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伏特加政治》，［美］馬克·勞倫斯·希拉德，王進、餘杜烽譯，索·恩|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21年10月版
俄羅斯人的酗酒問題早已是一個鮮有爭議的事實，俄羅斯人在外人眼裡的典型形象都是酒不離身，酗酒問題是一個在俄羅斯有著悠久歷史的社會問題；這個問題一直從沙皇時代、蘇聯時代和後蘇聯時代延續至今。但幾乎沒有多少歷史學家承認在俄羅斯存在著伏特加酒濫用的問題，更重要的是，更少有人會試圖去探尋這個問題的源頭所在。
為什麼相比世界上其他那麼多種酒，俄羅斯人偏偏對伏特加酒情有獨鍾呢？為什麼俄羅斯人飲用伏特加酒的時候往往是狂飲不止、嗜酒如命呢？要回答這些問題，我們需要回顧神秘的“俄羅斯之魂”這一由來已久的稱呼，或者其他一些永恆不變、不可分割的俄羅斯民族文化傳統。透過文化研究而得出的結論應該就是毋庸置疑的了。無論如何，在俄羅斯人這種近乎自毀的飲酒文化的起源和發展背後，隱藏著非常強大的政治和經濟因素。
一種較為流行的說法是，俄羅斯人、斯堪的納維亞人和其他生活在北歐地區的人之所以天生愛喝烈酒，是因為這些酒可以在極寒天氣下促進他們的血液流動。如果你曾在極寒天氣下痛飲伏特加酒並感受過它所帶來的溫暖，你也會認可這種聯絡並非毫無根據。基於氣候決定論，人們開展了許多關於“地理酒徒”的研究，雖然這種研究缺乏可信的科學依據。“地理酒徒”的研究標註了歐洲各地分佈的各種飲酒文化。氣候確實能解釋地圖上的部分分佈規律。愛喝葡萄酒的民族大部分居住在歐洲的南部，這裡的地中海氣候造就了繁榮的葡萄酒釀造文化。而所謂的啤酒帶則包括了歐洲中部的穀物種植地區，剩餘地區則被伏特加酒帶所佔據：包括北歐地區和波羅的海地區的國家，以及俄羅斯、烏克蘭、白俄羅斯和波蘭的中部和東部。
歐洲飲酒地圖
然而，如果撇開葡萄園遍佈的地中海地區，一路往北，我們會發現這裡的氣候學地圖看上去就跟19世紀的歐洲政治版圖一樣怪異。例如，柏林和塔林之間的氣候差異並不是很大——但在19世紀，柏林是德意志帝國的首都而塔林則處在俄羅斯沙皇的統治之下。更為明顯的是，伏特加酒帶最西的邊界將波蘭一分為二，而這一邊界正好與以前俄羅斯帝國的邊界重合。在塑造區域飲酒文化的過程中，政治因素所發揮的作用或許和氣候因素一樣重要。
在俄羅斯的誕生之初，飲酒文化就與俄羅斯結下不解之緣
500年前歐洲並沒有什麼伏特加酒帶。那時候，俄羅斯人釀造啤酒並用蜂蜜發酵釀製出蜂蜜酒。富人則從更加溫暖的地區購買葡萄酒。關於早期俄羅斯政治人物的故事裡，常常有他們喝得酩酊大醉的情節，但他們那時所喝的並不是伏特加酒。
但是，或許古代俄羅斯關於酒的故事中最奇妙的一個是關於俄羅斯這個國家誕生的故事。俄羅斯和它東邊的斯拉夫兄弟烏克蘭和白俄羅斯一樣，其起源可以追溯到基輔羅斯。基輔不僅是斯拉夫民族的文化首都，也是9～13世紀歐洲東部的一個強國。正是在基輔時期，俄羅斯起源的傳奇故事被編入了《原初編年史》（Povest’vremennykh let）中；這本書還描述了俄羅斯如何從異教信仰的國家轉為基督教信仰的國家。
鼎盛時，基輔羅斯的領土從波羅的海延伸到黑海，覆蓋著今天的烏克蘭、摩爾多瓦、白俄羅斯和俄羅斯西部的中心地帶。這些領土中的大部分是由大公弗拉基米爾一世（Grand Prince Vladimir the Great）攻佔的。他最為世人所熟知的是他那身為異教徒的放蕩作風：他娶了很多個妻子。鄰近的大公和國王出於政治上的考量，紛紛催促弗拉基米爾放棄盲目的小眾異教信仰，改信基督教這一他們延傳至今的信仰。
弗拉基米爾一世
弗拉基米爾同意了，他派出了一個代表團調查實情，以學習不同的宗教信仰。不久之後，基輔便迎來了眾多一神教派國家派來的大使，他們是前來嘗試說服弗拉基米爾大公相信，他及其臣民應該改信自己國家的信仰。986年，弗拉基米爾迎來了伏爾加河下游信仰猶太教的可薩人的大使，隨後是來自德國的教宗使者，他為大公講述了權威和莊嚴的羅馬教廷的故事。而代表拜占庭帝國傳統信仰東正教的希臘學者還在質疑著教宗的地位。在那之後，來自頓河下游大草原的“信仰伊斯蘭教的保加利亞人”到達了基輔並告訴大公，在伊斯蘭教所信仰的來世裡，信徒所有的肉慾都將神奇地得到滿足。據《原初編年史》記載，“弗拉基米爾認真地聽著保加利亞人的講述，因為他對其中關乎美女和縱慾的部分很感興趣，並很喜歡聽與之相關的東西”。來自保加利亞的穆斯林接著描述了伊斯蘭教的割禮和必須禁食豬肉和酒類的習俗。聽到這些之後，弗拉基米爾皺了皺眉，而他接下來所說的話註定將流傳千古。“喝酒，”他說，“是羅斯人的樂趣，不喝酒我們活不下去。”
第二年，弗拉基米爾及基輔羅斯的臣民在第聶伯河的河水中受洗，並加入了君士坦丁堡教廷；而自此以後，俄羅斯人就一直信仰東正教。
雖然俄羅斯人的酗酒習慣由來已久，但自俄羅斯人開始喝酒到伏特加酒出現之間還有很長的間隔。此外，歐洲幾乎各個地區的人們都有著和俄羅斯人差不多長的飲酒歷史，因為在人們發明巴氏殺菌法之前，酒精飲料被認為是比容易傳播細菌的牛奶、果汁乃至水更安全的飲料。
所以，如果早期的俄羅斯人與其飲用啤酒和葡萄酒的歐洲鄰居有這麼多相似之處，那麼又是什麼讓他們轉而開始喝伏特加酒呢？讓我們客觀地看待這個問題：伏特加酒既沒有顏色，也沒有香氣，更沒有味道，喝伏特加酒的樂趣跟用酒擦拭身體的樂趣差不多。近幾年，在全球酒類市場發展最快的地方，人們一直在給伏特加酒新增味道。從覆盆子味和美洲越橘味到巧克力味和曲奇圈味，再從華夫餅味和甜甜圈味到培根味和燻鮭魚味，伏特加酒生產商爭著賦予他們的產品各種各樣的味道，以覆蓋伏特加酒本身的味道。俄羅斯作家維克多·葉拉菲耶夫這樣解釋道：“法國人讚美白蘭地酒的芳香，而蘇格蘭人則會讚揚威士忌酒的香味。”而相比之下，“俄羅斯人則會將他的伏特加酒一飲而盡，面孔開始扭曲，嘴巴罵著髒話，並馬上伸手去拿任何可以‘緩解酒勁’的東西。對於俄羅斯人而言，伏特加酒帶來的酒勁更重要，而酒的味道如何則是無關緊要的。你也可以將伏特加酒注射進血管裡，這樣做和喝下去的效果是一樣的”。
那麼，為什麼俄羅斯整個國家偏愛的是這種“近乎自虐”的飲料，而不是更加可口的啤酒、葡萄酒和蜂蜜酒呢？這些酒直到15世紀和16世紀還是俄羅斯流行的飲料。這個問題事關重大。“地理酒徒”的地圖上歐洲的伏特加酒帶、啤酒帶和葡萄酒帶的分佈讓這個問題看上去只是簡單的口味不同而已，可將其歸因為文化差異，但這種說法是最不靠譜的了。相較於傳統的發酵啤酒和葡萄酒，蒸餾酒是酒類產品族群的新生力量，它們的出現代表了一種引人注目的技術飛躍。正如歷史學家大衛·克里斯蒂安所說，如果啤酒和葡萄酒是弓和箭，那麼伏特加就是大炮——它具有傳統社會所無法想象的能量，它最終將給經濟和文化帶來革命般的創新。
俄羅斯貽害無窮的飲酒習慣，是百年來俄羅斯政治家所做決定的後果
我們很少詳細考察文化實踐的起源——相比之下，簡單地假定文化實踐一直固定不變或者它們只象徵著一個國家內在的精神特性的做法要容易得多。為什麼俄羅斯人似乎無法抗拒伏特加酒的誘惑呢？傳統的解釋認為，這就是俄羅斯人天性的一部分——他們的DNA裡天生就含有酗酒因子。這種看法是錯的：我們今天認為是基本的文化特質的東西常常可以追溯到其政治和經濟根源。因此，我認為今天在俄羅斯人中分佈較廣且禍害無窮的飲酒習慣實際上是4個多世紀前在現代俄羅斯形成過程中，當時的政治家們所做決定的後果。
往回追溯，封建主義時期的俄羅斯社會結構明顯地分裂為少數的土地領主階層和大量的貧窮農民階層。農奴們的活動被限制在他們主人的宅院裡，很少有農奴可以離開自己的村莊到外面去。每一個村子都至少有一個酒館（俄羅斯語裡的korchma），封建地主透過酒館來榨取農民的收入。
直到16世紀中期，鄉村酒館都是位於農奴主住宅或附近修道院裡的啤酒廠的產品零售店。這些酒館提供傳統的發酵飲料，例如啤酒、蜂蜜酒和格瓦斯酒（一種由黑麵包或黑麥製成的低度酒精飲料）。而在16世紀早期，許多酒館開始將伏特加酒簡單地作為另一種可選擇的飲料加進它們的酒單裡。這種早期的伏特加酒的生產不僅方法原始，規模也較小——產量僅夠當地的農奴主宅院和酒館所用。
這時的伏特加酒被稱為“煮沸的酒”（goryachee vino）或者“麵包酒”（khlebnoe vino），很快，人們就注意到這種酒所蘊含的巨大的盈利潛力。伏特加酒的蒸餾技術非常簡單，成本也低。生產伏特加酒所需要的全部工具就只是一個簡單的蒸餾室，而所需的原料在當地也非常充足。據酒類歷史學家鮑里斯·羅季奧諾夫（Boris Rodionov）所說，19世紀至今，工業蒸餾的發展進步讓當代的伏特加酒“成為世界上最容易生產和價格最便宜的飲料（相對於生產成本而言）”。
傳統的俄羅斯蒸餾室
回溯16世紀，俄國正在開展一場農業革命，在穀物輪作上採用三田制，極大地提高了穀物產量。地主們應該怎樣處理這些新增加的穀物呢？他們可以將這些穀物賣到市場上，但這麼多的供應量會導致價格降低，而用馬車把穀物運到市場的運輸成本又很高。更好的選擇是用蒸餾法將其製成伏特加酒，伏特加酒的價格高且運輸成本低：堆積成山的穀物蒸餾而成的伏特加酒可以很輕易地用一輛運貨馬車運走。
而且，不同於發酵的啤酒或蜂蜜酒，伏特加酒永遠不會腐敗變質，因此它的價值可以被永久儲存——而且這種價值很容易被衡量、細分以及按量出售。出於這些原因，伏特加酒成為商業貿易和原材料價值提取的最佳工具。人們質疑威廉·波赫列布金記錄伏特加酒起源於這個時期的說法，但波赫列布金很精明地做出了以下解讀，他表示“如果伏特加酒在這個時期內並不存在，那麼人們就必須得發明它，不是出於對新飲料的需要，而是作為間接稅的理想媒介的需要”。而年輕的俄國確實很快就發現了伏特加酒巨大的稅收潛力。
當談到最能代表俄羅斯精髓的象徵時，如果你第一時間想到的不是伏特加酒，那或許應該是紅場上有著極具象徵性外觀的聖巴西爾大教堂。這座教堂有色彩繽紛的洋蔥狀屋頂，它是由伊凡雷帝下令興建的，以紀念他於1552年對位於伏爾加河沿岸的喀山汗國的征服。在對喀山汗國實施圍攻屠城的過程中，伊凡對當地政府經營的酒館印象深刻，韃靼人稱這種酒館為kabak；在回到莫斯科之後，伊凡雷帝就下令實行kabak酒館的國家專營體系，禁止私人經營酒館，這樣所有酒類貿易的利潤都直接收歸伊凡的國庫。
電影《伊凡雷帝》劇照
在接下來的一個世紀裡，專制的俄國以伏特加酒為支柱，建立了它的國家力量。為了保持穩定的售酒利潤，政府暗中調查取締了非法的蒸餾室和酒館。1649年《會議法典》不僅立法保護農奴制，也禁止人們在kabak以外的地方購買和售賣伏特加酒，否則就要接受嚴厲的刑罰——這種刑罰可能包括鞭笞、火烤或吊刑。三年後，政府透過禁止所有帶有商業目的的私人蒸餾來確立對伏特加酒生產和銷售的徹底壟斷。1630年代，德國學者和大使亞當·歐萊利烏斯（Adam Olearius）訪問了俄國。據他所說，在整片俄國的土地上有1000多家政府經營的酒館，而這些酒館給政府帶來了“一筆難以想象的財富，因為俄國人喝起酒來完全沒有節制”。因此，歐萊利烏斯總結道，俄國人的“酗酒程度遠超世界上任何一個國家的人”。歐萊利烏斯還在沙皇開設的酒館裡與俄國農民當面起了衝突，他自己表示，這種衝突對他啟發特別大。
酒館老闆是當權階級與俄國社會大眾之間的主要溝通橋樑，而且人們都很清楚他們支援的是哪一方。事實上，俄國人民對他們的稱呼並不是酒館老闆，而是稱他們酒保或者“吻誓人”。他們親吻著東正教的十字架，以此來向沙皇宣誓效忠；他們發誓會竭盡所能，忠誠地為皇帝服務，將酒賣給儘可能多的農民，為沙皇的國庫賺更多的錢。這些俄國酒保是這個掠奪成性的國家不知羞恥的工具。除非走進酒館的農民身上已經沒有錢和任何可抵押的有價值的東西，否則他是絕不會讓他們離開的。根據1659年政府頒佈的法令，酒館老闆甚至不可以拒絕一個酗酒成性的醉徒入店喝酒——以免影響沙皇的收入。
酒館老闆是否能保住自己這份獲利頗豐的工作取決於他們能否為所在的州和整個國家賺取越來越多的錢。因此，所有酒館的經營者都刻意推廣蒸餾法，以生產酒勁更強的伏特加酒，而不是生產傳統發酵方式釀製的啤酒和蜂蜜酒，因為相比於銷售這些酒，銷售伏特加酒的利潤要大得多。雖然像農奴制和直接徵稅制這樣一些其他的封建社會制度也透過剝削農民來增加國家的財富，但它們的純利潤產出效率完全無法與伏特加酒相比。伏特加酒必須用現金購買，這使得農民必須賺錢才可以買酒喝。即使是酒館老闆允許他們的客人用身上的物品抵酒錢或者允許他們賒賬，酒館老闆上繳給國家的錢也必須是現金。透過這種方式，酒館成為俄國統治階層剝削社會大眾的主要工具。在伏特加酒和沙皇的kabaks出現不到30年內，傳統俄國村莊自給自足的社會形態就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個由國家、貴族和商人所主宰的社會體系。他們宣揚酗酒，並從這一給農民帶來不幸的行為中獲利，進而將那些分佈泛散乃至各自孤立的村莊都納入整個國家的專制體系裡。
雖然長期來看，這個制度對於酗酒和墮落的推廣被證明是有害的，但這種做法的直接後果卻是有利於整個帝國的。隨著國庫的日益充裕，俄國對外擴張和保衛本土的國家實力也隨之增長。這個制度不僅支撐俄國攫取了地球上面積最大的領土，也讓其不用依賴龐大的政府官僚機構就可以很有效地將其政府的影響力擴散到人口最稀疏的領土上。隨著這個國家國界的擴張和國力日漸增強，俄國也開始有實力征召、資助和控制這個世界上規模最龐大的軍隊。
俄羅斯酒文化的獨特傳統：定期豪飲狂歡
在俄羅斯出現沙皇之前的很長一段時間裡，其傳統的飲酒文化有著這樣的特徵：人們長時間地保持節制，偶爾才會放縱酗酒。飲酒不僅是一種社會習俗，而且常常是一種宗教習俗。酒類歷史學家鮑里斯·西格爾（Boris Segal）甚至說東正教教會刻意將飲酒加進宗教慶典中，以更好地讓農民放棄他們的異教傳統，而在異教傳統中，飲酒同樣扮演著這樣一個凝聚集體的角色。不管是信仰異教還是基督教，飲酒的人往往都不是形單影隻，而是成群結隊，或者在家和朋友一起，或者和自己所屬的集體一起。這和後來出現的飲酒屋中人們獨自飲酒形成強烈的對比。
甚至在酒館出現之前，人們就試圖透過道德勸說和經濟管制來控制飲酒行為。16世紀頒發了《道德法典》，即“Domostroi”（或《國內秩序》）。這部近乎代表官方權威的法典，概述了社會精英在飲酒時應肩負起的家庭責任、家族責任、道德責任和公民責任。它這樣寫道：當你被邀請參加一個婚禮的時候不要允許你自己喝到酩酊大醉的程度，也不要一直在酒桌旁坐到深夜，因為醉酒狀態下在酒桌旁逗留太久只會帶來爭吵、打架和流血。我並不是說你不應該喝酒！不。我是說你不應該縱容自己喝醉。我並不是在貶低酒這一上帝賜予我們的禮物，但我確實譴責那些喝起酒來沒有自制力的人。
這本書給出這些建議的時候，伏特加酒貿易的巨大盈利潛力還尚未為眾人所知。而在應對這項新技術所帶來的挑戰時，大公也將對貴族釀酒的管理延伸到了更加具有潛力的蒸餾酒生產上。1561年的莫吉列夫規約規定：“市民可以自由地儲存蜂蜜酒和啤酒以供自用，但不許對外售賣。在收稅官知情和允許的前提下，市民可以透過蒸餾法生產一些酒以在自己兒子或女兒的婚禮中和唱聖誕頌歌的時候喝。除此之外，市民每年可以有五次用蒸餾法生產自用酒的機會：聖誕節、謝肉節、復活節、聖三主日，以及秋天的聖尼古拉斯日（每年的12月6日）。但是，他們每次釀酒均不得使用超過4大擔的麥芽。”
這樣的規定促成了人們在節日和假日裡過度飲酒的傳統，而且常常導致悲劇性的後果。英國人塞繆爾·柯林斯是沙皇阿列克謝·米哈伊洛維奇·羅曼諾夫的私人醫生。1671年，他這樣寫道：“在狂歡節之前……大齋節，俄國人民都沉迷於各種放蕩行為和享受中，而到了節日的最後一週，他們喝起酒來的樣子會讓人們覺得他們是在緊握最後喝酒的機會，一次性喝個夠。”除了分析酗酒如何導致酒後爭吵、互毆乃至謀殺外，柯林斯還解釋道：
其中有些人喝醉了走回家，如果沒有一個清醒的人陪著的話，他很可能會倒在雪床上（一幅悽慘寒心的場景）睡著然後被凍死。即使有他們認識的人剛好經過，看到他們將要死去，這些人也不會伸出援手。他們要避免引火上身——如果醉漢在自己照顧下死去，會帶來無休止的檢查：他們要到城市裡的警察局報告，而那裡的人會想盡辦法從他們身上敲詐出點東西。這些被凍死的人後來會被用雪橇一堆堆地從雪地裡撬起來，任何目睹這一場景的人都會對此感到悲慟。其中有的人手被狗咬掉了，有的人則是臉被咬掉了，還有的只剩下骨頭。在大齋節的時候有200～300人以這種方式被從雪地裡撬起來帶走。你可以透過這個故事來想象酗酒帶來的悲慘後果。酗酒這種極易傳染上癮的精神病態不僅發生在俄國，也發生在英格蘭。
雖然喝酒很大程度上是被成年男性所壟斷的消遣活動，但傳統的飲酒文化同樣影響著女性和孩子，他們常常陪在男人旁邊一起暢飲。亞當·歐萊利烏斯在描述一個典型的鄉村慶典的時候這樣寫道：“在他們喝醉酒後，男人們透過毆打妻子取樂，然後又跟她們一起喝酒。到了最後，女人們跨坐在他們丈夫身上，一起喝到她們也醉倒，睡在和她們一樣睡著的丈夫旁邊。不難想象，這種做法對女性的尊嚴和端莊形象所造成的破壞，以及這種狀態對她們的身體所造成的頻繁傷害。”
令身處現代社會的我們更感到震驚的是，就連孩子也無法避免受到這種普遍飲酒文化的荼毒。19世紀雅羅斯拉夫爾的一個牧師這樣描述道：“更加令人驚訝的是，還不會走路不會說話的孩子就懂得伸手要伏特加酒。他們手舞足蹈地索取著，直到大人滿足他們。然後他們就拿著酒歡快地喝著。”“一個4～5歲的孩子已經能喝掉滿滿一杯伏特加酒了……而且在一些諸如工作聚會這樣的場合，一個年輕的未婚女孩也敢喝下一大杯伏特加酒和一杯啤酒，而不覺得羞恥。”人們在如此年幼的時候就融入了這樣一個不僅容許還積極鼓勵飲酒的群體文化中，這樣的酗酒行為可以代代延續也就不足為奇了。
雖然這種植根於宗教儀式的傳統飲酒文化導致人們一次次酗酒狂歡，但一個聯絡緊密的社群所提供的監管有助於防止出現長時間的、夜以繼日的酗酒行為。正如一位來自19世紀雅羅斯拉夫爾的教區牧師所建議的，“但也必須指出，雖然那時候的俄國人喜愛飲酒，但他們中間卻極少甚至沒有出現過酒徒。即使是酒癮最大的那個人也會在半夜或者凌晨回家睡覺，醒來後喝格瓦斯酒給自己醒酒，然後開始認真工作。”
直到今天，在俄羅斯各地都可以看到這種傳統的飲酒文化，特別是節日的時候。在聖誕節（12月25日）到東正教聖誕節（1月7日）之間的這13天裡，許多俄羅斯人都參與到一場持續兩週的酒宴中。因此，1月的第一週總會出現包括酒精中毒、醉酒犯罪、醉酒駕駛事故、醉酒謀殺以及其他各種與酒精相關的死亡案件的數量飆升。據俄羅斯酒類研究方面的權威研究員亞歷山大·涅姆佐夫（Aleksandr Nemtsov）所說，俄羅斯每年飲用伏特加酒的“馬拉松”活動是一種比恐怖主義襲擊更可怕的威脅，每年僅在莫斯科就有超過2000名居民為此喪命。有的人甚至還說，現代俄羅斯人對“酒神巴克斯”的狂熱崇拜，已經取代傳統的東正教信仰，成為俄羅斯社會中宗教與社交的根基。“以前，當人們祝福彼此身體健康的時候，他們會為你祈禱——現在，他們會向你祝酒。”人們之間的友誼深淺是透過他們在一起喝多少酒來衡量的；甚至當你死後，你的朋友們會扛著你的棺材到墓地下葬，然後喝酒，他們還會連你的那一份也一起喝掉。
酒神巴克斯
俄羅斯人對飲酒的熱愛造就了俄羅斯的獨特傳統：Zapoi（豪飲期）；豪飲期是指俄羅斯人專門用於喝酒的一段時間，常常持續幾天甚至幾周，而且豪飲期的日期時不時會和宗教節日的日期重合。1860年代奧古斯特·馮·哈克斯特豪森男爵（Baron August von Haxthausen）曾拜訪俄國，他這樣描述豪飲期：“偉大的俄國人民不是一直在喝，也不是每天都喝，他們當中甚至很多人幾個月都不喝酒，即使有人給他們遞上了白蘭地酒他們也不會拿；但總會出現某些時刻，當他們沒能抵制嘗一口酒的誘惑並傳染上了這種激動情緒（豪飲期的狂熱氣氛）後，他們可以接連喝上幾天，乃至幾周，喝光他們所有的酒，直到最後一滴。透過這個例子，你就可以理解kabak酒館那麼巨大的利潤是從何而來了。”
伏特加催生了現代的個人主義酒徒，摧毀了封建社會
在伏特加酒出現之前，對酒的狂熱而產生的這些毀滅性因素就已經深深植根於俄羅斯人的傳統飲酒文化。伏特加酒的誕生和沙皇酒館的建立不僅將這種傳統文化的實踐與一種潛力無限的酒結合起來，而且引入了“現代的”社會關係、經濟矛盾和個人的飲酒習慣。這種結合後來被證明更加具有破壞力。
正如在其他國家，酒館一旦出現，就會迅速成為鄉村生活的中心，就連傳統的公共慶典都會在裡面舉辦。但酒館每天都開門營業，而不僅僅是在節日或宗教節日裡開門。這對於鄉村的工匠和農民來說是一種特別大的誘惑：他們可以用現金埋單，這樣買起酒來可比農民透過收割穀物以貨買酒更加容易。於是，他們就成為俄羅斯第一批“現代意義”上的酒徒：這些男性常常都是一個人喝酒，而不再嚴格遵照當地社群的節日日程。
用經濟學家的術語來說，傳統飲酒文化中對酒的需求是缺乏彈性的——受限於常規的公共節日的次數；而現代飲酒文化對酒的需求則是具有彈性的——僅受限於農民的付款能力。因此，國家從現代的個人主義飲酒文化中獲利更多，而大範圍的酗酒行為帶來的對社會和個人健康的消極影響也相應地更為顯著。伏特加酒、沙皇酒館和個人主義的飲酒文化也催生了現代酒徒。雖然人們這種因為各種契機聚眾飲酒的做法在一定程度上導致了很多令人尷尬的糗事、鬧劇，但社群的監督至少阻止了長期酒鬼的產生，這一群體的產生要歸因於現代的飲酒文化。就連我們的老朋友波赫列布金都說：“伏特加酒一下子就摧毀了各種社會禁忌、文化禁忌、道德禁忌和意識形態禁忌。”“在這方面，它就像是一枚在死氣沉沉的父系封建社會里爆炸的原子彈一樣。”事實的確如此。
伏特加酒、沙皇酒館和酒館老闆們的到來改變了一切。人們現在用酒勁更強的伏特加酒取代了酒勁稍弱的發酵酒。農民現在會跑到酒館花光他們的最後一分錢而不是和同一社群的人一起喝酒。這常常導致家庭破產。不僅如此，新的個人主義飲酒文化和傳統的社群飲酒文化的結合不可逆地改變了國家和社會之間的關係：將農民從他們的社群剝離出來，並且將他們與國家以一種被證明比農奴制更加持久的聯絡方式綁在一起。透過這種方式，個人主義飲酒文化打破了傳統俄國鄉村經濟的自給自足狀態。
早期的蘇聯宣傳海報——“拒絕教會慶祝”
與此同時，酒館也加劇了封建階級的分化。舉例來說，只有地方鄉紳、領主才有資源（原材料、勞動力和皇帝的許可）在自己的住宅裡大規模生產蒸餾酒，而農民則不被允許，也無法自己生產蒸餾酒。因此，為當地的繳稅農民和鄉村酒館提供伏特加酒的人正是地方的地主。同時，這些有錢的貴族階層還可以自己在家喝酒——獨享那些他們儲存在酒窖裡的進口好酒，這些酒往往更貴，質量更高——而不是惠顧鄉村酒館，和那裡的工人、商人和農民混在一起。這些酒館是俄羅斯帝國真正意義上的“吸毒窩點”。而隨著酒館貿易本身讓富人更富和窮人更窮，酒館飲酒文化也加劇了俄國富人與窮人之間的階級分化。
近代的飲酒屋很有效地使社群與其中潛在的酗酒者的聯絡變得脆弱，並將後者從鄉村長者的監管下解放出來，讓他們可以在酒館裡一個人待著，隱藏在酒館裡的陰暗角落。在那裡，他可以更好地為國家的財政利益做出貢獻。此時，就連酗酒問題都從個人與宗教團體的矛盾轉化為事關國家財政的社會和政治矛盾。伏特加酒的出現除了導致新的社會矛盾外，也以蒸餾業的形式創造了早期的工業（相異於傳統商業和手工業）。它加劇了鄉紳階層和農民之間的矛盾，也建立了新的政治機構，例如高度腐敗的農業稅務機構，以及確立了沙皇酒館作為俄國社會與國家之間溝通渠道的穩固地位。
然後，自從被引入俄羅斯，伏特加酒就徹底改變了俄羅斯的社會和政治。它強烈的酒勁確保了人們對其需求的穩定性；它先進的生產方式和禁止除貴族外的私人蒸餾的法律意味著未受過教育的農民必須付錢來購買這種新商品；而且，政府對伏特加酒貿易的壟斷使得伏特加酒成為政府——與封建地主合作——控制和剝削社會底層人民的主要手段。一旦伏特加酒被確立為專制國家實施統治的關鍵工具，伏特加政治歷史的延續就一直離不開一種內在的矛盾：當國家是伏特加酒主要的售賣者和最熱心的推銷者時，如何減少這種強有力的毒藥給社會帶來的傷害。
基於此，人們不可避免地會得出這樣的結論：如果有人希望解釋為什麼俄羅斯人飲用的是這樣的酒，以及他們是怎麼喝酒的，那麼他得到的答案並不是文化使然，而是政治使然。早期國家財政增收的需求決定了人們以酒勁更強和利潤更高的蒸餾酒伏特加取代利潤較少的啤酒和蜂蜜酒。而為了最大化其收入，國家積極鼓勵其國民酗酒。因此，俄羅斯人長期的伏特加酒癮並不是某種亙古不變的文化特徵，這種酒癮的產生和發展是俄羅斯領導層基於財政徵收所做的政治決策帶來的一種後果。
最後，伏特加酒的引入也從根本上改變了俄羅斯文化裡的飲酒模式——以一種甚至更加具有破壞性的個人主義飲酒文化來助長間歇的社群慶典酗酒行為。雖然這種對神聖藥劑“生命之水”的誤用會讓那些早先幫助將蒸餾酒精引入俄羅斯的中世紀醫生、神秘主義者、牧師和大使們那幾代人感到震驚，但即使是中世紀的鍊金術士——引用歷史學家大衛·克里斯蒂安的原話——“也會忌妒這種可以如此輕易地將穀物變為黃金的方法”。
原作者 | ［美］馬克·勞倫斯·希拉德
摘編 | 徐悅東
編輯 | 張進
導語校對 |王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