匈人傳統生活方式的兩個主要特徵是移動性和分散性。這兩個顯著的遊牧民族特徵決定了匈人建立的帝國實質上是一個鬆散的聯盟。
一、移動性
亞歐大陸北部草原的地理環境，極為深刻地影響著生活在這一地區眾多民族的遊牧生活方式。與亞歐大陸北部草原“逐水草遷徙”的眾多遊牧民族相同，移動性是匈人遊牧生活方式的最主要特徵。阿米阿努斯·馬塞裡努斯記載，匈人“居無定所，沒有基地，沒有規則，沒有定居的生活方式，總是從一個地方遷徙到另一個地方，如同流犯，終生與馬車相伴”。
這種遷移性又突出表現為對房屋的排斥和對馬的依賴。不同於羅馬人建造房屋而過著定居生活，匈人早期極為排斥房屋，阿米阿努斯·馬塞裡努斯記載，匈人“不依靠任何建築保護，卻像躲避墳墓一樣躲避它們，……除非迫不得已，否則即使他們離開自己的部族，也不會住進房屋中，因為他們認為住在屋頂下是不安全的”。
可見，遊牧生活的移動性對匈人的價值觀念影響極大，匈人對定居生活的標誌——房屋產生排斥心理，就是極為典型的一例。在遊牧生活中，匈人與馬相伴，阿米阿努斯·馬塞裡努斯記載，“這個民族的每一個人都終日與馬相伴，在馬背上做買賣，在馬背上飲食，並且伏在狹窄的馬脖子上熟睡，進入夢鄉；當商議重大事情時，他們也在馬背上保持一貫的姿勢。”
可見，馬在匈人的生活中具有極為重要的意義，這也是由匈人遊牧生活的移動性決定的。匈人生活方式中的移動性特徵，使得匈人能夠相對長久地保持本民族的傳統習俗，正如湯因比所言，遊牧民族“可以永遠比自然環境的變化搶先一步，一直不斷地保留他們原來的生活方式，……他們改變生活地點是為了不改變他們的生活方式”。
因此，移動性是匈人生活方式的最主要特徵，從根本上決定了匈人歷史的發展程序。
二、分散性
分散性是匈人生活方式的另一主要特徵，它是由匈人生活方式的移動性特徵決定的，同樣深受亞歐大陸北部草原地理環境的影響。
具有移動性特徵的遊牧生活方式，使得匈人各個部落有條件作為單獨的個體存在，從而使得匈人的生活方式具有了分散性特徵。阿米阿努斯·馬塞裡努斯記載，匈人“不接受任何君主的統治，卻甘心效命於各自部落的首領”。湯普遜也認為，“叛逆和分散是匈人自始至終都具有的如此深刻的印記”。奧托·門琴海爾芬著作中述及的構成匈人的14個主要部落中，東部的幾個部落就時常脫離匈人帝國自行其是。
例如公元447年，阿提拉率軍征討同是匈人的“一個雖不起眼、卻驍勇善戰的阿卡茨利部落”，這個部落生活在距離匈人帝國統治中心較遠的“延伸至黑海北岸的東部邊疆”。
可見，即使在匈人帝國鼎盛時期，匈人內部各個部落也不完全接受帝國首腦的統一領導。因此，分散性特徵是匈人生活方式的另一主要特徵，是匈人帝國興衰的重要根源之一。
匈人傳統生活方式的移動性和分散性特徵，養成了匈人無拘無束的民族性格。阿米阿努斯·馬塞裡努斯記載，匈人“毫無信用、極不可靠，極受自我情緒的左右，常自作主張，憑藉毫無理智的瘋狂衝動行事；他們如同毫無理智的野獸一樣，全然沒有是非之分；他們言而無信，不受任何宗教和信仰的約束”。
三、政治組織
匈人帝國的政治組織形式，基於其遊牧民族傳統而建立，帶有顯著的遊牧民族特徵。
匈人雖然將部分阿蘭人、日耳曼人、斯拉夫人等亞歐大陸上很多遊牧、半遊牧的民族、部族囊括到匈人帝國內，但統治、管理方式仍然基於遊牧民族傳統習俗，並沒有因帝國的擴張而發生本質上的改變。匈人帝國的領袖權威是“基於匈人霸權的成功建立”，
反之，政治上極為鬆散的匈人帝國也依靠領袖權威來維繫。匈人帝國透過確定附屬關係、仲裁糾紛、明確義務等基於遊牧民族傳統習俗的方式對所佔領或歸附的廣大地區的民族、族群實行統治和管理。這與羅馬帝國的傳統政治組織完全不同。
匈人與所征服及歸附的民族、部族，在政治上確立附屬關係，而非如羅馬帝國那樣建立完善、嚴密的政治組織及各級政權。由於遊牧民族生活方式的移動性，使得各遊牧部落甚至同一民族內的各個部落可以相對獨立地存在，因而在政治上形成各個民族、部族相對獨立的鬆散聯盟。
正如貢德·弗蘭克評述同是亞歐大陸北部草原遊牧民族的蒙古人一樣，匈人也同樣“從來也沒有想在馬背上治理天下”，而是與所征服及歸附的民族、部族在政治上確立附屬關係，統而不治，這正是基於其遊牧民族傳統。甚至匈人對於羅馬人的政策也是基於這種傳統，正如孟德斯鳩所言，“不應當認為，阿提拉留著羅馬人是由於自己有節制，他是按照本民族的風俗習慣行事的，這就是，他要各民族從屬自己，向自己納貢，卻不去吞併他們”。
納貢和提供兵源是歸附民族、族群所必須履行的義務，也是支撐匈人帝國經濟活動、軍事活動的重要因素。
例如公元430年左右，在匈人統治中心的潘諾尼亞地區，生活著約60萬至70萬匈人，正如湯普遜所言，“我們不禁要問如此龐大的人口如何在潘諾尼亞供養自己”，除依靠傳統的遊牧經濟以及與周邊的貿易外，這一地區的部分生活供給還來源於所征服及歸附的民族、部族的納貢。提供兵源也是各歸附民族、族群必須履行的主要義務，如公元451年高盧戰爭中，阿提拉率領的軍隊共計約50萬，其中匈人“大概只佔少數”，具體數字已無從可考，而其餘大部分是日耳曼諸部族及阿蘭人、斯拉夫人等其他民族、部族提供的兵源。
匈人帝國與日耳曼人建立的諸多政權有著本質上的不同。日耳曼人建立的諸多政權一定程度上繼承了羅馬傳統，而匈人帝國建立在亞歐大陸北部草原遊牧民族的傳統之上，匈人帝國在地中海世界的擴張，在政治組織上大有以遊牧傳統取代羅馬帝國政治組織傳統之勢。如蓋·哈爾薩爾所言，“建立在‘蠻族’政治基礎上的匈人‘帝國’，對羅馬來說，日趨成為越來越重要的替代勢力”。
因此，一些德國學者將匈人對地中海世界的入侵稱為“匈人風暴”。匈人帝國的政治組織形式，體現出同一時期亞歐大陸北部草原地區遊牧民族政權組織形式的共性——即使征服廣闊地域、吸納進眾多其他民族尤其是生活習俗與本民族不同的民族，也一如既往地遵循遊牧民族傳統的、鬆散的政權組織形式，而並非如公元10世紀以後興起的眾多遊牧民族政權，變通地採取因地置宜、因族置宜的多樣化政權組織形式（例如契丹人的“國漢分治”）。
匈人帝國政治組織的最顯著特徵，在於帝國的統治、管理方式基於遊牧民族的傳統習俗、生活方式，帶有濃厚的鬆散性特徵。同時，匈人帝國政治組織的鬆散性，也為匈人帝國在451年高盧戰爭戰敗之後迅速瓦解埋下了伏筆。
參考文獻：
［法］勒內？格魯塞《草原帝國》
林幹《匈奴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