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申洪之墓誌》中出現的高鬱突，系天興元年（398）被拓跋珪從中山遷徙至平城地區的高句麗移民。拓跋珪將高鬱突等高句麗移民安置於繁畤，即今山西省朔州市應縣邊耀鄉一帶，分地定居，計口授田，配以牛耕等生產工具，發展農業生產。北魏統治者根據高句麗原有組織形式，利用高句麗貴族階層來協助管理移民群體，並給予貴族階層土地封賞、賜姓易名等優待政策。
關鍵詞：平城，高句麗，移民，考略
公元398年拓跋珪定國號為魏，都於平城，即皇帝位，至493年孝文帝拓跋宏遷都洛陽，是為北魏平城時代。在東北方向上，與北魏長期並存的高句麗政權是漢唐時期由高句麗族建立的少數民族地方政權。自建立伊始，高句麗政權就與中原王朝保持著宗藩關係，接受冊封，成為中原王朝朝貢體制下的一個重要成員。在北魏平城時代，大量高句麗移民以不同方式進入平城地區，為鮮卑拓跋氏早期國家建設做出了重要貢獻。遺憾的是，因為史料缺乏等原因，平城時代高句麗移民在以往的學術研究中尚未得到充分的重視。幸運的是，上世紀40年代大同地區出土的《申洪之墓誌》中儲存有高句麗移民若干資訊，彌足珍貴。本文擬在《申洪之墓誌》相關記載基礎上，以出土文獻與傳世文獻相印證，對北魏平城時代高句麗移民史事進行考證，以期於古代多民族聚居區域及相關問題研究有所裨益。
從三、四世紀北方政治格局來看，因為三燕政權的存在，北魏、高句麗並未直接接壤。不過，根據筆者研究，三燕曾將近十五萬高句麗移民遷入遼西地區，以青山、棘城為起點，經龍城、薊城，最後聚居於鄴城、中山等地區［1］。隨著北魏與後燕、北燕之間掠奪戰爭的頻繁爆發，原存於三燕的高句麗移民又被間接地遷徙到平城地區。其中，最著名的移民事件是天興元年（398）大移民。根據《魏書·道武帝紀》所載，天興元年春正月，拓跋珪攻取後燕中山後，“辛酉，車駕發自中山，至於望都堯山。徙山東六州民吏及徙何、高麗雜夷三十六萬，百工伎巧十萬餘口，以充京師。……二月，車駕自中山幸繁畤宮，更選屯衛。詔給內徙新民耕牛，計口受田”［2］。在這次移民活動中，高句麗移民獨自成類，與山東民吏、慕容部民一起組成三十六萬人的移民團體。至於此次高句麗移民數量，史籍未有明確記載。使情況變得更復雜的是，《魏書》所載遷徙總數“三十六萬”，《北史》《冊府元龜》《通志》等引作“三十六署”，並與“百工伎巧”連文，致使移民總數減少至十餘萬口。學界對此也多有探討［3］。實際上，清代學者修《四庫全書》時已經注意“署”為“萬”之訛［4］。更為直接的證據是，天興元年移民事件親歷者張濟明確講到魏定中山後，遷徙“七萬餘家”［5］到平城。以一戶五口計算，“七萬餘家”約等於上舉“三十六萬”之數，可證《魏書》記載無誤。如此，聯想到三燕存在高句麗移民“十五萬”的總數，以及作為“三十六萬”之三分之一部分，天興元年遷往平城的高句麗人保守估計有數萬戶之眾。
與數萬戶數字形成鮮明對比的是，此後史籍再無平城高句麗移民相關記載，學界的研究也至此戛然而止［6］。這些高句麗移民淹沒在歷史長河中，彷彿不曾存在過。幸運的是，地不愛寶，二十世紀40年代大同地區出土的《申洪之墓誌》中出現了一些有價值的資訊，為平城時代高句麗移民尋蹤帶來了曙光。《申洪之墓誌》出土時地不詳，相關圖版資訊等最初由日本學者披露［7］，後引起中國學者的關注和研究［8］。《申洪之墓誌》現藏大同市博物館（圖一），為行文之便，今據墓誌原石及拓本，謄錄墓誌文如下：
君姓申，諱洪之，魏郡魏縣人也。曾祖鍾，前趙司徒、東陽公。祖道生，輔國將軍、兗州刺史、金鄉縣侯。子孫家焉。君少遭屯蹇，與兄直懃令乾之歸命於魏。君識幹強明，行操貞敏。孝友慈仁，溫恭惠和。兄弟同居，白首交懽。閨門怡怡，九族式軌。是以詮才委任，甫授東宮莫堤。將闡茂績，克崇世業。而降年不遐，年五十有七，以魏延興二年十月五日喪於京師。以舊墳懸遠，歸窆理難。且羸博之葬，蓋隨時矣。考謀龜筮，皆稱雲吉。遂築塋於平城桑乾河南。形隨化往，德與時著。敢克斯石，以昭不朽。
先地主文忸於吳提、賀賴吐伏延、賀賴吐根、高梨高鬱突四人邊買地廿頃，官絹百匹，從來廿一年。今洪之喪靈，永安於此。故記之。
依墓誌所言，申洪之祖籍魏郡魏縣（今河北省邯鄲市東南部），後隨祖父定居金鄉（今山東省濟寧市西南部），北魏永初三年（422），金鄉沒於魏，申洪之兄弟等人被遷於平城，以延興二年（472）十月五日卒，享年五十七，葬於平城桑乾河南。
值得注意的是，墓誌最後記載申洪之二十一年前曾以官絹百匹的價格於地主文忸於吳提、賀賴吐伏延、賀賴吐根、高梨高鬱突等四人買地二十頃。“地主”高鬱突，即是賣地者之一。關於申洪之墓誌後涉及土地買賣部分文字的性質，學界存在不同意見［9］。筆者認為這段文字中賣家、買家、土地面積、價格、時間等因素齊全，是一件標準的土地交易契約。文中出現了“地主”“喪靈”等詞彙，墓葬買地券氣息濃厚。土地買賣部分文字單列於墓誌文後，字型大小有異，與北魏時期出現的王皓墓誌、買地券［10］並見等形式一致。所以，從內容、文辭、形式等方面來看，這是一件附屬於墓誌之後的買地券。但與一般買地券不同的是，這件買地券不帶宗教鎮墓色彩，側重於土地買賣，應該是當時現實世界地契的直觀反映。券文中買地後出現的“洪之喪靈，永安於此”，也與買地券中常見的“冢中先人，無驚無恐，安隱如故”［11］“先有居者，各相安好”［12］等相一致，表現出安葬比鄰，和睦相處的良好願望。那麼，作為墓域四周的“地主”，即先前入葬者，高鬱突等四人應該真實存在。
在墓誌文中，高鬱突全稱為“高梨高鬱突”。關於“高梨”，周偉洲先生認為“高梨”當是“高麗”的別寫。殷憲先生同意周說，並提出“高梨高鬱突”本名高梨鬱禿，高梨為姓，鬱禿為名［13］。魯西奇先生主張“高梨”或當即“高離”，指高句麗［14］。後來侯旭東、羅新兩位先生從周、殷二說，認為高鬱突是高句麗人［15］。以上諸位先生均認為高鬱突是高句麗人，非常正確。但“高梨”如何等同“高麗”，因為涉及到高鬱突身份的認定，還需要進一步的系統論證。按，《說文》雲：“梨，果名。從木聲。，古文利。”以目前掌握史料觀之，未見“梨”“麗”直接通用的例證。不過，以音同之故，傳世文獻中“梨”“黎”古同。如《韓非子·外儲說左上》：“黎且謂景公曰。”《太平御覽》引“黎且”作“梨鉏”。這種通用也得到出土文獻的印證，如《楊震碑》“凡百梨萌”、《高頤碑》“梨庶□□”、《元欽墓誌》“吊彼萌 ”等碑刻中出現的“梨（ ）”均通“黎”。就此而言，《申洪之墓誌》中的“高梨”即是“高黎”。又因“黎”與“麗”“驪”皆通用，“高梨”等同“高麗”即可講通。各舉一例：《大戴禮記·保傅》：“而厲公以見殺於匠黎之宮。”《新書·胎教》引“黎”作“麗”。又《尚書·大貢》：“厥土青黎。”《史記·夏本紀》作“厥土青驪”，《太平御覽》引“黎”作“驪”。更直接的證據是，“高麗”也可以寫作“高黎”。如《大唐新語·極諫》“高黎”三見，《執法》“高黎”一見，皆關“高麗”史事，均指“高麗”。其中《極諫》：“高黎雖平，扶余尚梗。”《唐會要·行幸》作“高麗雖平，扶余尚梗”，可為佐證。眾所周知，漢唐時期高句麗又稱高麗。因為高句麗在接受中原王朝冊封后，易名為高麗，這在學界已形成共識［16］。由此判定，高鬱突是一名生活在平城的高句麗人。
關於高鬱突何時來到平城，墓誌沒有明確記載，可以根據申洪之生卒年略作推測。按，申洪之卒於延興二年（472），享年五十七，逆推之，其當生於泰常元年（416）。考慮到高鬱突先卒先葬，且買地券籤於二十一年前，則高鬱突的年齡要遠遠大於申洪之，甚至要生於泰常元年之前。那麼，這個時間點就與上述天興元年高句麗移民大遷徙相契合。換言之，高鬱突應該是在天興元年被拓跋珪從中山遷徙至平城。
申洪之墓誌有關高鬱突的記載不多，但也透露出一些西遷高句麗移民的生活資訊。
首先，“高鬱突”的姓名。從墓誌文記錄情況來看，“高鬱突”置於“高梨”之後。“高梨”既為族屬，則“高”應該為姓，“鬱突”即是其名。高氏緣起，史有明載。《魏書·高句麗傳》雲：“高句麗者，出於夫餘，自言先祖朱蒙。……朱蒙至紇升骨城，遂居焉，號曰高句麗，因以為氏焉。”即以高句麗出於夫餘，先祖朱蒙建國，號高句麗，以高為氏。這樣的表述內容及方式還見於《周書·高麗傳》《北史·高句麗傳》《隋書·高麗傳》《通典·高句麗》，以及《好太王碑》［17］《冉牟墓誌》［18］等出土碑誌。相比“高”氏而言，“鬱突”與高句麗人名凸顯不類。稽查《魏書》《三國史記》等典籍，不見以“鬱突”為名的高句麗人。反而是代北貴族名號中多見“突”字，如與高鬱突時代相近的和突［19］、陸突［20］、元突［21］、封和突［22］、紇乾和突［23］等人。那麼，“高”+“鬱突”這種高句麗姓氏與代人名字結合方式的出現，一個較為合理的解釋是高鬱突移民平城後曾經更改名字。這種推測並非沒有依據，稽查史籍所載，移民改名的現象在北魏初期的平城較為常見。如張蒲，字玄則，河內修武人，本名“謨”，天興元年被拓跋珪遷徙至平城後，改名為“蒲”［24］。又如高閭，漁陽雍奴人，移民平城後，易本名“驢”為“閭”［25］。還有古弼，為拓跋嗣所喜愛，賜名曰“筆”，取其直而有用，後改名“弼”［26］。在上舉美名之外，也存在改惡名的現象。如鐵弗劉虎曾孫屈孑，本名勃勃，拓跋嗣改其名曰“屈孑”。屈孑者，卑下之義［27］。同樣，趙黑，字文靜，初名海，本涼州隸戶，魏平涼州，沒入為閹人，因改名為“黑”［28］。相比之下，高鬱突之“突”，與“禿”“拓”屬於同音異譯。孝文帝改姓詔書稱“北人謂土為拓”，雖有美譽攀附成分，但也可以推測出“突”屬於美名範疇，元突、封和突、紇乾和突等名的出現也是佐證。近年來，有學者透過對中古北族名號研究，提出“拓”為官號的觀點，也值得重視［29］。至於“鬱突”的出處，筆者注意到突厥語中有一詞，與“鬱突”發音相近，義為戰時保衛可汗的守衛人員或者與可汗同行的隨員。相類似的是，蒙古語中“鬱突”表示力氣、力量的意思。所以，高鬱突改名的“鬱突”語源應該是突厥語。
從傳世文獻上看，高鬱突的改名並不是西遷高句麗移民唯一者。根據《周書·高琳傳》記載，“高琳字珉，其先高勾麗人也。六世祖欽，為質於慕容廆，遂仕於燕。五世祖宗，率眾歸魏，拜第一領民酋長，賜姓羽真氏。祖明、父遷仕魏，鹹亦顯達”。高宗歸魏時間不詳，但在移民平城後，賜姓羽真氏，這與高鬱突改名屬於同一性質。進而又顯示出高鬱突出身高貴，並非一般平民，其改名極有可能是官方行為。無論是自改名諱，還是奉制賜姓，都反映出高句麗移民在慢慢融入鮮卑社會。
其次，“桑乾河南”。桑乾河，作為申洪之墓地所在，與高鬱突並無直接關係。但是按照買地券的記述，申洪之墓地所用二十頃土地買自高鬱突等四人，所以桑乾河南的申洪之墓地曾有一部分為高鬱突所有。也就是說，高鬱突的土地在桑乾河南岸某地。這就涉及高句麗移民安置區域問題。前文已言，高句麗移民自遷徙入遼西，從青山至中山，一直聚族而居，進入平城地區後，賞賜耕牛，計口受田，分土定居。那麼，這個“桑乾河南”就是天興元年高句麗移民的聚居之地。關於桑乾河，酈道元《水經注》有明確記載：“桑乾水又東南徑黃瓜阜曲西，又屈徑其堆南。……又東，右合枝津，枝津上承桑乾河，東南流徑桑郡北，大魏因水以立郡，受厥稱焉。……（南）池水又東北注桑乾水，為溼（ ）水，並受通稱矣。”［30］文中“桑乾河”與“桑乾水”並見，恐非一河，應該指桑乾水南未與之交匯前的 水，即是酈道元記錄的狹義“桑乾河”。此外，還有廣義的“桑乾河”，通指桑乾水及其與 水交匯後的 水。如《魏書·仇洛齊傳》載，仇洛齊自中山乘驢赴平城，“魯元候知將至，結從者百餘騎，迎於桑乾河”。中山至平城的直道，拓跋珪在天興元年平定後燕後就開始修建，後來專稱“定州大道”［31］。那麼，魯元迎接仇洛齊的“桑乾河”，就是平城東南與“定州大道”交匯的 水。此外，《南齊書·魏虜傳》也記載“平城南有幹水，出定襄界，流入海，去城五十里”。及《史記·韓信列傳》：“上出白登，匈奴騎圍上”，《索隱》引證《北疆記》“桑乾河北有白登山，冒頓圍漢高之所，今猶有壘壁”。均可證明桑乾水與 水匯合後的 水又稱桑乾河。這應該是前田正名所謂“桑乾河在北魏時代既稱桑乾水也稱作 水”［32］的根據所在。無論狹義，還是廣義，“桑乾河南”都為高句麗移民聚居區域的尋找指明瞭方向。回顧《魏書》所言天興元年大移民，有一個資訊值得注意，即“二月，車駕自中山幸繁畤宮，更選屯衛。詔給內徙新民耕牛，計口受田”。現已探明，繁畤故城在今山西省朔州市應縣東北邊耀鄉邊耀山麓西的渾河曲畔［33］。這一區域鄰近黃瓜堆、白狼堆，位於桑乾河南岸，與《申洪之墓誌》所載高鬱突土地所在“桑乾河南”相對應。這個對應關係不僅反映出《申洪之墓誌》出土於渾河曲畔，更能證明今應縣邊耀鄉一帶即是高句麗移民聚居區域所在。
至於拓跋珪為何將高句麗等移民安置於繁畤，即今應縣邊耀鄉一帶，關係到高句麗移民的生活環境等問題，也值得探討。繁畤，漢晉屬於雁門郡，群山環而拱之，故名，地勢險要，北魏初即為拓跋氏所重。繁畤地有宮城，什翼犍即位於此［34］，天興元年拓跋珪南下，毗陵王順曾據繁畤故城力戰叛軍［35］，說明繁畤為北魏初期重要的政治、軍事據點。就此而言，拓跋珪將高句麗移民安置於繁畤，相類於鹹康八年（342）慕容皝移居高句麗民眾於大青山。在政治、軍事因素之外，拓跋珪考慮更多的或許是經濟因素。繁畤在崞川，今稱渾河水，該水系在邊耀山麓西形成廣闊的沖積平原區域。按照北魏初制定的畿甸之制，邊耀鄉一帶屬於“畿內之田”［36］，位於桑乾河南，歷來為農業和畜牧業生產區域所在。和跋曾告誡子弟“灅北地瘠，可居水南，就耕良田，廣為產業”［37］，即是例證。就高句麗移民而言，其擅於耕種，也適合聚居於繁畤這樣的農業區域。高句麗早期處於五女山、丸都山，耕地無多，但用力佃作，“國中大家不佃作，坐食者萬餘口，下戶遠擔米糧魚鹽供給之。……家家自有小倉，名之為桴京”［38］。此外，這些高句麗移民被遷入中原近五十年，應該學習並掌握了先進的農耕技術，自然是農業移民的最適合物件。
拓跋珪遷徙高句麗移民至繁畤後，分地定居，計口授田，並配以牛耕等生產工具。當然，這是國家層面的宏觀管理模式，至於移民群體內部組織形式，史無明載。不過，上文分析買地券時，已經確證高鬱突擁有多餘土地，從事買賣。此外，高鬱突改名現象也透露出其出身不凡，應該為高句麗貴族。高句麗建國初期，“本有五族，有涓奴部、絕奴部、順奴部、灌奴部、桂婁部”［39］。五族，即五個具有血親關係宗族集團。五族首領均擔任高句麗中央領導層官職，在政治生活中發揮著重要作用。到了與平城時代相應對的高句麗好太王及長壽王統治時期，五族制的原始屬性已經減弱，逐漸演變為封建制國家階級關係。高句麗王族、五族大人等貴族轉化為地主階層，與之並存的就是大量的自耕農民和依附農民。從高鬱突身份來看，高句麗的封建制國家階級關係也同樣存在於平城高句麗移民群體中。這種現象的出現，一方面是平城時代的拓跋氏政權正由部族聯盟向封建國家過渡，社會發展程度與高句麗相當，統治階層沒必要對移民群體組織形式做進一步的改變。另一方面北魏統治者繼承歷代移民管理政策，也習慣性地利用高句麗王族、五族大人等貴族來協助管理移民群體。如前文言高琳“五世祖宗，率眾歸魏，拜第一領民酋長，賜姓羽真氏”。高宗既然能率領眾歸附北魏，並被任命為第一領民酋長，說明其原本即為高句麗移民宗族首領。此外，遼寧省朝陽出土的高句麗移民後裔高淑英墓誌也載高淑英曾祖高會任北魏“本蕃大首領”［40］。既言“本蕃”，說明高句麗移民存在“蕃”，即以部族形式聚居，“大首領”在高句麗移民群體中具有宗族管理職能。《申洪之墓誌》顯示出，北魏平城時代的高句麗移民仍然保持著原有的社會組織形式，高鬱突作為地主階層，擔負著移民族群的管理職能。
從目前高句麗移民研究情況來看，學術界的研究重點在唐代的洛陽、西安及遼西等地區。《申洪之墓誌》中高句麗移民資訊的發現，對於唐以前高句麗移民情況的考察具有極高的史料價值。以北魏平城時代歷史觀之，曾有大量族群被遷徙至平城地區，為北魏初期政權的建立與發展貢獻良多。作為眾多移民中有代表性的高句麗移民，對其進行的個案考察，於古代多民族聚居區域及相關問題研究都有所裨益。就高鬱突個人而言，雖然其出身高句麗貴族，但也存有眾多高句麗移民的來源、途徑、安置、融合等共性。相信，隨著出土文獻的陸續發現，北魏平城時代高句麗移民問題會有更深入的研究。本文僅是拋磚引玉，希望引起更多學者對高句麗移民問題的關注。
圖版來源說明：
圖版一：殷憲《北魏平城書跡》，北京：文物出版社，2017年，第73頁。
圖版二：譚其驤主編《中國歷史地圖集》（東晉十六國·南北朝時期），北京：中國地圖出版社，1982年，第5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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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魏收。魏書：毗陵王順傳（第15卷）［M］。北京：中華書局，2017：444。
［36］ 魏收。魏書：食貨志（第110卷）［M］。北京：中華書局，2017：3104。
［37］ 魏收。魏書：和跋傳（第28卷）［M］。北京：中華書局，2017：764。
［38］ 陳壽。三國志：高句麗傳（第30卷）［M］。北京：中華書局，1964：843。
［39］ 同［38］。
［40］ 朝陽市博物館。朝陽曆史與文物［M］。瀋陽：遼寧大學出版社，1996：90-91。
原載《考古與文物》2021年第5期
轉載自“北朝考古”微信公眾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