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河南春晚憑藉一眾從國畫裡“跳出來”的俏皮、可愛小姐姐帶來的古典舞《唐宮夜宴》，讓國人再度領略傳統中華服飾之美，滿屏颳起“中國風”。古人有云：中國有服章之美，謂之華；有禮儀之大，故稱夏。可見，華夏民族的名字也與這華美衣裳淵源頗深。

在實現“避寒暑，御風雨，蔽形體，遮羞恥”等實用功能的同時，服飾作為古代文化的重要載體，還具有“分尊卑，別貴賤，辨親疏”的文化功能。

正在中國國家博物館展出的“中國古代服飾文化展”，以歷史演進為序，展出近130件（套）文物，涵蓋玉石器、骨器、陶俑、服裝、金銀配飾和書畫作品，系統呈現中國古代服飾的發展脈絡與文化內涵，也勾勒出中華民族延綿不絕的生活畫卷。

舊石器時代晚期，先民開始注重穿衣佩飾，服飾觀念顯現，中華服飾文化由此發端。

經過商周時期的演化，服飾逐漸成為等級區分的重要標記，一直延續至春秋，彼時貴族穿一種上下身不相連屬的服制，稱為“衣裳”。到了春秋、戰國之交，出現了一種新式的、將上衣下裳連在一起的服裝，稱為“深衣”。這種衣服“可以為文，可以為武，可以擯相，可以治軍旅，完且弗費，善衣之次也”。由於深衣廣泛流行，從周、秦、齊、魏及中山等國的遺存中，都能發現深衣的蹤跡。1949年長沙陳家大山楚墓出土的戰國時期《人物龍鳳圖》和《人物御龍帛畫》上，可以清楚看到當時人穿著深衣的模樣。無論性別，這種服裝樣式的共同特點是都有一幅向後擁掩的曲裾，即下襬極為褒博，有一大片拖曳在背後，顯得雍容華貴。這種樣式其實是為了解決上下衣相連屬的問題。從淵源上講，南地楚人著深衣並非自己的發明，其實是效法北方諸國。但至西漢，楚風流傳全國。

展廳裡一組出土自河南洛陽的戰國時期玉佩，展示了古人佩玉的習俗。《禮記·玉藻》雲：“古之君子必佩玉”。當時人們的典型服飾是上衣下裳，腰前系巿（音“福”），玉佩為垂在巿上的飾物。成組的玉佩彰顯其貴族身份，身份越高，組玉佩越長越複雜，反之身份低微。

戰國 組玉佩

到了南北朝時期，南下草原民族與中原地區人民逐漸融合，促進了服飾巨大變化，形成了與漢魏時期大不相同的隋唐服制。東晉顧愷之《洛神賦圖》卷中陳思王曹植及周圍侍從的形象可見，人物都戴高冠，腳上穿有翹頭的鞋子。實際上這反映了由北魏孝文帝時期實行漢化政策的成果。經過他的徹底改革，北魏服制已具備華夏之儀態。

至隋唐時代，南北統一，服飾由漢魏時的單一體系，變成華夏、鮮卑兩個來源之複合系統，由單軌制變為雙軌制。兩套服裝體系互相補充，形成一個上至宮廷下至百姓的著裝整體面貌。這一點從唐朝初年的傑出畫家閻立本那幅著名的《布輦圖》中可見一斑：一身紅袍的唐代禮儀官在前，吐蕃使者在後，譯員跟隨。從中可見，大唐官員與少數民族上層人員在著裝上的差異。

盛唐時的長安等城市居住著大量異邦人，服飾上吸收了胡服特點，款式更為新穎，色彩、圖案也愈發綺麗、豐富。展廳裡一組唐時彩俑再現了這一特質。

（唐）戴鶡冠三彩俑

唐末至五代，國家雖再度南北對峙，然而服飾形制得以延續。在南唐宮廷畫家顧閎中的《韓熙載夜宴圖》中，可見不同級別的官員均戴唐式幞頭，著圓領長衫，配以烏皮靴。而主人韓熙載一身便裝打扮，頭戴高裝巾子，穿交領便服，與身著團花長衫、手執官扇的侍女及家中歌伎們融為一體。韓熙載所戴巾子的式樣還出現在了之後宋人頭上，雖有變化，總體風格依舊。

有趣的是，當這種“高裝巾子”被具有廣泛影響的文人所佩戴，在短時間內形成服飾潮流，成為典型的宋代文人士大夫裝束。甚至因為這樣的巾子成為蘇東坡特有裝束的一部分，還被時人喚作“東坡巾”。其實只要看看《韓熙載夜宴圖》，就會明白，這不過是古代樣式的復興。

在名畫《清明上河圖》中，畫家張擇端以眾生相的面貌寫盡北宋都城東京汴梁的繁華與危機。我們在欣賞其構圖巧妙與寓意深刻之時，不難發現當時市民階層的著裝打扮如此豐富多彩，體現出職業上的明顯差異。從事各行各業的市民衣著均不相同，令人一望而知他們的社會地位。例如裹香人的裝束是“頂帽披背”；質庫掌事者著皂衫，系角帶；為酒客斟湯換酒的婦人，必“腰繫青花布手巾，綰危髻”，不一而足。

此次展覽中的重點文物之一《中興四將圖》中，著名將領岳飛、韓世忠、劉光世、張俊四人及身旁隨從，體現了當時武將的風範。四將頭裹巾子，於便裝外加彩繡捍腰，這在宋、元作品中所畫的契丹、女真胡騎中十分常見，而在中原武將常服中卻是少見。但是這幅圖中，抗金名將岳飛、韓世忠身邊家將的便服，與金人男服沒有什麼大的區別。雖然彼此影響的原因不盡相同，或為政治需要，或從生活出發，但可看出北宋末年、南宋初年，民族融合多出於現實要求，即使是在民族矛盾十分激烈的時期，也是如此。有興趣的朋友，可以找來《卓歇圖》比對觀賞，此圖傳為五代契丹畫家胡瓌所作，再現了女真貴族在狩獵歇息時邀南宋使臣宴飲觀舞的情景。

（宋）《中興四將圖》

明初恢復漢唐傳統，承襲唐宋的幞頭、圓領袍衫、玉帶，奠定了明代官服的基本風貌，並制定了明確細緻的服裝儀制，以補子、紋樣、佩綬、服色、牙牌等來區分官員品級。此次展出的5件明代岐陽王世家文物——《隴西恭獻王李貞像》《孝親曹國長公主像》《贈南京錦衣衛指揮使李佑像》《太保襲臨淮侯李言恭像》和《臨淮侯夫人史氏像》，均系國博館藏一級品，在古代服飾史研究領域具有較高知名度，且為首次亮相。值得一提的是，由於明代政府重視農業，推廣植棉，棉布得到普及，普通百姓的衣著也得到了改善。

（明）《隴西恭獻王李貞像》

除了古代服飾形制的實物，展廳還帶來不少線圖，以及15尊不同時代的著裝復原人像。從外衣、內衣、鞋履、冠帶到配飾、妝容、髮型，及至面料和紋樣，都給出歷史依據。行走其間，與歷史邂逅，領略一場跨越千年的“時裝秀”。

從袍服到衣冠，及至配飾，服飾裡各式裝束演變的過程，千百年來無時無刻不對映著民族融合的歷史，更是文化相互滲透，共同推動中華文化向縱深發展的寫照。它們不僅生動揭示服飾變遷史，也講述著朝代更迭、文化傳承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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