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電影界，最受人矚目的就是韓國導演奉俊昊和他的作品《寄生蟲》，在拿下戛納電影節金棕櫚獎後，一路高奏凱歌，最終摘下奧斯卡最佳影片獎。奉俊昊和《寄生蟲》能以非英語電影的身份在奧斯卡大放異彩，其實有三個原因：首先，奉俊昊一直在嘗試東西方文化融合；其次，奧斯卡的開放性轉向；最後，《寄生蟲》引領電影的未來潮流。
在《寄生蟲》榮獲最佳影片時，奧斯卡頒獎現場的觀眾全體起立吶喊助威，可見電影人多麼喜愛《寄生蟲》。能獲得不同文化背景人們的贊同，體現了奉俊昊一直以來嘗試用電影進行文化融合的成功。
《寄生蟲》其實不能算奉俊昊最好的作品。如果熟悉奉俊昊的作品，會發現《寄生蟲》並不特殊，這部電影只不過是奉俊昊一直以來創作核心的再次展現。奉俊昊之前的作品：
《殺人回憶》以殺人案為故事主線，展現韓國特殊時期社會的動盪不安；
《漢江怪物》透過暴露環境汙染，表現某種情況下自私自利的社會面貌；
《母親》用懸疑片的方式，將弱勢群體的生存處境搬到大熒幕上。
一直到《寄生蟲》，用象徵性手法將豪宅與陋巷、富貴與貧賤一一對比，再利用“氣味”的隱喻，折射出人性的明與暗。
奉俊昊最擅長的電影形式，是從一個小故事入手，講述尖銳的社會問題，這種“以小見大”“以點帶面”的做法，正是好萊塢評審們喜歡的風格，正中他們的口味，換句話說，奉俊昊摒棄了以往亞洲電影較為含蓄的表現手法，大膽地用西方的表達方式展現電影精神，使得中西方文化在電影熒幕上初步融合，這是他贏得好萊塢青睞的重要原因。
另外，亞洲電影工業有自己的文化風格，奉俊昊沒有一味固守自己的亞洲身份，他積極靠攏美國電影文化風格，強化了自己的敘事節奏，使電影的表達更直接，也更具衝擊性，這種跨文化融合的嘗試，幫助他獲得了好萊塢的認可。
其實，早在《寄生蟲》之前，奉俊昊已經功成名就，但當年他曾以不次於《寄生蟲》質量的《母親》角逐奧斯卡最佳外語片之時，卻慘遭淘汰。今時不同往日，好萊塢對他的態度變化，除了他在電影上的造詣更加精進之外，還在於奧斯卡的開放性轉向。
實事求是地說，以前的好萊塢對非英語電影存在一定的偏見，雖然很多非美國裔電影工作者，如《羅馬》的導演阿方索·卡隆，《荒野獵人》的導演亞利桑德羅·岡薩雷斯·伊納裡多，都是墨西哥人，近年來也都在奧斯卡上獲得肯定，但與其說他們的作品是“墨西哥製造”，不如說是地道的英語電影，毋庸諱言，如果他們拍攝本國故事，恐怕成就不會如此高。
《寄生蟲》之所以創造了奧斯卡的新歷史，不僅因為它是一部由非美國資金投資的電影，也是一部非英語的電影。《寄生蟲》不發生在美國，不用英語講述，它的被認可，衝破了以往美國電影工業以美國為中心，以英語為基礎的電影模式，反映了現在奧斯卡的開放性轉變。
近些年來，包括去年奧斯卡最佳影片《綠皮書》等一大批影片，全都將電影焦點放在某些非傳統美國主題上，力圖表現五彩斑斕的“非美國世界”，藉著這股潮流，亞洲電影不再受到排擠，逐漸走入好萊塢核心圈，甚至還成了電影主流，從當年李安的《臥虎藏龍》開始，到最近的《摘金奇緣》《網路迷蹤》等，無不顯示奧斯卡價值觀開始變得更加開放，由過去用英語講美國故事，變成了用各種語言講世界故事。
奧斯卡價值觀的開放，為奉俊昊和《寄生蟲》的成功提供了客觀條件。當然，電影作為一種藝術形式，本就無所謂國界之分，好的電影之所以優秀，在於其總是能成為引領潮流的先行者，這也是《寄生蟲》能成功的第三個原因。
《寄生蟲》關注的社會問題，並非只發生在韓國，實際上發生在地球的各個角落，換句話說，電影所瞄準的問題，具有普遍性。我們知道，普遍性來自各種特殊現象，是從個別中抽出的一般，能用電影講述普遍性問題，需要導演具有極強的洞察力和表現手段，《寄生蟲》的出現，其實可以說開創了未來電影的新潮流。
《寄生蟲》以最通俗淺顯的方式，打動了奧斯卡評委們挑剔的心。《寄生蟲》沒有采用故作深沉的文藝片套路，也沒有故意放緩節奏以體現氣定神閒，相反，它用商業片的節奏講述了一個發人深省的抽象故事。
《寄生蟲》讓美國電影人赫然發現，韓國電影工業已經如此先進，完全可以熟練地運用鏡頭語言述說犀利的社會現實。
奉俊昊似乎以一己之力，扭轉了亞洲電影和西方電影的強弱態勢，與其說奉俊昊需要得到奧斯卡的認可，不如說奧斯卡透過奉俊昊看到了電影發展的一個可能走向。
其實，亞洲電影對美國的影響早已存在，比如大導演昆汀·塔倫迪諾就明顯受到了早年邵氏電影的薰陶，他的電影帶有濃濃的東方敘事色彩。在之前，奧斯卡不願早早承認亞洲電影的地位，現在奉俊昊和《寄生蟲》的出現，讓奧斯卡最終認可了亞洲電影的傑出。
換句話說，《寄生蟲》的成功，打破了西方在電影話語權上的壟斷地位，它讓奧斯卡明白，能夠引領電影內容變革的電影人，並不一定來自美國的電影工業。對於奉俊昊和《寄生蟲》的傑出，奧斯卡心服口服，這是韓國導演和他的作為被授予奧斯卡獎的第三個原因。
《寄生蟲》的大獲全勝，不僅表現了亞洲電影、韓國電影的卓越實力，同時，它用自己的方式宣告了未來電影的一個可能走向，即使用商業片的節奏，講述抽象化的思考。
好萊塢將最佳電影獎頒給《寄生蟲》，也是想表達一種態度：電影並不一定要用脫離大眾審美的方式展現深邃的人文價值，或許快節奏的敘事和生猛直接的鏡頭語言，更能體現電影的藝術價值。
電影作為一種藝術，本無語言、國界和表現手法的門戶之見，長久以來形成的商業片與藝術片水火不容的局面，其實是一種錯誤的安排。對好萊塢以及奧斯卡來說，可能早就想打破以往的痼疾沉珂，但苦於沒有機會，《寄生蟲》的出現，給了他們一個合適的理由，未來的電影，恐怕要因為《寄生蟲》而改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