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封建王朝時期，明朝的商業發展繼續且迅速。當朱元璋再一次統一中國以後，中國又一次擁有了全國性的市場。

雖然明朝繼承了元朝時期的大規模驛站，但是高昂的運輸費用依然是阻礙主要商品區域相互跨界交易的主要問題。雖然當時為了利益所求，一些私營部門將奢侈品的運輸通道全線打通。但是奢侈品的需求量，畢竟是少數，而且是達官貴族。所以奢侈品的貿易全線貫通，並不能代表國家貿易真正整合成一個整體。

對於廣大的民眾而言，雖然公共交通運輸路線在當時已經基本構建起來，但是除非需求量足夠大，否則貨物的販賣依然受到客觀因素的限制。而且對於明朝政府而言，自己無法完全單獨管理所有地區的交通運輸，驛站系統和貨物運輸道路很多時候也都由地方和民眾共同負擔。雖然在運輸方面沒有巨大的進步，但是在明朝統治之下，一系列的政策使得運輸困難得以緩解。在總體國家和社會安定的情況之下，商業貿易的全國性發展依然緩慢的前進。

由此而生髮出來的人身約束也得以消減。另一方面，明朝皇帝在北方建立起很多皇家莊園，使很多農民失去土地，被迫進入城市成為當時明朝城市勞動力的主要構成。同時或者為了國家建設，或者為了皇族的個人享受，明朝政府也會努力維持一些工匠團體。這些勞動力也大部分都在城市之中。這使得明朝在中後期滿足了商業和資本主義發展的前提，即人口，失去土地並進入城市作為商業的勞動力構成。

所以很多人認為明朝出現了資本主義萌芽。但是這不足以是資本主義萌芽，這只是商業的發展。

很多馬克思主義歷史學家認為一條鞭法的稅制改革，正是由於商業的初步發展，勞動力出現了前所未有的變化，成為資本主義萌芽的助推。因為資本主義初步發展以後，國家的稅收就會由實物變成現銀。這也鼓勵了依然擁有土地的民眾種植更多經濟作物，地主搬入城市，人們對手工業的需求量大大增強，商人們也會積累起自己的商業資本，而失去土地的民眾依附與商人作為基礎的城市勞動力以及產業工人。

這樣說似乎也沒有問題，尤其是在明朝中後期的南方各個地區，中等規模的貿易中心大大增加。在宋朝時期只有10%以上的人口居住在城市，而明朝時期中國又重新經歷了另一波城市化的浪潮。中型以及中小型城市數量激增，原本定期交易的鎮發展成為永久性的城鎮。城市與城市之間，城市與郊區農村之間的貿易和交易逐漸覆蓋了整個東南沿海地區。眾多從未經歷過大城市奢華的生活人，在這些中小城市當中帶去了潮流和戲曲，等娛樂活動。而且各地的地主也發現這些新興的城市比農村更適合居住。

地主利用享有的稅收優惠特權積累了上萬畝的分散土地，並將其分給佃農收取租金。富人們由此直接搬入城市享受。這也給城市文化帶來了極大的助推。各種園林，戲班，戲劇和小說在此時真正發展起來。由於一切的稅收繳納和貨物的交換都以白銀作為基礎交換媒介，而不再如之前，或者用行動不便的銅鐵錢或者是直接以物易物。雖然中國當時的白銀產量無法滿足貨幣流通需求，但是與海外的日本菲律賓等國家的貿易，賺取了數以百萬計的白銀，從而鼓勵了沿海地區經濟的多樣化。

在當時經濟作物最被大家所熟知的就是棉花，到了明朝末期約四分之三的地區，其實都可以出產棉布。

即便是缺乏土地種植棉花的農民，也可以像城裡的商人購買原料。自行織布維持自己的生活，甚至有些盈餘到市場售賣。一些積累的小筆財富的農民也會購進織布機在僱傭幾個比他還要窮的工人，作為一個小的作坊主。僱傭關係和租佃關係也在此時迅速發展起來。

他們經過幾代人的努力，會逐漸成為紡織廠的業主，甚至是商人以及絲綢店的富商巨賈。所以說這一時期被稱為明朝的資本主義萌芽。但是這其中也蘊含著幾個關鍵性的因素使得這一時期的明朝，似乎沒有資格去說資本主義萌芽的事兒，最多隻是商業持續發展。

明朝的資本主義萌芽並沒有發展成為工業革命，工業革命不單單是機械技術上的。

縱觀歐洲的工業革命最開始也是從人力的非機械解放開始的。什麼叫做非機械解放呢？就是人們為了提高生產力，在沒有蒸汽機等機械的幫助下透過技術的改進，使得一個人從只能一天只出一張，變為一天支三張。當然中國也不乏提高織布機效率的各種發明，但是這些發明依然是在傳統社會環境之下的生產力的提高。真正的跨時代的技術上的進步卻從未出現，沒能出現像歐洲一樣的薩克森紡車以及飛梭之類的發明。

當然，這並不一定是中國人發明能力不如西方而是許多原材料有限，再加上勞動力過剩使得中國的這些商人當時根本沒有需求。人們也不會有多大的動力能夠發明真正節省勞動力的裝置。

還有更關鍵的一點，那就是棉紡織業，雖然在東南沿海實現了產業化。商人和勞動者相互搭配，出現了僱傭和租佃關係。但是紡織業這個在東南沿海最先商業化的行業，其最常見的方式依然是家庭手工業。這直接制約了由商業發展轉變為資本主義萌芽的關鍵因素。因為每一個小家庭都能可以根據需要生產出大部分的布匹。

在紡織業規模最大，技術最為先進的長江下游地區，佔據主導地位的依然是個體農戶。它們是由市場機制，所協調的家庭和勞動力。這一市場機制並非需求和供給，而是商人和政策。東南沿海的手工業發展似乎就是每個個體聯合起來完成的，而並沒有真正的產業發展。並依靠這種產業發展而形成的商業變革。

更重要的一點是東南沿海的手工業經銷商經常是以固定的價格向勞工承包商購買，而勞工承包商則將訂單分配到各個家庭中。這種承包並不是自己僱傭的工匠，所以工廠這種生產形式一直沒有成為主要生產形式。

在當時對於土地的所有和掌握依然是商人發家致富的最終歸宿。

在此情況之下，商人滿足於新興城市的最低階的市場調節機制去調整價格，以此來獲得豐厚的利潤，根本沒有提升技術的意識和資本主義化的規模化意識。所以在明朝時期中國的商人或許能夠躋身世界一流商人的行列，其手中所掌握的資本也並不比西方的少，但是卻永遠也成不了大資本家，但是絕對能夠稱為當時的大地主。

商人從事的商業和手工業的活動受到政府的很大限制。

他們最終的買家賣家往往是政府。大量的訂單包括海外的訂單都屬於明朝政府有直接和間接的聯絡，而政府則掌握在大地主大官僚的手中，形成了一個內迴圈的經濟體，而無法做到對國外和海外的擴張。從而導致明朝末年的商業環境並不能無限制地膨脹，而這也是西方資本主義萌芽到工業革命的必然發展階段。

明朝只有在張居正改革以後才允許民間的海外貿易，而最先得到貿易自由的依然是當地的官僚和地主。所以真正的商人無法在當時的明朝成為一種強大的政治勢力和商業集團進入國家部門，他們必須依附於官僚和地主以及政府麾下。他們並沒有能力去改變，當時的社會狀況。從而為商業的進一步發展奠定社會基礎。

在傳統的封建社會條件下，明朝甚至是清朝的商業模式都是成功的。但是在進入海洋文明時代，在進入近代，這一歷史的特定時期之內，明朝的商業再怎麼發展最終也只能歸類於封建傳統社會環境之下的商業繁榮，將其作為資本主義萌芽階段為時尚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