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建時代的思想在歷經南宋理學的興起和元代的高速發展以後已經逐步收窄了。在明代確立以衍聖公為核心大肆推行儒學思想後，封建禮教這頭吃人的怪獸就像是上了高速公路完全回不了頭，而這樣的結果就是讓明朝和清朝成為了中央集權最強的朝代。

縱觀兩個時代，是沒有人試圖改變這樣的社會現象嗎？並不是這樣的。從明代開始就有無數思想家在有限的空間裡對程朱理學進行了或大或小的改革，而這些改革雖然沒有動搖封建本質但也給當時的儒家思想注入了些許活力。

著名的“童心說”創始人李贄就曾大肆抨擊程朱理學，同時抨擊的也包含了儒家經典和孔孟之學。嚴格來說，李贄在當時就反對了聖人聖言化的儒家。而他的思想比起去空談理想抱負，更注重於功利本身。用今天的話說，李贄就像是儒家禮教時代的泥石流，極大的衝擊了當時的禮教思想觀念。

與李贄相同的還有王陽明和他的陽明心學。從王陽明提出“致良知”的時候，心學就成為了理學當中極具特色的一支，他把重心放到了人性和人心上。大肆提倡的“知行合一”也迫使儒生逐步放棄空談而回到現實中來。

像王陽明和李贄這樣的理學“異端”在明朝是一點兒都不少，除了他們還有關學等其他很多學派，這些學派都從理論回到現實，但無一例外的都是受到了程朱理學的影響。就比如河東學派的薛瑄，他的理論基礎都是來自程朱理學，同時也使用實學去補完了程朱理學中的不足，但不管怎麼說，他都對務實的作風有很大貢獻。

那麼為什麼看似思想眾多的明代，卻沒有跳出過儒家理學的框架，反而逐漸加深了對封建禮教的控制呢？這就要注意到一點，這些思想都是在理學的基礎上去變革的，除了李贄外，沒有一種思想試圖把聖人孔孟給拉下馬，而李贄的思想在那個時代並不能受到廣泛的支援。

再者，無論是中央的皇家還是正在為自己斂財的官僚集團都不會讓民智輕易被開啟，他們需要的是禮教控制下的兩腳羊，而非真正的民生。而且在明代還興起了一些商人，他們在某種程度上是資產階級萌芽期的代表人物，但對於他們來說時局的穩定和官僚中間的利益就已經足夠，禮教如何根本不在乎，或者說禮教存在對他們圈地斂財更為合適。

有了這樣的大時代背景，思想家們對儒學的改造可謂蚍蜉撼樹，根本就無法改變它的本質，而隨著中央集權更為傑出的清政府，禮教已經失去了逐漸改造的可能，這也是辛亥革命必然發生的原因。回到明朝，這些思想家和他們哲學思想讓人們看到了明朝社會當中的那一絲絲光明，甚至在當中也出現了唯物主義的光輝，而這就已經足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