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論近代史，不可不談黃興，談到黃興，又總是讓人忍不住為他扼腕嘆息。

黃興和孫先生曾經並稱“孫黃”，堪稱“近代雙傑”，頗受革命黨人的尊敬和愛戴，可是，隨著時間的推移，黃先生卻逐漸被邊緣化，逐漸被人刻意遺忘，逐漸消失在那個歷經風雨卻仍在鼓勵他們砥礪前行的舞臺。

黃、孫二人雖然為了推翻清朝的統治而聯手，但實際上二人終究不是一路人，所以終究會有分道揚鑣的那一天。

黃、孫的合作始於同盟會，終於中華革命黨。

1894年，孫先生在上書李鴻章無果之後，遠赴美國檀香山，在檀香山組織成立興中會。

1903年，曾經的“秀才公”黃先生從日本留學歸國之後，假以30歲生日為由在家宴請賓客，隨即和宋教仁、陳天華、章士釗等人組織成立了華興會。

1905年，黃、孫所領導的華興會、興中會以及別的革命團體在日本東京一同組織成立了同盟會。

可是，誰當總理呢？孫先生自然不想放棄這麼好的一個機會，但是黃先生威望也不低於他，當眾人想要投票決定的時候，不料黃先生卻放棄了這個機會，只見他肅然說道：“察同人之意，總理一席，屬意孫公，可省手續，不必投票。”

為了革命，自己人又何必爭個長短？

黃先生放棄這個機會，並不是說他爭不過孫先生，他只是不想讓自己人陷入爭權奪利的境地之中。

所以，他甘當別人的墊腳石，既然同是為了革命這一理想，自然得有人作出犧牲，此後他也始終擁護孫先生的領導地位，沒有過取而代之的想法和舉動。

實際上，黃先生若真想取孫先生而代之的話，絕對輕而易舉。

人人皆知是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政府腐朽的統治，可又有幾人知道，黃、孫二位先生在此間所扮演的角色？

辛亥之時，黎元洪原為清軍將領，非革命一黨，雖被推為軍政府都督，卻也自知根本不可能讓革命黨人服從於他，也不可能領導他們革命，遂主動將軍權交給了黃興，由黃興率領革命軍抵禦清軍。

也正是因為黃興的苦苦支撐，革命軍沒有被清軍迅速打垮，這才換來了“南北議和”的局面。

然而此時的孫先生卻遠在美國，有人說他當時是在籌款，也有人說他是在刷盤子，究竟如何，也唯有孫先生自己明白。

所以，此時孫先生的威望遠不及黃先生。

只是黃先生終究是個磊落、厚道之人，當眾人敦請他赴滬“負起領導全國革命的責任，到上海去統率江、浙軍隊攻克南京”，然後“在南京組織全國軍政統一機構，繼續北伐，完成革命事業”的時候，他卻說不行，“至於組織政府，則非興所能擔任者也”。

黃興為什麼不肯擔負起組織政府的重任呢？

陶成章和章炳麟曾試圖擁護黃取代孫，但黃始終不肯，當時陶成章便抱怨說“惟彼一力袒護孫，真不可解”，這一次黃興給出了答案：

“孫先生是同盟會總理，他未回國時，我可代表同盟會，現在他已在回國途中，我若不等他到滬，搶先一步到南京就職，將使他不快，並使黨內同志發生猜疑。太平天國起初節節勝利，發展很快，但因幾個領袖們互相爭權利，終至失敗，我們要引以為戒。肯自我犧牲的人才能從事革命，革命同志最要緊的是團結一致，才有力量打擊敵人。要團結一致，就必須不計較個人的權利，互相推讓。”

他不是沒有這個能力，他只是不想讓孫先生和他之間生出嫌隙，從而破壞團結。

所以，他一直等，等到孫先生回國了之後，再由孫先生赴寧組織成立臨時政府，遲遲歸來的孫先生這才得以有驚無險地居於臨時總統一席。

只可惜，孫之威望終究不如黃，眾人也習慣了向黃彙報工作和商討，所以孫雖為臨時總統，奈何卻仍是“諸事由克強作主”的局面，“南京政府之際，弟忝為總統，乃同木偶，一切皆不由弟主張”。

不論黃先生再如何謙讓和厚道，孫、黃之間也已經產生了難以縫合的裂痕，後來黃先生少被人提及，自然也有此間因素所在。

為了能突出孫先生在辛亥中的絕對領導地位，也唯有委屈委屈黃先生了。

1913年發生了一件事，讓黃、孫二人的合作走到了盡頭，從此之後二人分道揚鑣。

當時，宋教仁在上海火車站遭人刺殺身亡，孫先生聞訊後急忙從日本回國，隨後想以武力討袁，但是黃先生此前有過領軍經驗，自知打不過袁，所以主張以政治手段為宋討一個公道。

然而孫先生卻不肯鬆口，堅持以武力討袁，黃興不想傷了孫的顏面，也為了維護孫的地位，只好全力支援，奈何最終仍為袁所敗，革命黨人紛紛出逃。

孫先生後來將討袁之敗算在黃先生的頭上，意有所指地斥責黃先生不聽從指揮，從而導致一敗。

隨後，孫又趁機組織成立中華革命黨，凡入之者必須宣誓絕對服從於他，黃先生豈能同意如此“獨裁”之舉？顯然不能，但是黃先生因為不想破壞團結，所以只好選擇成全孫先生，自己孤身一人出走美國。

黃先生絕沒有想到，自己這一走，幾乎等於是徹底地退出了歷史舞臺，因為孫先生威望漸起，又視他為威脅，自然不可能再留一席之地給他。

黃先生也就因此淡出了所有人的視野，孫先生有意不提他，誰又敢為黃先生邀功？

黃先生病逝之後，章炳麟先生親書輓聯：“無公乃無民國，有史必有斯人！”

黃先生一生所為，當為一代人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