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後期，宗室諸王在皇帝庇護和縱容下，瘋狂搶掠土地、殘酷剝奪農民，過著窮奢極欲的生活，激起了人民極大憤恨。明末農民起義軍懷著強烈的階級仇恨，對這些敲骨吸髓的明宗室諸王進行了嚴厲打擊。
崇禎十四年（1641年）正月二十六日，李自成起義軍攻破洛陽，殺死封在洛陽的明藩王，將其肉和鹿肉燒煮，置酒大會將士，號“福祿酒”。這個成為起義軍俎上之肉的藩王就是明神宗第三子——福王朱常洵。
“國本之爭” 黨派林立
朱常洵，生於萬曆十四年（1586年），母鄭貴妃。鄭貴妃頗有幾分姿色，加之又精於撒嬌逢迎，很得神宗寵愛。鄭貴妃生常洵後，神宗即將她晉封為皇貴妃，並且有立常洵作太子的意思。在這種情況下，明末各朋黨出於不同的政治需要，圍繞立太子問題進行了長期的爭議，弄得朝廷沸沸揚揚烏煙瘴氣。這就是明史上有名的“國本之爭”。
事情是這樣的：神宗王皇后無子，後宮王妃於萬曆十年生長子朱常洛，次子朱常漵一歲時夭折。未幾，鄭貴妃生三子朱常洵。按照封建社會無嫡立長的傳統當立朱常洛為皇太子，但神宗絕口不談立太子事。朝廷內外懷疑鄭貴妃有欲立己子常洵的陰謀，於是爭言建儲之事，章奏累數千百，皆指斥宮闈、攻擊執政，門戶之禍大起。
戶科給事中姜應麟首先上疏為王妃鳴不平，疏人，神宗將疏紙擲地，拍案大怒，下令將他降為極邊雜職。吏部員外郎沈璟、刑部主事孫如法繼言之，並得罪。禮部尚書沈鯉請冊立太子，晉封其母，不許，被罷官。
當時，正直的老臣們，像吏部郎中顧憲成等，也很以為不立皇太子為可慮。首輔申時行在這件事情上因循委蛇，沒有獨立的見解。他先是率同僚連請建儲，繼之看到廷臣章奏多指斥鄭貴妃，惹神宗憤怒，於是轉而又請神宗下詔，令諸曹章奏只能談本司職掌之事，並擇其善者上達，不準不經選擇直送皇帝。
對此，神宗很高興而廷臣們對申時行則大為不滿。迫於群臣的壓力，萬曆十八年，申時行在毓德宮拜賀神宗時，又請亟定建儲大計。神宗猶豫良久，下詔說：朕不喜激將叨擾，近來諸臣章奏之所以留中不下，是惡其離間朕父子，如果明年廷臣不再為此事嘮嘮叨叨，當於後年舉行冊立皇太子儀式，否則等皇長子十五歲時再舉行。於是申時行又告誡廷臣不要急躁。
萬曆十九年八月，工部主事張有德上疏，請備冊立皇太子儀物，神宗怒其冒犯，命冊立皇太子之事再推遲一年。與此同時，內閣也有相同的奏疏，奏疏落款第一人即為申時行。申時行得知後，慌忙秘密上奏，說自己根本不知此事，望皇上寬容，不要因小臣們的奏疏妨礙冊立太子大典的如期舉行。
申時行密疏一上，廷臣爭劾其巧避首事之罪，說他陽附群臣之議請求冊立皇太子，而陰緩其事以與宮闈相交。至此，申時行不得已請求罷職。而次輔王錫爵則進三王並封說。所謂三王並封，就是把皇長子常洛、皇三子常洵、皇五子常浩，一起封為藩王，到了他們長大之後，再擇其善者立為太子。這種辦法遭到大臣們的反對，此議被取消。
御史錢一本看到神宗以張有德請備冊立皇太子儀物，而復變更冊立東宮日期，申時行柄國，不能匡救，於是上《論相》、《建儲》二疏。疏上說：
“前者有旨不許諸司激將叨擾，這是陛下預設的機阱，目的無非是抵禦天下言者，延宕太子冊立之期。如果屆期無一人言及，則佯為不知；有一人言及，則藉口說‘此來激擾我也，改遲一年。明年又一人言及，則又說’此又來激擾我’，又改二三年，必使天下無一人敢言而後已。如此依違遷就，以全被席暱愛之私，而不顧國本從此動搖，天下從此危亂。臣以為陛下御人至巧，而為謀則甚拙也。此等伎倆不可以瞞匹夫匹婦，又豈得欺天下萬世耶！”
一本的奏疏，說得非常戇直、非常痛快。但最終難免被斥為平民，當然他的奏疏也不能不使神宗產生一種震憾。
在群臣的連章抗爭下，神宗不得已於萬曆二十九年立長子常洛為太子，而封常洵為福王。據文秉的《先撥志始》一書說，神宗這樣作是因為有一天他病得昏迷過去了，在昏迷中，覺得自己枕在恭妃王氏的手臂上，及至醒來，見恭妃面帶悽容，淚還沒有幹，而鄭貴妃，則不知跑到哪裡去了。這時候，神宗才幡然醒悟，產生了立常洛之心。其實，這不是主要的原因。
常洛雖被立為太子，但在鄭貴妃的幕後策劃下，不利於太子的謠言很多，宮廷內外的鬥爭也更加激烈，國本之爭仍在繼續。在常洛被立為太子的先後，萬曆二十六年有《憂危竑議》、萬曆三十一年有《續憂危竑議》等“妖書”出現；萬曆四十三年又有“梃擊案”的發生。
兩“妖書”內容詭妄，皆不利於太子。前者意在說明鄭貴妃如立己子，並不違背傳統，為鄭貴妃立常洵大造輿論；後者竭力論證神宗立常洛為不得已，他日必易。“妖書”一出，又造成人心不安。為查“妖書”來源，株連甚廣。後來發覺刊刻“妖書”的人為順天生員生光，於是把敞生光凌遲處死。
妖書一案平息未久，又有梃擊案的發生。萬曆四十三年五月四日下午，有名為張差的男子，手持棗木棍，突然闖進太子住的慈慶宮謀害常洛。東林黨人、提牢主事王之案審出事與鄭貴妃和福王有關。神宗為避免事態擴大，一面撫慰太子，一面以張差瘋癲為口實，殺之，含糊了結此案。
圍繞著福王朱常洵和鄭貴妃所進行的一連串的宮廷內外鬥爭，使明王朝後期黨派林立，門戶之禍劇長，政治日益腐敗。
貪求無已 慾壑難填
愛母及子。因鄭貴妃的關係，朱常洵也得到了神宗的極度鍾愛封福王后不久，朱常洵的完婚大典即提到了議事日程，在他的請求下，神宗為其操辦了盛大的婚事，洞房內錦繡珠玉琳琅滿目，宴席上美味佳餚重重疊疊，戲臺上絲竹管絃之聲數日不絕，說不盡的豪華、道不盡的排場，共化去白銀三十萬兩。
繼之，朱常洵又請求神宗為他在洛陽營建了規模宏大、建築精巧、裝飾華麗的王府，共化去白銀二十八萬兩，比慣例多出十倍。朱常洵的鉅額用度，使戶部錢庫捉襟見肘。此外，為使自己心愛的兒子朱常洵能極盡享樂，神宗還主動把礦監稅使歷年進奉給自己的大量白銀及明珠、異寶、文毳、錦綺等支助給朱常洵，致使內廷蓄積為空。
按明朝祖制，諸王成年後，必須立即就藩，不得再在京師滯留。福王常洵完婚後，如繼續留在京師，不僅違背祖制，而且對太子常洛將非常不利。於是朝廷大臣請福王就藩的奏疏接連不斷，但神宗皆置之不理。神宗愈不理，廷臣奏疏愈急。為拖延就藩時間，和為日後迫不得已就藩作準備，朱常洵和其母鄭貴妃又請求神宗在內廷發話，賜福王莊田四萬頃，莊田及額後，即就藩。
這是無恥的刁難！明初土地空曠，分封藩王二十四個，每王賜田也不過幾千頃，明中葉後，土地兼併劇烈，在宗室、外戚、地方豪強的層層盤剝下，國有土地早被侵佔無餘，農民的私有土地也被剝奪殆盡，地處中原的河南更是如此。現時要在河南為福王籌措莊田四萬頃，實在是比登天還難。
得知此訊息，廷臣相顧驚愕！一些正直大臣從歷史、現實和將來三方面相繼上疏抗爭。從歷史上說，賜藩王莊田四萬頃，無例可循；從現實來說一下籌措四萬頃土地，除非把河南人民斬盡殺絕，否則萬不可能；從將來來說，如果宗室諸王各援福王事例，請求賜土，那麼全國之土地，也不足供諸藩分割。在廷臣的一片抗爭聲中，神宗可能也自覺到事情的嚴重性，於是下詔將福王的莊田減去一半，如河南湊不足數以山東、湖廣土地補給。
朱常洵的莊田問題總算基本解決了，他理應立即前往河南封國然而神宗和鄭貴妃仍不想讓常洵離京。鄭貴妃以祝李太后（神宗生母）明年生日為名，請讓常洵再推遲一年就藩，但遭到太后的訓斥迫不得已，神宗才於萬曆四十二年，下令常洵就藩。
朱常洵離京之日，臨行出宮門，即被神宗召還數次，依依不捨神宗緊緊握住常洵的雙手，殷殷叮囑，要求三年回京一趟。隨同常洵一起去河南的王府屬宮、太監、衛隊、物資車輛相望於道，數十里不絕，好不威風！
朱常洵到達封國後，所有請求，無不獲準。除二萬頃莊田外，常洵又求得了朝廷所沒收的原大學士張居正的田產，以及江都（今江蘇揚州市）至太平（今安微當塗）沿江南北千餘里的雜稅、四川的鹽稅茶稅。同時，神宗又下詔特許福王府自遣官吏在封地內督租徵課（按：明祖制，藩王封地內的租賦由朝廷派官統一徵收）。於是福王府內的屬官、太監以履畝督租為名，乘驛傳出人河南北、齊、楚間，漁肉官民，捕殺莊佃，所至騷然。
戶部尚書李汝華上疏請遵祖制，讓福王盡撤督租徵課之使者，以緩和矛盾，神宗沒有理睬。山東右參政姜志禮也上疏抗爭，認為如此下去，誤國害民，局勢將不可收拾，言詞戇直。但姜志禮的好心卻被神宗當作了驢肝肺，反遭降級三等的處分。在神宗的庇護和縱容下，福王府的屬官更加氣焰熏天，狼貪虎噬，王府轄下的人民處在水深火熱之中。
貪得無厭的朱常洵慾壑難填，繼之又請得了淮鹽一千三百引，在洛陽設店賣鹽牟取暴利（按：食鹽原為政府專賣）。王府太監到淮、揚鹽場支鹽，敲榨勒索，實際支取的食鹽比原額多出數倍。為壟斷河南鹽利，朱常洵下令，非王府食鹽不得出售。
河南原食河東鹽，朱常洵強迫改食王府的淮鹽，於是河東鹽賣不出去，造成了邊防軍餉的緊張（按：明時實行“開中法”，商人運一定數量的糧食及其他物資到邊地，就可得到政府的允許，運銷一定數量的食鹽）。朝廷大臣們請求改給福王府的食鹽於河東，且不要拿此鹽與商民爭利，以減少河東鹽的積壓和緩和邊餉的緊張，神宗卻不予理睬。
萬曆中期後，神宗皇帝淫樂無度，久居深宮，不理朝政，然而對朱常洵卻特別優待，福王府的章奏隨時可以上達，福王府的請求朝上夕允。由於朱常洵享有這種優厚的待遇，當時的奸邪罪犯，聞風而至，獻媚賄賂，社會風氣敗壞至極。
淫蕩無度 死有餘辜
朱常洵的生活極度腐化，他用收刮來的民脂民膏，竭盡享樂之能事。他所愛好之事有三：飲醇酒、玩美女、聽倡樂。他整日只是閉門飲酒，搶掠民間美女，悠閒自得地聽宮女們的彈唱，而對河南地區因早災蝗災，赤地千里，父食子、夫食妻的慘象則充耳不聞。
天啟七年（1627年）陝北澄縣饑民在白水人王二率領下，衝進縣城、殺知縣，揭開了明末農民大起義的序幕。崇禎帝即位後，大起義的風暴很快就席捲陝北和陝中。不久，鬥爭的烈火迅速蔓延到甘肅、山西。在革命形勢的鼓舞下，飢寒交迫、處在水深火熱之中的河南饑民也紛紛舉起義旗，小者數十百千人，大者數萬人。
與此同時，因軍餉不足、軍官剋扣而枵腹從公的政府軍經過洛陽，看到富麗堂皇、藏金百萬、醉生夢死的王府，自然也十分不滿。正在洛陽家居的南京兵部尚書呂維祺十分恐懼，忙於崇禎十二年（1639年）冬對常洵曉以利害，力勸他散財濟貧助餉，以緩和矛盾，穩定軍心，激勵士氣，但朱常洵只當作耳邊風，毫不為意。
崇禎十三年冬，李自成乘明軍主力人四川追擊張獻忠、河南空虛之機，率部陷永寧（今河南洛寧縣）、破宜陽（今屬河南）。河南各地饑民從者數萬，聲勢大振。李自成起義軍針對河南土地高度集中、賦役繁重、民不聊生的社會現實，明確提出“均田免糧”的口號，受到了河南廣大人民的熱烈歡迎。
李自成起義軍在河南地區的迅猛發展，使得明政府和福王府惶惶不安。崇禎十四年正月明政府令參政王胤昌率部對洛陽嚴加警備。與此同時，總兵官王紹禹，副將劉見義、羅泰也分別率部進入洛陽。一向目中無人、不可一世的福王朱常洵，現時不得不屈尊召三將人王府，賜宴加禮，大加籠絡，妄想憑藉三將苟延殘喘。
數日後，李自成率部抵達洛陽，發起攻城。在農民軍的強大攻勢下，洛陽城搖搖欲墜。此時，朱常洵才不得不忍痛拿出千金白銀招募頑命之徒，結成敢死隊，手執長矛，縋城而出，突襲農民軍兵營，農民軍猝不及防，被迫稍稍退卻。
然而，這只不過是暫時的現象，朱常洵的所作所為，已經盡失人心，現時即使傾其所有，也逃脫不了滅亡的命運。正月二十六日夜半時分，總兵王紹禹的親兵殺守城明軍，燒城樓，開啟洛陽北門迎接農民軍。眼見大勢已去，養尊處優、腦滿腸肥的朱常洵狼狽不堪地縋城而出，落荒而逃，躲進了距城不遠的迎恩寺。
農民軍進入洛陽後，將福王府及洛陽巨室所搜刮的民脂民膏——米數萬石、金錢數千萬兩，賑濟饑民。朱常洵雖然逃跑了，但逃過了初一，逃不過十五，第二天，農民軍就尋蹤追到了迎恩寺，將其擒獲。作惡多端的福王朱常洵最終變成了李自成農民軍的下酒菜，受到了應有的懲處。
攻破洛陽城，焚燒福王府，殺死朱常洵，不僅表現了李自成農民軍對統治者的切齒痛恨，同時也預示著明王朝末日的來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