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隋煬帝即位之後，立刻發動百萬之眾整修北方的長城，同時挖掘長塹，以做防禦突厥的準備，這些舉措，在《資治通鑑》中有詳細的記載，而他所作的這些工作，都是在突厥仍在啟民可汗這個時時對隋王朝保持恭順的“臣屬”控制之下所進行的。

換句話說，在突厥仍像隋文帝時代一樣向隋煬帝稱臣的和平時期，隋煬帝已經意識到了突厥經歷了幾十年休養生息的威脅，卻又不能像他父親的時代一樣，透過挑撥離間，促成突厥內部的分裂和瓦解，屬於顧著面子就沒法顧裡子的窘境。

要知道，突厥汗國對於曾經的北周、北齊和初生的隋朝而言，曾經是無法抹去的恐怖記憶，曾經的北周王朝甚至要迎娶突厥公主作正宮皇后，這種“和親”，在整個中國歷史上都是罕見的，其間關係的不平等，或許可以與元朝向高麗王下嫁公主相提並論。

直白地說，曾經的北周王朝，根本就是突厥的臣僕。

而隋代周之後，統一的突厥汗國仍舊是控弦百萬、東西萬里的龐然大物，直到長孫晟北上離間突厥內部，分裂為東、西突厥，隋朝又打又拉，才讓元氣大傷的東突厥汗國臣服，稱隋文帝為“聖人可汗”。

然而，隋煬帝即位時的東突厥，已經緩過勁兒來了，更重要的是，突厥人已經摸準了隋煬帝的脈搏，或者說中式帝王的脈搏，所以，在大業三年，隋煬帝大肆鋪張地北巡榆林時，啟民可汗為“聖人可汗”引薦了一群特殊的“客人”，見《隋書·突厥傳》：

先是，高麗私通使啟民所，啟民推誠奉國，不敢隱境外之交。是日，將高麗使人見。敕令牛弘宣旨謂之曰：‘朕以其啟民誠心奉國，故親至其所。明年當王涿郡。爾還日，語高麗王知，宜早來朝，勿自疑懼。存育之禮，當同於啟民。如或不朝，必將啟民巡行彼土。’使人甚懼。

這段對高句麗使者的威脅，在《隋書·煬帝紀》中也有記載，措辭更加嚴厲，而這次與突厥的“盛會”，在《資治通鑑》中還有一段更神奇的記載，那就是啟民可汗親自為隋煬帝的御駕拔草修路，所謂：

於是發榆林北境，至其牙，東達於薊，長三千里，廣百步，舉國就役，開為御道。

突厥可汗可謂恭順至極，可是，卻不露聲色地，將高句麗人推到了隋煬帝的面前，見《隋書·裴矩傳》：

（裴矩）從帝巡於塞北，幸啟民（東突厥可汗）帳。時高麗遣使先通於突厥，啟民不敢隱，引之見帝。矩因奏狀曰：‘高麗之地，本孤竹國也。周代以之封於箕子，漢世分為三郡，晉氏亦統遼東。今乃不臣，別為外域，故先帝（隋文帝）疾焉，欲徵之久矣。但以楊諒（楊堅五子）不肖師出無功。當陛下之時，安得不事，使此冠帶之境，仍為蠻貊（mo）之鄉乎？今其使者朝於啟民，合國從化，必懼皇靈之遠暢，慮後伏之先亡。脅令入朝，當可致也。’帝曰：‘如何？’矩曰：‘請面詔其使，放還本國，遣語其王，令速朝覲。不然著，當率突厥，即日來誅之。’帝納焉。高元不用命，始建徵遼之策。

結合上下文可知，高句麗使者實則是“朝於突厥”的，並且是突厥啟民可汗親自暴露、引薦給隋煬帝的，而之前親自拔佩刀為隋帝拔草的行為，更是將隋煬帝的注意力引向了東北方向，所以，無論是裴矩的建議，還是之後隋煬帝的聖旨，都提到了一點：當率突厥。

問題是，日後隋煬帝對高句麗的三次成行的大征伐，除了各屬國的使者，有東突厥汗國派出的大軍嗎？事實是沒有的，也就是說，隋煬帝君臣完全樂觀估計了突厥的“恭順”。

更不幸的是，這種“恭順”甚至到了啟民可汗於大業五年死去之後，仍舊迷惑著隋朝君臣，一直到大業十一年八月，隋煬帝在經歷了三次虎頭蛇尾的遼東征伐，國內動盪不安的情況下，仍舊想複製大業三年北巡的盛況，就被咄吉始畢可汗出動數十萬騎兵突襲，如果不是下嫁突厥的“義成公主”派出使者告知變故，隋煬帝車駕得以據城守衛，能不能離開雁門還很難說。

而這次突襲圍困之後的幾個月後，隋煬帝就離開了根本之地的長安，甚至不在自己營建的新都洛陽逗留，而是沿著運河一路直奔江都宮，並一直在那裡直到被亂軍殺死。

事實上，當隋煬帝在大業十一年被突厥始畢可汗圍困在雁門郡之後，整個北方的政治格局就發生了巨大的變化，突厥這個龐大勢力的介入，徹底抵消了圍繞隋煬帝本人的正統朝廷和禁軍的威懾力。

原本隋帝國的中央禁軍是整個東北亞地區最強大的武力，隋煬帝也是天下各國的“共主”，任何反叛者都要顧慮和這樣的敵人對抗的最終結局和力量對比，然而，在大業十一年之後，所有有志於“反隋”的野心家們，都有了另一條更強健有力的大腿可選，那就是——東突厥汗國。

而到了這個階段，哪怕是隋煬帝有心率領宿衛禁軍西歸，其結果也不會比宇文化及的命運好多少，因為這一路上不但有李密這樣的叛軍在黎陽、洛口等倉城要點的瘋狂阻擊，還要面臨著郡縣統治瓦解之後，整個大軍無從供應的困局。

要麼，就一路餓著肚子打過去，要麼，就被愈演愈烈的反叛者困死在某一個城池之中，這正是隋煬帝的宿命，而這個宿命，或許在大業三年，啟民可汗為他引薦高句麗使者時，就已經註定了。

雖然啟民可汗早在大業五年就已經死去，可他的這一招禍水東引，卻真真切切地報了東、西突厥分裂的一箭之仇，而動盪的隋帝國重新陷入分裂之後，又產生了一群“兒可汗”，比如劉武周被封為“定楊可汗”，梁師都被封為“解事天子”，郭子和則被封為“屋利設”。

就算是李淵， 起兵後打的旗子，也已經昭示著向突厥臣服的事實。

唐人趙蕤《長短經》卷4《霸圖》：

秋七月，唐公將西圖長安，仗白旗，誓眾於太原之野。

溫大雅《大唐創業起居注》：

宜兼以絳雜半續之。

《資治通鑑》卷184的記載是：

（裴）寂等乃請尊天子為太上皇，立代王為帝，以安隋室，移檄郡縣；改易旗幟，雜用絳白，以示突厥。（李）淵曰：此可謂掩耳盜鐘，然逼於時事，不得不爾。乃許之，遣使以此議告突厥。

隋朝尚赤，突厥尚白，所以，打“白旗”實際上是昭示對突厥的臣服，而雜用“絳白”，正是李淵所說的掩耳盜鐘，就是假模假式地向天下表明，我還是隋朝的臣子，而不純是突厥的“臣屬”。

要知道，李淵是隋煬帝的親表兄，也是“八柱國”家，關隴集團中的頂級貴族，在北方反叛時，仍舊要打突厥的旗子，試問，已經被突厥包圍過一次的隋煬帝為什麼不迴歸北方，究竟在顧慮什麼，難道不是一目瞭然的事情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