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裡首先給大家普及一下，晚清時，清政府的武器裝備水平。

大家透過各種電視劇和歷史課本上的插畫了解，大多是手持刀劍的清軍對戰外國列強的洋槍洋炮，腦補畫面也能知道是輸得慘不忍睹。但是自第二次鴉片戰爭之後，中國就興起了轟轟烈烈的洋務運動，在之後，清軍的武器裝備就慢慢的更新換代了。

這裡不得不提一個人——李鴻章。李鴻章對於晚清軍事近代化，功不可沒。他提出了一套“武器制勝論”，即從前俄羅斯、日本不知炮法，跟我們一樣，也很弱，但人家知道這玩意兒厲害之後，求得英法秘巧槍炮、輪船，慢慢地自己也能生產一些，現在已經跟英法稱兄道弟了。這些都是武器的功勞，武器越好越新，越能打勝仗。

早期的洋務運動，都是圍繞武器裝備開展的，自己辦企業仿造，造不了就外購。從1881年起的八年內，北洋陸軍從德國採購了700尊克虜伯炮，而北洋海軍的定遠、鎮遠主力艦也都是從德國定製的。到1890年左右，清軍主力的武器裝備算是與西方追平了，不存在明顯的差異了。

但李鴻章的理論，僅僅體現在武器裝備上，近代軍事的軍隊管理、戰爭理念、軍工生產等，依然很差勁。這也為後面的慘敗埋下了禍根。

一，沒有制式標準

制式標準是很重要的。武器有了統一的標準，在軍隊訓練以及戰爭中使用才能統一順暢，發揮最大的殺傷力。

沒有制式標準，到了戰場上，發現槍的口徑不對，子彈不合膛，“一種彈缺，即一種槍廢”，雖有利器在手，儼同徒手。

晚清咸豐、同治以後，政治體制從中央集權逐步走向督撫專權。在這種體制下，各省的練兵、籌響、辦洋務等大事，均有各省督撫自己做主。每個地方從哪購買武器，生產何種型號的彈藥等，由各地官員自主決定。

這造成了晚清武器體系非常雜亂。1876年後，中國有11個局廠能生產後膛槍，但式樣基本都不一樣，有斯奈德槍、馬蒂尼亨利槍、黎意槍、1871年式毛瑟槍、1898年式毛瑟槍、快利步槍等等。再加上同期的前膛槍，樣式雜亂紛呈。同時從國外購買的武器也是如此。

主要原因是帝國官員“好奇喜新”，世界上新出什麼武器，不考慮制式，只管買買買。中堂大人說了，武器制勝，不能再吃武器落後的虧。

甲午戰爭後，一名叫袁昶的官員指出，“平壤旅順之戰，我軍以槍子不合膛誤事，日本以小口徑村田槍取勝。各國英用阿模士湯（阿姆斯特朗）所鑄炮槍，德用克鹿卜廠（克虜伯）所鑄，皆取一律。獨中國好奇喜新而不一律，故敗”。

後中央要求各地廠局統一槍炮口徑，這意味著有些廠局要改變原有的產品方案。這就觸及了各省督撫的利益，推行起來十分費力。老牌的江南製造局既得利益最多，反對也最賣力。南洋大臣劉坤一先後找了好幾種藉口，就是不肯改口徑。說出來的道理都很堂皇，但誰不知道，其用意不過是儘可能保住江南製造局原有的家底罷了。

這就造成了坐擁一堆先進武器的中國，在實戰中，敗得一塌糊塗。

二，戰爭理念落後

武器搞上去了，打仗就一定能贏嗎？答案當然是不一定。任何對外戰爭都是整體戰，不單是考驗武器質量，還是國家綜合實力的考驗。任何小問題到了戰場上都有可能成為影響戰局的致命因素。

北洋水師雖然在武器裝備上已經補齊了，但作戰理念還是冷兵器那一套。用冷兵器思維去打熱武器，失敗就不足為怪了。

甲午戰爭時，海戰的核心就是主動出擊，爭奪制海權。李鴻章卻命令北洋水師龜守威海，避戰保船，完全放棄制海權，完全依託海岸炮臺進行作戰。武器的優勢根本沒有發揮出來，空有利器而不得其用。

陸戰也是一樣，墨守成規，機械呆板，沿用冷兵器時代的作戰原則和戰法。進攻時集團衝鋒，經常遭到敵人密集火力殺傷；防守時只重正面防禦，忽視側翼，敵人只需避開正面，從側翼攻擊，即可使清軍防線崩潰。

用先進的武器，武裝落後的頭腦，照樣捱打。甲午戰爭把中國洋務運動的輝煌成果打回原形，與日本相比，清軍空有近代化軍隊的“形”，而無近代化軍隊的“魂”。

晚清以來的對外戰爭，幾無勝績，基本宣告了國家軍事近代化的失敗。清軍無論在作戰思想還是裝備體制、兵員素質，都難以成為具有近代化作戰的軍隊。

哪怕配備上最先進的武器，也難掩清政府的落後本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