀝血之作，哪一把是神兵利器、哪一把是破銅爛鐵的“神靈”們，也就在冶鐵的爐中呼之欲出了。

被《搜神記》等多部古代典籍收錄，後被魯迅先生改寫成為小說《鑄劍》（又名《眉間尺》）的復仇故事，就是基於這樣一個邏輯，即在刀劍的鑄造/鍛造過程中，存在著不可知的超自然因素，因此神兵利器的產生是不可控的，難以複製的，人可以使用精神力量影響和控制刀劍的質量，進而將精神力量灌注於刀劍之中，刀劍也因而具備了超自然的力量。

《中國刀劍史》中所提到的出土於日本奈良縣東大寺古墳中的“東漢中平紀年環首大刀”就是這種思想的集中體現和完美例證，這柄長達一百一十公分的鋼製環首大刀上刻著二十二個字的嵌金銘文：“中平五月丙午造作文刀百練清剛（鋼）上應星宿下闢不詳（祥）”，從銘文可知，這柄環首大刀是使用百鍊鋼技術，鍛造於東漢中平年間（184——189）的高階武器，輾轉流入東瀛（有日本學者認為是東漢朝廷賜予古代日本大和國卑彌呼女王），後隨葬於東大寺古墳的。

此刀身世已屬傳奇，若是細究這段銘文，則更有玄機，“五月丙午”即五月初五，《論衡》中指出：“陽燧取火於天，五月丙午日中之時，消煉五石，鑄以為器，乃能得火”，漢代人認為這一天干支均屬火，利於鍛造刀劍，在這一天鍛造的刀劍，經過千錘百煉的精神灌注，具有“至陽、至剛、至正”的超自然力量，不僅能與上天感應通靈，而且能夠滌盪人間的邪惡與妖魔，即下文的“百練清剛（鋼）上應星宿下闢不詳（祥）”。

此刀鍛造之時，正值強盛數百年的漢帝國日落西山之時，光和七年（184）爆發黃巾起義，天下大亂，地方豪強四起，朝廷衰微，漢靈帝為祈求“漢室中興，天下平定”，遂改光和七年為中平元年，然而病入膏肓的漢室終究無法中興，天下平定也是個遙不可及的夢想，平定了涼州之亂卻又崛起了董卓，平定了黃巾之亂卻又出現了袁紹、曹操，“東漢中平紀年環首大刀”就是在這樣一個國家風雨飄搖的危難之時鍛造而成的，它不僅僅是一把武器，也是絕境中匡扶漢室、拯救國家於危難最後努力的寄託。

03 邊寇削平殺以止殺

這種將願望與精神寄託於武器所擁有的超自然力量的例子，雖然也在槍、弓等其他武器上存在，但遠不如在刀劍上體現得如此之多，表達得如此之強烈。究其原因，概因刀劍雖然不是戰場主要武器，但與其他武器相比，刀劍製作成本高，耗費精力多，技術含量高，製作過程中不可控的因素較多，自然更加珍貴。更重要的是，作為貼身佩戴之物，刀劍已經從武器昇華到了理想人格和人生抱負的象徵，無論是漢高祖劉邦的“吾從布衣，提三尺劍取天下”，還是李白的“萬里橫戈探虎穴，三杯拔劍舞龍泉”，都體現了古代士人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大智大勇。因此，將情感寄託在刀劍上是文化慣性，也是歷史宿命。

尤其是在宋代、明末這些外敵環伺、國家動盪、局勢危急的時刻，愛國將領和仁人志士更是將這種感情傾注於刀劍之上，岳飛的《寶刀歌書贈吳將軍南行》裡寫道：“使君試此刀，能令四海烽塵消，萬姓鼓舞歌唐堯”，將天下安寧、百姓安居樂業的美好理想寄託在寶刀上贈予好友，祝禱他在南方戰場上克敵制勝，還天下太平，這種“用戰爭消滅戰爭”的思想被歷代志士繼承下來，每每在國家危難之時激勵他們挺身而出。收藏家馬鬱惟先生曾展示過一口刀姿豪壯的明雙手長刀，形制應為晚明時期，刀身靠近刀鐔的部分鐫刻有“邊寇削平殺以止殺”的銘文，筆力雄渾剛勁，見此八字，猶如觀見此刀中仍有一身負國恨家仇、欲以一腔孤勇挽狂瀾於既倒的不屈靈魂，今人見之，亦不免膽氣彌厲，唏噓不已。

明末刀劍之上，諸如此類“平寇”“滅虜”“平虜”的字樣比比皆是，甚至出現了偽作前代仁人志士的武器，激勵今人（明人）救國的現象，《中國刀劍史》認為福建省博物館所藏“宋李綱鐧”實為明代所作，除器形顯示出鮮明的晚明特點外，鐧身上所刻銘文“靖康元年李綱制”所表達的寄託也太過明顯，“靖康元年”的大廈將傾，“抗金名將”的英雄光環，無一不顯示了此鐧作者身處明末，憂國心切的境遇。因此，即使此鐧確實非宋代李綱所制所用，其拳拳救國之心，亦無損李綱之威名半分。

福建省博物館所藏“宋李綱鐧”

除了表達消滅侵略、天下太平的願望之外，古人還將對侵略者的痛恨寄託在刀劍上，希望具有辟邪力量的神兵，也能像滌盪邪魔一樣消滅侵略者。宋人釋道川有詩云：“三尺寒光射鬥牛，鏌鋣提處鬼神愁。蠻夷不識軍將令，誤人重圍血頸流”，直接將異族侵略者與鬼神相提並論。清末國家再次陷入危亡之境，然而這一次的敵人並非從北方草原而來的騎馬人，而是從海上揚帆而來的歐洲殖民者，一部分對歐洲侵略者作戰的清軍刀劍上鐫刻了厭勝邪魔的雷咒和北斗七星，這在軍用刀劍上是不常見的，是清軍愛國官兵在器不如人、技不如人的絕對劣勢境地下，希望憑藉刀劍上的超自然力量戰勝“洋鬼子”的悲壯之舉。

04 自將磨洗以認前朝

無論是漢朝人的“漢室中興，天下太平”“上應星宿，下闢不祥”，還是明朝人的“邊寇削平以殺止殺”，抑或清朝官兵的北斗七星與符咒，都未能如願救國，隨著國家在近代的衰敗和屈辱，這些刀劍一部分淪為殖民者的獵奇玩物流落海外，一部分作為落後時代的象徵被遺忘和拋棄，然而一代代仁人志士的英靈，仍然盤桓在厚厚的鏽跡之下，激勵著後繼之人在國家民族危亡之際挺身亮劍，視死如歸。正應了本文開頭所用的杜牧那句詩：

“折戟沉沙鐵未銷，自將磨洗認前朝”

無論時代如何變化，科技如何發達，中國刀劍的歷史，在《中國刀劍史》之後，還要有人繼續寫下去，而絕不是《斷魂槍》結尾神槍沙子龍那一句悲涼的“不傳，不傳”。

（本文原載南方週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