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振宇
中華文化源遠流長，多元一體，在始終保持其統一性的同時，也具有多樣性的地域特色。三晉、齊魯和楚越三大文化圈在春秋戰國時期就已經基本形成，千百年來在保持鮮明地域特色的同時，不斷融合發展，充分體現了中華文化的親和力、向心力和凝聚力。
地隔千里，血脈相牽。三晉文化圈核心區域位於黃河以北。齊魯文化圈的核心區域是山東半島。楚越文化圈的核心區域在長江以南的兩湖和江浙地區。三個文化圈分處天南地北，遠隔千里，即便在今天看來，其地域文化也迥然有別。但血濃於水，三個文化圈的核心都是周王室分封姬姓和功臣的諸侯國，血脈上的聯絡和宗法上的地位使得三大文化圈從產生之初就存在相互融合的親和力。
春秋戰國時期地圖
三晉文化圈的晉國出自周成王的弟弟叔虞，叔虞的兒子名燮，改國名為晉，是為晉侯。邑姜據傳是齊太公姜子牙的女兒，周武王的妻子，叔虞的母親。齊魯文化圈中的魯國也是姬姓諸侯國，出自周武王的弟弟周公旦。齊國則出自太公呂尚姜子牙，是叔虞的外祖。楚越文化圈中的吳國雖然遠在長江以南，但也是姬姓諸侯。根據《史記·吳太伯世家》記載，吳太伯和他的弟弟仲雍，都是周太王的兒子。二人為了避位讓賢給自己的弟弟、周文王的父親季歷，遠避荊蠻之地，自稱句吳，得到當地部落的支援，建立吳國。後武王將太伯、仲雍後人周章封於吳國。又封周章的弟弟虞仲於周北邊的虞國。楚國初代國君熊繹是周成王的大臣，羋姓，封於楚蠻。其先祖出自黃帝之孫，帝顓頊高陽，也是源自姬姓。而越國的先祖是大禹的後裔，夏后帝少康的庶子，同是華夏苗裔。
太史公司馬遷曾感嘆：餘讀春秋古文，乃知中國之虞與荊蠻句吳兄弟也。雖然血緣相近並沒有阻止春秋戰國時代各諸侯國間為了各自利益相互攻伐，甚至不乏兄弟鬩牆和父子相殺的例子，同是姬姓諸侯的虞國就是被晉國所滅。但共同的血脈確實拉近了在地理上山水阻隔的各個文化圈之間的心理距離，使得文化間的交流和融合成為可能。中華文化自古講究夷夏之辨，以華夏文化為先進，鄙視四邊之蠻夷。《尚書·禹貢》根據距離黃河流域文化和政治中心的距離遠近將天下分為“五服”：五百里“甸服”，即王畿；五百里“侯服”，即諸侯領地；五百里“綏服”，指已綏靖地區，即中華文化所及的邊境地區；五百里“要服”，即結盟的外族地區；五百里“荒服”，即未開化地區。在地理上，三晉處於“五服”的核心地帶，而齊魯位於“東夷”，楚越更是地居“南蠻”，斷髮紋身，已處於“五服”的邊緣。但齊魯吳楚等諸侯國在血緣和宗法上的聯絡，讓齊魯文化、楚越文化和三晉文化都具有華夏文化的身份認同，從而具備了彼此交流融合的對等地位。如果說在齊魯夾谷之會上，孔丘以演奏夷人萊國的音樂不合禮制而斬萊人體現了在文化上“鄙夷”的態度，《左傳》中季札觀樂的記載則表明“荊蠻句吳”已經有和近服諸侯在文化上平等交流的資格。
位居諸侯，胸懷天下。三大文化圈在春秋戰國時期的形成、發展和融合還和圈內各諸侯國的政治軍事活動有著密不可分的聯絡。齊魯晉楚越吳等國雖然都是周王朝分封的諸侯國，但都不滿足於封建割據、偏安一方，而是胸懷爭霸天下的雄心，積極地開展政治、軍事和外交活動，先後成為霸主。如果以完成諸侯會盟作為稱霸的標誌，齊桓公、晉文公、晉襄公、楚莊王、晉景公、晉悼公、晉定公、吳王夫差、越王勾踐等來自三大文化圈的諸侯都曾成為一時的霸主。他們的霸業奠定了三大文化圈在中華文化版圖中的地位和勢力範圍，爭霸戰爭客觀上也促進了不同文化圈之間文化的交融。
三晉文化圈中的晉國在春秋時期稱霸時間最長，維持了百年之久的霸業。公元前633年，楚成王伐宋國。次年春，晉文公與齊國和秦國結盟，在城濮之戰中打敗楚軍，在踐土會盟中被周襄王冊封為侯伯。晉國在文公稱霸後又先後經歷了襄公續霸、景公復霸，其霸業在悼公（前573—前558年在位）時達到頂峰，獨霸中原，成為絕對的天下霸主。晉國稱霸在文化上影響十分深遠。雖然晉國最終被三分，但三晉之名卻沿用千古，足見其在文化史上的地位。
齊魯文化圈中的齊國是周王室股肱大臣太公呂尚封國，周成王時被賦予征伐之權。齊桓公（前685—前643年在位）任用管仲為相，首倡尊王攘夷，九合諸侯，一匡天下，成為春秋第一個霸主。魯國是周公封國，“周之最親莫如魯，而魯所宜翼戴者莫如周”。其在諸侯中地位很高，有“魯之班長”之說。雖然魯國未曾稱霸，但也積極參加諸侯國間的爭霸活動。
楚越文化圈中的楚國先後與齊國和晉國爭霸。公元前598年，楚莊王在邲（今河南鄭州）大敗晉軍，成為霸主，一度問鼎中原。吳國，雖然僻居荊蠻之地，但自詡周室之長，常懷霸中國以全周室的志向。吳王夫差在艾陵之戰中擊敗齊國後，於公元前482年在黃池會盟諸侯，完成霸業。楚越文化圈中的越國，其俗斷髮文身，但也積極參加諸侯爭霸。越王勾踐在被吳國擊敗後，臥薪嚐膽，滅吳後乘勢北進，與齊晉諸侯在徐州會盟，成為春秋末年最後一位霸主。
在孟子看來，春秋無義戰。但諸侯的爭霸活動大都以尊勤王室，攘斥外夷為名。注重夷夏觀念的民族意識和追求統一的政治傳統強化了華夏文化的向心力。而諸侯在爭霸過程中頻繁的外交、戰爭和會盟活動，也讓地域文化在激烈的碰撞中實現了跨圈的交流和融合。
貨殖之利，貿易有無。春秋戰國時期商品經濟的發展促進了不同文化圈之間的跨區域貿易，為地域文化的交流融合提供了重要的經濟基礎，增強了中華文化的凝聚力。在完全自給自足的農業經濟條件下，“雞犬之聲相聞，民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樂其業，至老死不相往來”，地域間的文化交流較難推進。司馬遷在《史記·貨殖列傳》中批判了老子小國寡民的思想，指出“必用此為務，挽近世塗民耳目，則幾無行矣”。
春秋戰國各諸侯國為了富國強兵，紛紛推行重商政策，鼓勵貿易，以其所有易其所無，滿足本地區人民生產生活的需要。公元前651年，齊桓公與諸侯在葵丘會盟，五條盟約中有兩條關乎跨國貿易：“敬老慈幼，無忘賓旅”，“無曲防，無遏糴，無有封而不告”，提出要保護往來客商和不得限制糧食貿易。在此後的會盟中還提出降低商業稅、關稅、建設和維護道路以及統一度量衡等的貿易促進政策。
春秋戰國時期集市圖
三大文化圈之間的貿易往來十分頻繁。《左傳》曰：“雖楚有材，晉實用之”，說明三晉和楚越兩大文化圈之間有著悠久的貿易傳統。晉姜鼎和戎生編鐘兩件青銅器的銘文就記載了晉昭侯六年，即公元前740年晉楚兩國間的一次大規模貿易活動。根據有關論釋，晉姜鼎銘文“嘉遣我錫滷積千輛”，是說派出晉國所賜予的鹽1000大車，戎生編鐘銘文“嘉遣滷積”，也是指用鹽進行貿易。貿易的地點在“繁湯”，即河南新蔡以北的繁陽。這次貿易的目的是“取厥吉金”，也就是用鹽交換銅。晉姜鼎和戎生編鐘都是以這次貿易所得的銅鑄造的。《管子·輕重戊》記載了齊楚間的一次貿易：齊桓公聽取管仲的建議“為百里之城，使人之楚買生鹿。楚生鹿當一而八萬……楚人即釋其耕農而田鹿”。雖然齊人買鹿是貿易戰的計謀，但也充分表明楚越文化圈和齊魯文化圈間密切的貿易關係。越王勾踐滅亡吳國後，大功臣范蠡功成身退，改名為朱公，在陶（今山東省菏澤市定陶區）經商。《史記·貨殖列傳》：“朱公以為陶天下之中，諸侯四通，貨物所交易也。乃治產積居……故言富者皆稱陶朱公。”
源自於中國人民生產生活物質需要的貿易往來具有自生自發的動力，“若水之趨下，日夜無休時，不召而自來”。它不僅為春秋戰國時期文化發展提供了必要的經濟基礎，也極大促進了城市和交通的發展，大大加強了不同文化圈之間的交流。
河之大者，運通南北。中國地域廣大，山川險要。不同文化圈之間山水相隔，形成了特色鮮明的地域文化，但也成為不同地區文化交流的障礙。三晉、齊魯和楚越三大文化圈縱貫我國黃河、淮河、長江和錢塘江四大流域，這些河流又都是東西走向。這就使得南北交通不僅無法享受舟楫之利，反而受制於江河天塹，僅憑陸路無法通達。人工開鑿的運河就成為重要的交通孔道。
春秋吳邗溝示意圖
《左傳·哀公九年》：“秋，吳城邗，溝通江、淮。”公元前486年，吳王夫差為了北上與齊國爭霸，修築邗城（今江蘇揚州蜀岡附近），又在邗城之下開鑿邗溝，並利用射陽湖等天然湖泊，溝通了長江、淮河。這是我國最早見於明確文獻記載的運河。魯哀公十三年，公元前482年，吳王夫差為了乘舟到黃池與晉國會盟，又在商魯之間開鑿了一條運河。據《國語·吳語》：“吳王夫差既殺申胥，不稔於歲，乃起師北征。闕為深溝，通於商、魯之間。”戰國時期，魏國又重新修鑿深溝。兩段運河貫通江河淮濟四瀆，成為春秋戰國時期南北交通的幹線。運河的開鑿便利了交通往來，促進了沿線區域的經濟和文化發展。范蠡經商的陶就位於深溝和濟水的交匯處，成為戰國時期的一大經濟中心。
春秋戰國時期開鑿的運河很多。《史記·河渠書》中記載了鴻溝、楚運河、吳運河、齊運河、蜀運河。這些運河形成的水路網路為區域間的文化交流提供了交通便利。對於邗溝是不是中國最早的運河，學界不乏爭議。在三大文化圈內部，不乏開鑿年代更早的城市運河和地方運河。但以邗溝為原點的大運河，所以稱為大者，正在於其推動了三晉、齊魯和楚越三大文化圈之間的相互交通，促進了中華文化的發展和融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