話說，宋仁宗時期，有個四川文士屢試不中。這年此人名落孫山後，為了發洩胸中苦愁，便給成都太守寫了一首酸詩。

“把斷劍門燒棧閣，成都別是一乾坤。”

詩裡的這句話，被成都太守當成此人策動謀反的罪證，當即將其五花大綁押解到京城。按照歷朝歷代的律法，這種寫下煽動性詩句的傢伙，就算不按照大逆不道之罪處以凌遲，也得以妖言惑眾的罪名大辟，想要保住腦袋幾乎是不可能的。

沒想到，宋仁宗竟對這名老秀才網開一面，說道：“這人急於當官，所以寫一首詩來洩憤，這算不得什麼罪名，還是給他個官噹噹吧。”就這樣，這名本該被抄家滅族的酸儒，竟陰差陽錯地被授予司戶參軍之銜，成為了公職人員。

那麼，這個因禍得福的老秀才後來去了哪裡呢？

我們不得而知，史料中並無下文。筆者認為，這傢伙多半是從憤世嫉俗的酸腐文人搖身一變，成了為國家盡心竭慮的忠義之臣了。根據宋代的官僚等級來看，“司戶參軍”並不是什麼大官，只是州官下面分管戶籍的小官。滿打滿算，充其量是個正科級。

一個連處級都沒混上的芝麻官，就堵住了老秀才的嘴巴，也暖了天下文人的心，宋仁宗這招真可謂高明。一個只有墨水卻沒錢沒勢沒刀槍的弱勢群體，說幾句酸話能對國家造成什麼影響？宋仁宗目光獨到，讓這些對社會有意見的文人紛紛“為我所用”，榨乾他們身上的潛在價值，這種套路簡直是高絕之極。

中華文化博大精深，可封建史畢竟是由官本位支撐起來的，所以普天下的文人雖然滿嘴仁義道德，卻沒有幾人身懷“天下為公”之心。即便有一批人以天下為己任，那他們所追求的也是“達則兼濟天下”，名利雙收。他們對政治所發出的牢騷，未必是因為政治本身存在什麼弊端，只是單純地當不上官罷了。越是連年不第，越是名落孫山，他們發牢騷的願望就愈發強烈。

宋仁宗對落第秀才的這番處理，之所以能夠成為名動千古的佳話，還是因為宋仁宗的寬厚是絕無僅有的。換成其他皇帝，他們絕不會對發牢騷者心慈手軟。面對這種滿肚子酸水還喜歡大放厥詞的文人，強硬點的皇帝多半會拿出“文字獄”這一手段進行震懾。

之所以這樣安排，原因有兩個：

一是因為朝廷的官位就像是蘿蔔坑一樣可丁可卯，若每個發牢騷的文人都能得到官職，朝廷賞賜不起。

二是文字獄能夠相對有效地解決問題，巨大的殺傷力和殺傷面積能夠直接覆蓋普天之下的文人，還能起到一勞永逸之奇效。

在稱讚宋仁宗寬厚仁善時，我們切莫侷限在特定的歷史背景下，要跳脫出來看到宋仁宗與其他皇帝所施行的政策有何區別。嚴格來說，不論是文字獄，還是賞官，站在皇帝的角度來看並無本質區別。賞文人做官，罰之以文字獄，目的殊途同歸，就是為了鞏固集權而已。就算宋朝的開國皇帝立下文人不可殺的誓約，那也是為了給文人集團塞一顆甜棗，便於王朝統治罷了。

可以說，兩宋的文人，之所以能夠活在與政權融洽相處的蜜月期，不是因為文人集團的強大，而是因為皇帝的喜好。要不是因為趙匡胤對武將這一身份心懷忌憚，估計也不會出現重文輕武的狀況。歸根結底，文人的命還是被掐在皇帝手裡的。倘若在處理老秀才那天，宋仁宗前夜臨幸不如意，加上老秀才因左腳邁進朝堂惹得仁宗他老人家不爽，這件事多半要以另一個結尾收場。

歸根結底，宋仁宗的故事並不是在啟示統治者，而是在啟發讀書人。兩千年的封建史告訴我們，封建王朝都是帝王至上的一言堂，是否效仿宗仁宗全看皇帝個人說了算。但宋仁宗對文人的啟示卻是善莫大焉的，對於文人這個只能依附於地主階級才能生存下去的弱勢群體來說，他們所需的並不是指出時代之弊政，而只是恰到好處地關心國家，不得僭越，僅此而已。

所以，自夏啟開創王朝以後，直至青遜帝退位，能夠得志的文人除了實幹家之外，便只有李白、紀曉嵐一類的御用小丑了。幾乎沒有文人能夠憑藉發牢騷獲得皇帝垂青，畢竟統治者對文人的期許只有兩個字，那就是“閉嘴”。

參考資料：

【《宋史》、《續資治通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