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鄭學檬（廈門大學教授、副校長）
一、印度棉織文明東傳東南亞地區
古代棉織文明起源於非洲、南美洲、印度等地。海島棉“原產地為美洲”，草棉則源於非洲，傳入印度，東漸東南亞、。印度棉織文明先隨東南亞印度化而傳入該地區。《吉打歷史》記載說：考古發掘資料表明：“從公元前6世紀到公元13世紀，印度的印度教持續佔有的充份證據。”就是說，馬來西亞北部早在公元前6世紀就開始進入印度化時期。在漫長的印度化過程中，佛教和印度教的傳播、貿易把印度文明（包括棉織文明）帶到緬甸、泰國、蘇門答臘、馬來半島及爪哇等地。棉織文明伴隨著宗教、移民和貿易，遍及以上各國，及至越南和我國海南、嶺南各地。
5世紀以前，包括西向航行的船隻都在占城南向航行至金甌角之後，一直西渡泰國灣，在今泰、馬連線的地峽登陸，在從陸路到孟加拉國灣東岸下船。所以這一帶才有頓遜（Tenasserim即諶離國）、盤盤（panpan、pranpuri）、哥羅（kra）、狼牙修（Langkasuka即羯荼、吉打）等國的繁榮時期。這些小國都是印度移民建立的印度化國家，出產棉花，穿著棉布。《梁書》卷54《海南》記載：林邑國、扶南國、丹丹國、幹陁利國、狼牙修國、婆利國的物產都有吉貝（棉花）和穿著棉布——斑布、班絲布、幹漫、都縵、雲霞布的習俗，充分說明棉織文明已普及東南亞各國。
二、 唐宋時期棉織文明傳入西南、嶺南
棉花、棉布傳入西南的雲南較早。戴爾（Stephen F。dale）認為：在公元世紀之初，南亞的印度化國家早已暗渡陳倉賣棉布給。
至唐代，雲南西部的棉織業已見，樊綽《蠻書》記載說：“白銀生城、柘南城、尋傳、祁鮮已西，蕃蠻種並不養蠶，唯收婆羅樹子破其殼，其中白如柳絮。紉為絲，織為方幅，裁之為籠段。男子婦女通服之。”所謂“婆羅樹子”，疑其即為野生草棉，只有這種草棉，“破其殼，中白如柳絮”，其棉絮可以組織為“方幅”（布）。用草棉緝花作布，名曰白疊毛，《舊唐書·南蠻傳》、《新唐書·南蠻下》都有記載。
至於兩廣地區，唐時廣西有桂管布，宋時欽州“吉貝如小桑花，似芙蓉，葺為席。”海南棉織業，方勺、李綱、范成大、崔與之、陶宗儀等均有記述。李綱詩《次瓊管二首》之二有“黎戶花縵服，儒生椰子冠。檳榔資一醉，吉貝不知寒。”句，足見海南黎族人在南宋初即以普及棉衣。方勺《泊宅編》記載了嶺南閩廣棉織文明傳播情況：“閩廣多種木綿，樹高七八尺，葉如柞，結實如大菱而色青，秋即開，露白綿茸然。土人摘取去殼，以鐵杖杆去黑子，徐以小弓彈令紛起，然後紡織為布，名曰吉貝。”元胡三省《資治通鑑》注，也有較詳細記錄。其文稱“海南蠻人織為巾，上出細字雜花卉，尤工巧，即古所謂白疊巾。”清趙翼《陔餘叢考》指出：“迨宋子京修《唐書》時，已知為草本，故不曰木，而曰草耳。史昭，北宋人，（見《文彥博傳》），又在子京之後，並習知其碾彈紡織之技，故註解益詳。”在北宋中後期，確實已有人習知棉花的“碾彈紡織”技術。
三、宋元時期棉織文明在泉州的傳播
《八閩通志·物產·泉州府》引宋林夙詩：“玉腕竹弓彈吉貝，石灰蕘葉送檳榔。泉南風物良不惡，只欠龍津稻子香。”林夙，閩縣人，南宋淳熙二年（1175年）忝列詹騤榜，大約與崔與之同輩，晚於范成大一輩，晚於方勺兩輩。所以他的詩句“玉腕竹弓彈吉貝”很有價值，說明在12世紀後期，泉州的棉紡織業工序中，已使用竹弓彈棉，證實了比他早幾十年方勺《泊宅編》“徐以小弓彈令紛起，然後紡織為布”的記載有據，甚至可以認定方勺《泊宅編》的記載或以泉南棉紡工具為本，且“竹弓”可能已非“小弓”，功效定會更好。
由林夙同時代高僧淨善整理重編的《禪林寶訓》，記載了一則故事：“佛鑑曰：先師節從儉，一囊鞋袋，百綴千補，猶不忍棄置，嘗曰：此二物相從出關，僅五十年矣，詎肯中道棄之？有泉南悟上座送褐布裰（粗棉布僧衣），自言得之海外，冬服則溫，夏服則涼。先師曰：老僧寒有柴炭、紙衾，熱有松風水石，蓄此奚為終？卻之。”這則故事說明棉布是僧衣的通行布料。《新唐書》記載驃國（今緬甸）“民七歲祝髮止寺，至二十有不達其法，復為民。衣用白疊毛、朝霞，以蠶帛傷生不敢衣。”也就是說佛教不殺生的信仰，導致僧眾以棉料為僧衣。晁說之《聞圓機遊山政為梵供複用前與韻作》：“丹砂不逐飛仙去，白疊甘從佞佛歸。”句，反映了“白疊”（又稱吉貝）和佛教信仰有關，“白疊”是隨佛教傳播而來的。晁說之卒於南宋初，亦可說明，南宋南方佛教的傳播，特別泉州的佛教傳播和棉織文明傳播有關，棉織文明的傳播是海上絲路文明傳播的內容之一，於是有“泉南悟上座送褐布裰（粗棉布僧衣），自言得之海外，冬服則溫，夏服則涼。”的事。至於那位“先師”說：“老僧寒有柴炭、紙衾”，不要棉褐布裰，他可能是律宗高僧。近代律宗高僧弘一法師在閩南期間也常著單衣過冬，類似“老僧寒有柴炭、紙衾”狀況，其苦行修煉，令人肅然起敬，仰之彌高。
四、黃道婆傳播棉紡技術和泉州的關係
泉州棉織業的興起早於黃道婆傳播棉紡技術事件，上引林夙詩、《禪林寶訓》的記載可證。宋代有一情況值得注意，這就是泉州是國家三個設定管理對外貿易的市舶司之一，和海外諸國及海南島的密切關係。南宋周去非的《嶺外代答·航海外夷》記載說：“國家綏懷外夷，於泉廣二州置提舉市舶司”。曹勳的一道奏摺也反映出泉州的對外貿易情況：“竊見廣、泉二州市舶司，南商充牣，每州一歲不下三五百萬計。若今兩州除苧麻、吉貝等粗色物貨許依舊抽解外，應細色權移就臨安府抽解，候事定日依舊，庶得上供物貨既皆真的，又免起髮腳夫之用，是易十五之蠧耗為十全於行在也。加以四方商旅悉來奔湊，則投回二稅並在城下，茶鹽鈔法當倍售於昔時。舶船聞之，亦必歡忻承命，以就利源。比負擔竭蹙，猶且趨響。況許以全船竭貨而來哉。”這一段文字表明當時泉州的進口貨物價值在三五百萬（貫）之多。原文“三五百萬”後無單位名，據當時統計慣例，應該是“貫”（1000錢）為是。其次，苧麻和棉花（吉貝）是大宗，以區別“細色”貨物。複次，苧麻、吉貝等粗色物貨許依舊在當地抽解，“細色”貨物“移就臨安府抽解”，“庶得上供物貨既皆真的，又免起髮腳夫之用”，確保利歸中央。最後，實行這一政策，則“四方商旅悉來奔湊”，“舶船聞之，亦必歡忻承命，以就利源。”由此可見，曹勳的奏摺，披露了泉州海上貿易中，棉花（棉布）佔有重要地位。
曹勳之後的趙汝括曾提舉福建路市舶司兼泉州市舶，於1225年撰《諸蕃志》，該書記載說：海南貨物“惟檳榔、吉貝獨盛，泉商興販，大率仰此。”指明泉商和海南的貿易，買進貨物主要是檳榔、吉貝。這裡所說的吉貝，應包括棉花、棉布。泉州與海南貿易為什麼以檳榔、吉貝兩物為主？方大琮的記載可能是最準確地回答，他說“吉貝布，自海南及泉州來，以供廣人衣著。近見舶司有捉泉布為南布，透漏者亟與辦放。泉亦自種收花，然多資南花。但南船至廣為近，且多至泉為遠。且少泉能織，以相及此，豈不能織以自用，名曰木綿，足當挾纊。近聞南婦能繰能紡以為紗，則（織）而為布甚易。雖曰綢、曰絁、曰蕉，皆是女工，若更推力及此，可使閻閭細民俱暖有布自著，雖不必仰泉可也。□勸織婦。”
方大琮的《勸織吉貝布》一文，說明當時海南和泉州是主要棉織地區，所以其它地方的棉布都來自這兩地，以致市舶司當局查扣廣州方向來的南布時，把泉州出產的棉布也查扣了，即所謂“捉泉布為南布”事件。其次，也是非常重要一點是泉州既種棉花，又善紡織棉布，所以南船雖然以廣州為近，泉州為遠，但泉州能織棉布，廣州缺少棉織業，所以南船必來泉州。方大琮認為南方婦女“能繰能紡以為紗，則（織）而為布甚易”，可以自織，“不必仰泉可也”。且不論他的話有否實行，南宋時期泉州的棉紡織業確實居閩廣之首。
黃道婆自海南島“附海舶”返滬。（元）王逢《梧溪集》記雲：“道婆烏涇人，少淪落崖州，元貞間附海舶歸，紡棉織崖州被自給。”王並作辭，有“前聞黃四娘，後稱宋五嫂。道婆異流輩，不肯崖州老。崖州布被五色繅，組霧紃雲粲花草。片帆鯨海得風歸，千軸烏涇奪天造。”等句。那麼黃道婆乘何海舶返滬的？直航返滬抑或中途轉船返滬？檢索資料，難得肯定的答案。
從當時海上航行資料看，松江府（上海）直航海南或海南直航松江府的記載未見，倒是浙、閩之廣、瓊的直航常見。學者已指出，趙汝適《諸蕃志》所記南宋與印度、阿拉伯乃至北非航線的距離、日程、方位，多以泉州為基準。南宋後期李曾伯的《奏乞調兵船戍欽仍行海運之策》折也明確說到海路運糧雖有風險，“然商舶涉者如常，既可以至閩、至浙、至瓊，則亦可以至欽明矣。”也就是說，南宋後期，浙、閩至廣、瓊海運暢通，“商舶涉者如常”。
元時嘉興路尋改為松江府，以府北有松江故名。當時雖有海船往來沿海，但未見經常航線營運，而杭州則有多條航線，因為杭州是江浙行省的省會。當時有個叫張存的人，獨眼，裝了一個瓷假眼，人莫能辨。他後來流寓泉州，“起家販舶”，過了六年回到杭州。這就為我們提供一條思路，黃道婆亦有可能從海南附舶至泉州，再從泉州附舶至杭州，轉至松江府烏泥涇老家。因為南宋以來，泉州商人往來海南貿易頻繁，許多閩南人定居海南，從海南經泉州中轉，較為方便。
歷史研究中，一般不能假設的，但是，當你發現若干有關問題的蛛絲馬跡時，為了進一步論證，是可以暫作假設的，以便尋找新的證據或新的論證方法，因為科學研究的“研究”問題，說到底是分析方法問題。黃道婆到過泉州嗎？僅僅是上面所舉出的浙江、泉州、海南“商舶渉者如常”的海上交通條件是不夠的，下面擬就棉紡織技術轉移問題再作論證。
黃道婆回松江如何教民棉紡織？陶宗儀《南村輟耕錄》記載說：烏泥涇“初無踏車推弓之制，率用手剝去子，線弦竹弧置按間，振掉成劑，其功甚艱。”黃道婆回來，“教以做造捍彈紡織之具，至於錯紗配色，綜線挈花，各有其法。”細讀王逢《黃道婆祠·序》：“黃道婆松之烏涇人，少淪落崖州，元貞間始遇海舶以歸，躬紡木綿花，織崖州被自給，教教他姓婦不少倦……。”可知王逢沒提黃道婆回到烏泥涇後，“教以做造捍彈紡織之具”一事，只說“躬紡木綿花，織崖州被自給”。
清人的記載基本上沿襲陶說，但有出入。如褚華《木棉譜》記雲：道婆“攜紡織具歸，傳其法於烏泥涇”。把“教以做造捍彈紡織之具”改為“攜紡織具歸”。而《授衣廣訓》沿襲陶說：黃道婆“至松江為織具教人多巧異，所制遂甲他處。”比較客觀地看，黃道婆“攜紡織具歸”不大可能，以陶說為可信。那麼，她所教造的紡織具是什麼？從有關記載看是脫棉子的攪車和彈棉花的竹彈弓。
前述清趙翼《陔餘叢考》關於北宋中後期，確實已有人習知棉花的“碾彈紡織”技術的看法；宋林夙“玉腕竹弓彈吉貝”詩句以及方勺《泊宅編》“徐以小弓彈令紛起，然後紡織為布”的記載，就可以得出結論：閩南至少在元初黃道婆返回松江之前一個半世紀，已有比較先進的彈花、紡織工具。先說攪車，原來海南和松江府都沒有，而閩南已可見。元胡古愚《樹藝篇·草部》引《漳州府志》記載：“綿布即吉貝布也。……今本地生者只有三四尺，春種夏秋開花結蒲，蒲中有茸，細如鵝毳茸，中有核，大如豆，用輪車絞出之，乃以木竹為弓彈，碎之，紡以為布。其布多品，宋志引白疊毛謂即吉貝布。”胡古愚大約晚黃道婆二三十年人，他引用的《漳州府志》應是宋志，“宋志引白疊毛謂即吉貝布”句即可為據，所以可以斷定宋元之交，漳州已有脫落棉子用的輪車，即陶宗儀所講的“踏車”、明代的攪車。彈弓，林夙詩中就提及；又見《樹藝篇·草部》引《漳州府志》“乃以木竹為弓彈，碎之，紡以為布”的記載。泉、漳是鄰郡，都用輪車絞出之棉子，彈弓彈松棉花，然後紡與織。當時海南和松江府的棉花加工均未見有輪車、彈弓等文獻記載。坊間傳說黃道婆把海南黎族的“棉扎車、彈弓等紡彈工具傳播至上海烏泥涇”，並無文獻記載可據，所引用博物館展出的複製品，亦是現代扎、彈工具複製品，不足為據。據此推測，黃道婆乘海舶從海南到泉州，必曾逗留若干時日，學習了閩南，特別是泉州的棉紡織經驗，並把閩南先進的紡織工具輪車和竹彈弓製造技術帶到松江烏泥涇，教會“初無踏車推弓之制”的鄉親，做造這些工具。她還把海南島黎族的“錯紗配色，綜線挈花”等新織法，教會鄉親，改變了當地棉織業，惠及一方。
據以上分析，我們可以肯定，南宋至元初，泉州的棉花種植、棉紡織業是比較發達的，能向不善紡織棉布的廣州輸出棉布。至於黃道婆的評價，我認為她既把海南黎族的織造花布技術，即“錯紗配色，綜線挈花”等新織法，又把閩南先進的紡織工具輪車和竹彈弓製造技術，帶到松江烏泥涇，其功之巨，無人可及。此結論一旦得到新資料的進一步確證，將改寫歷史上棉織文明的傳播史。
南宋閩南漳、泉先進的棉紡織技術是一項產業結構的“異質化”，當被黃道婆帶到松江府後，引發了棉紡織產業“同質化”過程，加速衣料供給側變化，成為古代經濟史上可與南糧北調相比美的供給側改革，其意義難以估量。
作者/來源：泉南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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