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沃夫地區的德國守軍率先執行了這一命令，約2500名義大利官兵遭到了殘酷屠殺。
大屠殺是在利沃夫地區波古利揚卡（現今為自然保護區森林公園）的利斯涅茨基森林、“濟塔傑爾”古堡以及亞沃羅夫市附近的“亞諾夫斯基”集中營實施的。
亞歷山大·茲維亞金佐夫的年輕助手隨後在倍受歡迎的《義大利日報》上發表了了一篇名為《義大利，你的兒子們在哪裡？》的文章。因此，義大利的廣大民眾才得以瞭解這起慘案。出於各種原因，義大利當局在戰後一直小心翼翼地向公眾隱瞞了事實。馬可·德·保利斯決定弄清楚真相：納粹暴行的證據究竟去了哪裡？
馬可·德·保利斯（左）和亞歷山大·茲維亞金佐夫（右）
答案卻出乎意料。他在檔案室裡發現了數個櫃門朝著牆壁的檔案櫃。當這些檔案櫃的櫃門被開啟時，成千上萬份記載著東線義大利官兵生死命運的檔案從檔案櫃裡滑落出來。對於這樣的檔案櫃，義大利有一個不成文的說法：即這樣的櫃子裡存放著“
不可告人的秘密
”，而在義大利法律史上，這些檔案櫃被稱為“
恥辱櫃
”。
保利斯與義大利歷史學家保羅·佩齊諾一起撰寫了名為《艱難的司法：1943年至2013年對德國戰爭罪行的審判》的一套共十冊的書籍，這本書揭露了義大利人民所遭受的最大悲劇，即那些被人為掩蓋的可怕事件。
儘管有事實，有目擊者的證詞，義大利大法官也不急於調查納粹的罪行
作者在書中講述了發生在聖安娜·迪·斯塔濟扎村（SantAnnadiStatzza）的一場可怕大屠殺。為了躲避德國黨衛軍的抓捕，人們湧向了位於山上的這座小村莊，並寄希望不會被發現。然而，死神很快便降臨在了他們的頭上。黨衛軍來到了這裡，用槍托將所有的活人都驅趕到廣場上，包括在教堂裡避難的老人、婦女和兒童。老牧師腿腳不方便走得很慢，因此在教堂裡被直接槍殺。據官方統計死亡人數至少有370人，而非官方統計資料則達到了560人。
意識到慘劇即將來臨，第二位牧師開始央求黨衛軍不要傷害手無寸鐵的平民。一名黨衛軍軍官走到他跟前，近距離朝他的太陽穴開了一槍。隨後機槍和衝鋒槍的“噠噠”聲響起，廣場上的人群瞬間變成了一片殘缺的屍體，空氣中瀰漫著血腥味。當尖叫聲和呻吟聲沉寂時，黨衛軍手裡的槍和刺刀結果了那些還在痛苦中掙扎的人。一名只有20天大的新生嬰兒被一名黨衛軍士兵開槍擊中頭部，然後他的母親也被以同樣殘忍的方式殺死……
一部新的紀錄片也講述了這起反人類罪行。進行過調查的亞歷山大·茲維亞金佐夫在這次圓桌會議上也對此進行了介紹。這部新的紀錄片將在俄羅斯的電影片道上播出。
義大利被解放後，美國人鎖定並確定了犯下這一罪行的軍事單位是納粹武裝黨衛軍“黨衛隊全國領袖”第16裝甲擲彈兵師的一個營，該營負責執行了將聖安娜·迪·斯塔濟扎村平民屠戮乾淨的任務。最初，相關的檔案被送往華盛頓，然後又回到了義大利。連同收集到的其他檔案一起，總共694份檔案被放在了“恥辱櫃”裡，並以“臨時存檔”的理由將其封存。1994年，也就是在義大利退出戰爭50週年之際，“恥辱櫃”被打開了，這些檔案得以送去調查，但隨後卻沒了音訊。直到8年後的2002年，義大利的一家法院才根據聖安娜·迪·斯塔濟扎村大屠殺的事實判處8人無期徒刑。
為什麼納粹的罪行會被如此地掩蓋？
在馬可·德·保利斯看來，隨著二戰結束後不久冷戰鐵幕的降臨，美英兩國制定了針對蘇聯的新戰爭計劃，為了重新武裝德國來對抗蘇聯，他們開始強烈反對將納粹德國戰犯定罪。而1947年，美英兩國放棄了譴責德國納粹分子的政策。當時的義大利政府迫於新盟友的施壓而協助掩蓋了納粹的罪行，而且戰後與美英同屬一個陣營的義大利也無法抗拒冷戰的總趨勢。
但“憤怒的檢察官”頂住了壓力，繼續破案。在他的直接領導下，對515起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發生的針對平民的種族滅絕和針對義大利軍人的謀殺案進行了調查。他認為，國家有責任找出、定罪和懲罰那些犯下滔天罪行的人。他繼續追捕納粹罪犯，直到今天，他仍然在努力將他們從其他國家引渡回義大利接受審判。
在馬可·德·保利斯的努力下，已有61人被判終身監禁。他說，希望德國政府能夠對納粹罪行的受害者家屬進行賠償。但不幸的是，這位義大利法官的努力沒有受到重視，而拉斯佩齊亞、維羅納和羅馬的軍事法庭所作出的決議，也沒有一個得到德國的迴應。
並不是每個人都喜歡他這種堅忍不拔、鍥而不捨的精神。按照亞歷山大·茲維亞金採夫的說法，保利斯的生命安全不止一次的處於危險之中。因此，他受到了訓練有素的卡賓槍騎兵（義大利國家憲兵）的24小時保護。
真相是無法被掩蓋的，任何秘密最終都會暴露在陽光下。義大利終於認出自己的英雄加里波第人和自己的劊子手。這就是軍事檢察長保利斯的初衷。
納粹劊子手對義大利人犯下了哪些罪行？
馬可·德·保利斯說，從1943年9月8日至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共有23，479名義大利平民、游擊隊員和軍人慘遭納粹分子的殺害。義大利軍人在世界多個地方慘遭納粹的屠殺，特別是在巴爾幹半島上。正如義大利解放運動史國家研究所副所長阿爾貝託·德·貝納迪教授所說的，直到1994年納粹德國在義大利犯下的大規模屠殺平民的罪行才能夠公開進行討論和研究。
當被問及是否將繼續展開調查時，馬可·德保利斯坦言：“戰爭罪沒有法律時效，因為這是危害人類的重罪。因此，我不能對他們保持沉默，必須要伸張正義。罪犯的兩點使我很震驚，一是他們仍然過著逍遙法外的正常生活，二是受害人的親屬仍然生活在無盡的痛苦和折磨中。”
當被問及屠殺參與者以他們只是充當服從指揮官命令計程車兵的角色而為自己辯護時，保利斯說：“執行犯罪命令的是犯罪者的從犯。對平民、婦女、老人和兒童進行大規模屠殺的參與者不可能不明白自己的所作所為意味著什麼。無論軍銜如何，那些下達命令和執行命令的人，都要為自己犯下的罪行承擔責任。正義不僅是法律層面上的，而且是道德層面上的。”
在幾十年後的今天，伸張正義還有意義嗎？
保利斯說：“當然有！如果罪犯繼續逍遙法外，這將是對那些被殺害和慘遭折磨的人的褻瀆。今天，許多人重寫了那些年發生的人間慘劇。正義應該是保護後代記憶和良知的工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