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自國家衛健委的最新資料顯示，我國有1。9億老人患有慢性病，其中很多人需要經常上醫院看病、換藥、做手術。同時，有調查顯示，因為子女不在身邊，有超過7成老人選擇獨自就醫。然而，隨著醫院規模不斷擴張、醫療資訊化程度越來越高，加上老年人對網上掛號、手機支付不熟悉等，“看病難”問題進一步凸顯，因此催生了一種新職業——陪診員。他們陪病人走進醫院，直擊了真實的社會痛點，也看見了瞬間流露的脆弱和孤獨。（本報記者王宇）
就醫痛點催熱陪診行業
頭戴棒球帽，口罩遮臉，身背一個鼓囊囊的揹包，在迷宮一樣的醫院裡快速穿行，這是山東濟南陪診員鄭剛的日常，“成為陪診員後，我在醫院的時間比在家還多”。
今年4月，鄭剛決定成為一名職業陪診員。此前，他在山東大學齊魯醫院周圍開了一家住院用品銷售店，經常給病人送日用品到病房。2020年，鄭剛因為腦部長了顆良性腫瘤而入院治療。那是他在醫院呆得最久的一次，前後一共45天。也正是這次住院，讓他切身體會到了“看病難”的問題。今年，鄭剛在濟南成立了一家陪診公司，對外提供掛號、排隊、陪同做檢查、幫助停車等服務，收費為58元/小時。半年下來，團隊已發展到20人。
“陪診不僅僅是替人跑腿那麼簡單。”鄭剛說，通常情況下，他們會陪同患者進入相關科室，幫患者和醫生溝通，記錄醫囑；就診後，根據藥單再次向患者叮囑醫囑，提示覆查複診的時間，以及後期的注意事項。有時候，碰上外地病人連夜趕來，鄭剛還會提前幫忙準備住院所需用品，“在看病期間，我們就是他的家人”。
付小玲是陪診平臺“優享陪診”在湖南長沙的代理人。老年人“看病難”的問題，付小玲之前有所瞭解，但直到她陪老人走進醫院，她才近距離感受到他們身上的無助，“醫院的樓越蓋越大，科室分得越來越細，即使是年輕人，第一次去也可能暈頭轉向。對人流量的恐慌，對智慧裝置和作業系統的陌生，對各個科室和檢查專案的未知，讓很多老人一踏進醫院，就陷入深深的恐懼當中”。在排隊陪診過程中，付小玲對於身邊隨時崩潰的老年患者，早已見怪不怪，“明明只要插入診療卡點選取號，有的老人操作好幾分鐘，都沒能取出號來。還有個阿姨，因為不會使用自助掛號機，站在機器前急得嚎啕大哭”。這些瞬間讓付小玲感到心疼，每次她都會上前幫一把。
背後是兩代人的心酸
陪診員們接觸的客戶中，絕大多數是老年人，但是，下單的幾乎都是年輕人。大部分老人對花錢購買陪診服務是不太認同的，服務這類老人時，陪診員通常會提前和家屬對好口徑，自稱是家屬的朋友。
付小玲統計過，超過90%的預約單中，下單者在就診人的關係一欄選的是父母。每次陪人就診，付小玲都會背一個袋子，裝上餅乾、零食和水。排隊時，老人都習慣找她聊天。他們會習慣幫孩子找好理由：“孩子在外不容易”“孩子在大公司上班，請不到假沒辦法”……付小玲安靜地傾聽著，時不時給老人遞水和零食，還會適時安慰幾句，“您不容易，孩子有出息”。
“年輕人生存壓力大，但是從老人角度來說，一個人到醫院看病，其實也挺心酸的。”付小玲也是打工人，這種兩難似乎也是沒辦法，她只能轉移話題，或者安慰老人積極就診。
在浙江杭州做陪診員的程鈺涵發現，很多中老年患者雖和家人生活在同一座城市，卻沒有人能抽出陪同就診的時間。即便這樣，在程鈺涵的印象中，對於子女沒法陪護的情況，老人的態度通常都是諒解的，“他們會說，只想快點把病治好，給孩子減輕負擔”。程鈺涵還發現，雖然老人總是侃侃而談，但卻習慣將傷口包裹得嚴絲合縫。可是，孤獨和脆弱總會在某一瞬間流露出來。程鈺涵陪診過一位獨居的葉女士。從多次陪伴中，程鈺涵瞭解到，葉女士的兒子定居美國，丈夫也跟隨兒子遷居美國，葉女士為了照顧年邁的父母暫留杭州。“一個人留在這，什麼困難都不怕，就怕生病。生病肯定不是好事，但現在來醫院複診，我其實是開心的。有人一起聊聊天，比一個人悶在家裡好。”說著說著，葉女士的眼淚便止不住了。
程鈺涵還對一對金華夫婦印象深刻，他們面板黝黑，雙手佈滿皸裂，身上揹著千里迢迢從家鄉帶來的一盒土雞蛋，硬要送給看診醫生。當時，大媽在當地已被確診為硬皮症，當地醫生說她只能再活3年。程鈺涵將夫妻倆帶到了杭州市中醫院面板科。醫生看了病情後說：“我不確定你這個是不是硬皮症。如果真的是，我保證你活30年都沒問題。”程鈺涵清晰地看見，眼淚立刻就滑過了夫妻倆的臉頰，他們連聲說著感謝。
體會在希望與絕望間掙扎
如果說醫生見慣了生死，看透了人性，那麼陪診員也一樣。去北京、上海、西安等大城市看病，對很多人來說，本就是走投無路下的選擇。這其中，很多人已身患重病甚至癌症。對陪診員而言，他們不太願意接到這種單。因為，生離死別隨時可能會推到他們的面前。
鄭剛還記得，自己曾陪診過一位從臨沂來的老人。老人因為心臟瓣膜夾層受損需要換瓣膜，來醫院的時候疼得厲害，直接被送進ICU。後來，幾個子女陸陸續續來了，陪著老人做完手術，子女們都很高興。可就在手術後不久，老人還是因為肺部炎症導致器官衰竭而不幸離開了。“一家人剛燃起的希望立馬就破滅了，那種心情得有多難受啊。”鄭剛只能在一旁默默地安慰老人的子女。
在上海當職業陪診員的秦思嵐（化名）曾陪診過一位身患癌症兩年多的女士，因為子女沒時間來，只有老伴陪在身邊。秦思嵐當過護士，拿到化驗單時，她一眼就看出，老人的時間不多了。“後來我陪他們進診室，醫生就說：‘癌細胞復發，情況很緊急。’我看阿姨的老伴整個人瞬間臉色蒼白，眼淚都要流出來了。這時，阿姨卻反過來安慰老伴：‘沒什麼大問題啊，都到了這年紀。’她還特地交代老伴：‘等下回去不要跟兒子說病情這麼重，就說是普通的炎症。’聽到這話，我心裡特別難受。”秦思嵐說，自己的父親也是因為身患癌症而離開的，“那時我剛換工作，做陪診還不到幾個月。我每天陪別人看病，卻不知道自己的父親得了重病”。
“需求會越來越多”
天天往醫院跑，鄭剛發現：就診的人越來越多，醫院永遠擁擠。根據國家衛健委釋出的《2020年我國衛生健康事業發展統計公報》，2020年，全國醫療衛生機構總診療人次達77。4億，一位居民到醫療衛生機構平均就診5。5次。
不管怎麼說，疾病是每個人終將面對的課題，而陪診背後透露的是兩代人的心酸無奈，以及雙向的體諒。這或許將是老齡化社會中一種低頻而又剛需的選項。雖然“陪診”近來越發頻繁地出現在公眾視野，但其實它並非新興事物。事實上，早在2015年前後，北京、西安、重慶等地就湧現出一批陪診企業。但不到兩年，一些陪診企業便相繼退場、銷聲匿跡。根據企查查資訊顯示，截至目前，全國160多家陪診類相關企業已被登出或吊銷，仍存續的有200多家，大多分佈在西安、北京等城市。
作為新入場的創業者，鄭剛認為，“陪診需求會越來越多”。在他的公司，目前訂單不斷。隨著社會對健康問題的關注，以及老齡化社會的到來，程鈺涵也相信，不僅是陪診員，護工、助浴師等這類和老齡健康服務相關的職業都會變得越來越重要。
付小玲也顯得很樂觀。不久前，付小玲陪診過一位50多歲的女患者，對方從貴州趕來長沙看病。付小玲陪著她輾轉幾個科室忙碌了一上午，回到診室看檢查結果時，醫生指著付小玲問患者：“這是你的誰啊？”讓付小玲意外的是，對方很自然地拉過她的手說：“這是我女兒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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