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敦煌藏經洞陳列館門口有一塊石刻，上面刻著國學大師陳寅恪先生的一句話：“敦煌者，吾國學術之傷心史也。”

而這讓人痛心疾首的“傷心史”，竟始於一個平凡的道士王圓籙。如餘秋雨在《道士塔》一文中所說：“他太卑微，太渺小，太愚昧。”

不可否認的是，敦煌藏經洞內數以萬計的珍貴文物，經由他手，流失海外。其中，“藏於英國者最多，藏於法國者最精、藏於俄國者最雜、藏於日本者最隱秘”。而留下來的，最為散亂。所以，餘秋雨說他是敦煌石窟的罪人。

但該為整個“傷心史”負責的人，難道只有這個卑微而渺小的道士嗎？事實上，這是歷史對當時中國的無情捉弄和嘲諷，而王道士依據自己有限的認知，做了力所能及的一切。

說到敦煌藏經洞，道士王圓籙是無論如何也繞不過去的人物。

王圓籙，本名王圓祿，1849年生於陝西，祖籍湖北麻城，其父出身行伍，後隨軍遷至陝西。作為一個渺小的人，王圓籙沒有在歷史上留下詳細而確切的資訊。

其早年情況不詳，成年後，因連年災荒，無以為生，淪為乞丐，流落至酒泉。也有人說，他也當了兵，隨軍到了甘肅，這或許是其父曾從軍的訛傳。

可以確定的是，他在到了酒泉之後開始入道修行。但關於他的入道，又是眾說紛紜。據雒青之《百年敦煌》記載，他在入道之前還做過托缽僧，後來為了生計又改做了道士。而在張大千的記述中，王圓祿在討飯時遇到過一個道士，施捨的人對道士很大方，而只給了他半個饃饃，於是他就乾脆當了道士，改名王圓籙。

可見，王圓籙成為道士，最初不是為了修行，只是為了謀生，與佛教更是無關。但歷史偏偏開了一個玩笑，讓道士王圓籙成了佛教聖地敦煌的守護者。

敦煌莫高窟始建於前秦宣昭帝時期，至唐代達到全盛，之後漸趨衰落，到清末時已被掩埋在歷史的風沙之中，早無昔日盛況。

王圓籙成為道士後雲遊敦煌，偶然發現了殘破的莫高窟，映入眼簾的是坍塌的洞口和沉積的黃沙，一片頹圮與荒涼。當時的莫高窟共有上、中、下三座寺廟，上、中二寺已經有了住持，王圓籙只好住持最破敗的下寺，即千佛洞。

王圓籙把莫高窟當作安身之地後，就開始修葺莫高窟，想把佛殿改造成道觀。他四處化緣，把所得錢財全部用在了改建工程上。

正是在清理洞窟的過程中，王圓籙發現了藏經洞。1900年初夏，王圓籙的清理工作推進到了七佛洞下的洞窟，即今第16窟。窟門已被墜石和流沙堵塞，用了好多天，他才終於開闢出了一條甬道，之後在甬道右側的牆上發現了一條裂縫，後面竟然是一個洞穴，內藏數以萬計的經卷。

王圓籙在其自敘中記載了這一時刻：“忽有天炮響震，忽視山裂一縫……內藏古經數萬卷。”在他看來，這似乎是冥冥之中的天意。此時的他還不知道，這將為他帶來多少爭議。

王圓籙雖然不是文化人，不清楚這些東西的具體價值，但他也知道這些東西是古物，是古物就能換錢，有錢就能繼續修整莫高窟。於是，只要有香客前來佈施，他就回贈對方一兩卷經卷。

有人告訴他，當官的都喜歡文物，不如送給他們，換些賞銀。王圓籙如醍醐灌頂，恍然開悟，帶著兩箱經卷去見安肅道的道臺廷棟。誰知這位老爺看了之後竟說古人的字還沒自己的好，賞了一杯茶就把他打發走了。

發現藏經洞後的第三年，才終於有人“識貨”。光緒二十八年，湖南進士汪宗翰任敦煌縣令。此人頗具學識，得到王圓篆送來的經卷後，把訊息報告給了甘肅學政葉昌熾。

葉昌熾當即建議省府保管這批文物，可是一算下來，光運輸就要耗費五六千兩銀子。當時的清政府內外交困，誰還有心思來管這看似無關緊要的事？

於是，皮球又被踢回了汪宗翰這邊，他只好讓王圓籙將文物封存起來。但為了籌措資金，對於那些肯掏銀子的施主，王圓籙依舊照送不誤。

王圓籙奔走多年，沒有給這些文物找到歸宿，反而導致其中的一些流落民間、不知所蹤。但他並沒有將文物換來的錢據為己有，而是全部用來重修莫高窟。

不可否認，王圓籙對莫高窟有重修和保護之功，但也給一些文物帶來了毀滅性的打擊和難以挽回的損失。一些洞窟的壁畫，竟被他用白灰抹去。最讓人心痛的是，他被西方人矇騙，把藏經洞內的很多經卷賣給了他們。

1907年，英國人斯坦因來莫高窟購買經卷，引起了王圓籙的警惕。斯坦因見他不為所動，就欺騙他說自己很喜歡唐僧，想效仿唐僧把經書帶回去，王圓籙便同意了。

隨後而來的是法國的伯希和，此人是漢學家，精通漢文化，在藏經洞內翻閱了三週後帶走了幾乎所有的孤本。

就這樣，藏經洞內數以萬計的文物被用極其低廉的價格運往西方，且暢通無阻。直到如今，我們要想去看這些本屬於我們的文化珍藏，還需要遠渡重洋、花費巨資。

1909年5月，嚐到了甜頭的伯希和又前往北京購買漢籍，他此行帶了一些從王圓籙手中買來的經卷，讓羅振玉等國學大師大為震驚。這時，清政府才回過神來。羅振玉等提請學部收集剩餘的藏經洞文物，學部電令陝甘總督，將藏經洞剩餘的經卷悉數運往北京。

當時尚存一萬餘件經卷，但經過層層盤剝，送進京師圖書館的只剩8000餘件。負責運輸的甘肅布政使何彥升不僅敷衍了事，還監守自盜，偷出來一大批賣給了日本人。

清廷的重視並沒有讓王圓籙感到如釋重負，據《斯坦因西域考古記》所述，他面對官府的粗暴搬運，甚至後悔沒有把全部經書都給斯坦因。

莫高窟道士塔墓誌記載，王圓籙守護莫高窟三十餘年，改建三層樓、古漢橋，修葺佛洞，“實足以垂不朽而登道岸矣”。而在餘秋雨的《道士塔》一文中，他卻是“敦煌石窟的罪人”“錯步上前的小丑”。

王圓籙的是非功過，我們很難評說，因為問題顯然不只在他一人身上。如果不是他偶然發現了藏經洞，這些文物會毀於戰火，還是會被風沙掩埋，抑或是在後來重見天日？當然，這些假設已經毫無意義了。

我們需要肯定的是，他對藏經洞的發掘之功，以及他對莫高窟的重修和守護之功。至於經卷的流失，也很難完全歸咎於他。

亂世之中，一個如此卑微而渺小的人又能做得了什麼呢？不賣經卷，就沒有經費修繕佛窟。況且他也曾為此奔走，只可惜沒有獲得該有的迴應。要說有什麼錯，就錯在他“錯步上前”，和時代一同被歷史捉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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