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真（滿洲）人是匈奴後裔嗎？

編者注：現在國際上一些史學家認為契丹、蒙古、突厥對匈奴有傳承關係，現在的蒙古國和突厥語系國家也認為匈奴是自己早期的歷史。

阿爾泰語系分突厥、蒙古和滿洲——通古斯三個語族，如果說突厥和蒙古認為是匈奴後裔，那麼女真（滿洲）人是否與匈奴有關呢？按漢字史料等記載，女真（滿洲）人的祖先記錄為肅慎，與匈奴是沒有關係的。但現在有的學者從語言學角度來論證女真（滿洲）人的後裔。

徐江偉先生從語言學的考證入手，分析滿清帝族早期的人名與先秦古籍中的人名的對應關係，試圖證明“後金女直是匈奴的正宗血緣傳人”這一觀點，讓人耳目一新，遐想聯翩。作者曾著有《血色曙光：華夏文明與漢字起源》一書，本文是其中一個章節。

美國的朱學淵博士也曾著書《秦始皇是說蒙古話的女真人》，與徐江偉先生一樣，跳出傳統學術“以書證書”的舊框框，而是透過語音、文字學入手，分析上古時期各民族發展傳承關係，走出一條上古史研究的新路。有興趣的網友不妨一讀。

就編者個人觀點認為，女真（滿洲）人不是匈奴後裔，但對匈奴文化存在繼承關係，等以後我就我觀點，單獨寫文章給大家。此處只是分享徐江偉先生文章，代表的是徐江偉先生的觀點。

滿洲的前身是後金汗國，他們原本不識漢字，不說漢語，更沒有研究漢文古籍的條件和習慣，但為什麼許多後金人的名字與《史記·匈奴傳》，以及先秦古籍中的人名相同呢？這其實是一種文化的隱性傳承，從姓名中我們可以看出後金女直才是匈奴的正宗血緣傳人，另一方面，透過後金的文化習俗和行為方式，我們可以觀照遙遠的先秦歷史，從而想象出華夏文明起源的歷史場景。

滿洲皇族早期的人名與先秦古籍中的人物似曾相識，這不會是偶然巧合，其實是一種基因密碼，解讀這些文化基因，有助於我們還原出先秦歷史人物的民族背景和語言背景。

康熙之前的滿洲人都說多音節的女直語，這種語言與今天的蒙古語大同小異，清兵入關前的後金社會是一個已經存在了千萬年的遊獵社會，遊牧文化透過薩滿說唱，口傳故事傳承延續著。生存方式以及文化習俗的教化作用是不可低估的，正是由於沒有文字，他們古老的習俗和語言反而能原生態地儲存下來，而人名便是遊牧文化重要的載體，故不可忽視，現在舉例分析如下：

後金汗國的“肇祖原皇帝”名叫“揮厚”，這個讀音與匈奴的自稱“渾”（古希臘人記作hun）相似，也與成吉思汗的“呼和·蒙豁勒”中的“呼和”（藍色）相同。這個“揮厚”大約生活在元末，為當時東北女直部落三個萬戶中其中一個萬戶長。

但後金還有更遙遠的祖先，遙遠得不知年代了，名叫“布庫裡·雍順”。要注意這個“布庫裡”，古代突厥語是“天”的讀音，“雍順”則與秦始皇“嬴政”的名字相同。

肇祖揮厚生子名“範嚓”，這個名字與女直的另一個古老稱呼“兀者”相同。此人有確切的生年：1370~1433年。

範嚓生子名叫“允善·董山”，那是“柔然·大石”的異寫。柔然和大石都是歷史上的著名族名，《魏書》《北史》中有關於柔然的專門傳記，到了唐代，白山黑水間出現了由女直部落建立的“渤海國”，傳世230多年，帝族就姓“大石”（也寫作“大氏”）。而遼亡後西遷中亞，建立起遼闊黑契丹王朝的契丹王子就叫“耶律·大石”。允善·董山的生年為 1417~1467年。

允善·董山生子名“錫寶齊”，女直語是“鮮卑人”的意思，也是“鷹人”的意思，生年為1457~1522年。

錫寶齊生子名“福滿”，女直語是“鳥卵”的意思，同時也是“聖祖”的意思，因為女直就是古籍中的“鳥夷”。阿爾泰遊牧民族說唱文學特別發達，他們的說唱中常常會出現“毋麻，願一切吉祥！”的禱告語，乃是古老的烏鴉崇拜文化的傳承延續。福滿被稱為“ 興祖直皇帝”，生年為 1506~1566年。

福滿生“覺昌安”，明朝文書記作“叫場”，其實是“女直”的異寫。覺昌安被成稱為“ 景祖翼皇帝”，生年為？~1583年。

覺昌安生“ 塔克世”，明朝文書記作“他失”，其實是“大石”的異寫，就是說他與他的曾祖父同名。塔克世尊為“顯祖宣皇帝”，生年為？~1583年。

塔克世生“努爾哈赤”，女直語是“野豬皮”的意思（編者注：這只是不懂滿語的閻崇年等人提出觀點，現在已經證實，努爾哈赤與滿語的野豬皮不是一個詞。），他就是後金汗國的開創者，“太祖高皇帝”是也！生年為 1559~1626年。

入關以前的愛新覺羅家族完全按照遊牧民族的習俗，以族名為名，以遊牧民族的傳統美名為名，祖孫同名，兄弟同名現象非常多，清朝皇帝中有兩個名字應當引起我們特別注意，那就是康熙皇帝“玄燁”，其實是“軒轅”的異寫。康熙的繼位者名叫“胤禛”，與秦始皇“嬴政”同名，這其實是一個傳統姓名，渤海國最後一位皇帝名叫“禋譔”yin zhuan，就是同名異寫。當我們知道古代女直人不說漢語，不用漢字的時候，就知道這不過是注音而已。

只要看看努爾哈赤為他的兒子們所取的名字，就知道了女直人原來是怎樣取名的，清史記載努爾哈赤有16個兒子，姓名幾乎都是遊牧民族的族名：長子曰“褚英”（主因的異寫），次子曰“代善”（大石的異寫），三子曰“阿拜”（鰲拜的異寫），四子曰“湯古代”（唐兀惕的異寫），五子曰“莽古爾泰”（蒙古惕的異寫），六子曰“塔拜”（拓跋的異寫），七子曰“阿巴泰”，八子曰“皇太極”（黃臺吉的異寫），九子曰“巴布泰”，十子曰“德格類”（吐谷渾的異寫），十一子曰“巴布海”，十二子曰“阿濟格”（公野豬的意思），十三子曰“賴慕布”，十四子曰“多爾袞”（屠各的異寫），十五子曰“多鐸”（韃靼的異寫），十六子曰“費揚古”（回鶻的異寫）。

其中長子褚英，次子代善還擁有“巴圖魯”（勇士）稱號。《金史》記載“主因”（居延也）部是金國最英勇的部族，當守衛野狐嶺的主因部被蒙古人屠殺殆盡的時候，金國皇帝就意識到末日要到了。努爾哈赤以此族名為長子之名，就是文化的傳承，清史記載這兩人非常善戰，戰功顯赫。

清太宗皇太極本名“黃臺吉”，這是一個古老的血緣貴族稱號，蒙古人習俗，“臺吉”之中以“黃臺吉”（《蒙古源流》記作qiong taiji）最尊貴，只有極少數臺吉可能獲得這個“黃”絲帶。皇太極又名“阿巴嘎”，女直語是“天”的意思（《金史·國語解》寫作“呵不哈”），所有這些都可以看出他確是努爾哈赤生前最為器重的一個兒子，他的繼位其實是不意外的。

皇太極死後順治繼位，他是皇太極的第九個兒子，名“福臨”，其實是著名族名“斛律”的異寫。這個族名在明清史書中寫法最為多樣，如“烏梁海”，“兀良哈”，“往流”，“五兩案”等等。

我們看到，不僅是愛新覺羅帝族習慣以遊牧民族傳統姓名為名，其他滿洲人也是一樣的情形，康熙皇帝有“孝昭”皇后，鈕古祿氏（狼也），其父名“遏必隆”，其實是“忽必烈”的異寫。

康熙的國丈名叫“索額圖”，則是《史記·匈奴傳》中“休屠”的異寫，索額圖是清史中非常重要的歷史人物，中俄《尼布楚條約》條約的簽訂者。索額圖父親名“索尼”，為開國勳臣，為輔政大臣，“索尼”其實是族名“蘇尼”的異寫（今內蒙古有蘇尼特旗，蒙古語是“夜”的讀音）。康熙朝還有著名人物“明珠”，其實是“蔑爾乞”的異寫（先秦古籍記作“密竹”），但這個“明珠”出於滿洲著姓“那拉氏”，他只是以族名為名。

前清史中還有一個更為家喻戶曉的人物“鰲拜”，今有許多“戲說”電影以此人為演義物件，但這是一個傳統姓名，成吉思汗祖先中就有以此為名的，即“合不勒”可汗，成吉思汗的“鰲拜”也很慘，他被金國人釘死在木驢上了，死前傳話給他的族人：“即使磨禿了你們的全部指甲也要為我報仇！”（《蒙古秘史》），再往上推，《竹書紀年》記載：“黃帝軒轅氏，母曰附寶”，這個“附寶”顯然是一個音譯與意譯的結合體，就是說黃帝之母也叫“鰲拜”。阿爾泰遊牧民族取名大多不分男女，有美好含義的名字常常男女通用，如：薛禪，高娃，烏蘭，明星（蒙古語讀作“敖敦”），圖雅（蒙古語“霞”的讀音）等等，甚至許多貴族稱號，如臺吉，別乞等等，男女皆可能擁有。

但入關後的滿洲女直就迅速漢化了，他們陷入了漢文化的汪洋大海中，他們無法避免“少數民族“固有的命運，到乾隆皇帝時滿清帝族就已經改變了以族名為名的習慣，乾隆以“永、綿、奕、載”四字排序為其子輩取名，道光帝則取“溥、毓、恆、啟”四字，滿洲人同名同姓的現象至此消失，他們已經無可奈何地放棄了祖先的多音節語言，改說單音節漢語了。

後金入關是古老女直歷史的絕響，且為時不遠，可供考證的歷史記載很多，姓名告訴我們，他們確是由匈奴，鮮卑遙遠傳承而來，他們不是突然從地下冒出來的族類。滿洲人姓名的演變讓我們再次看到這樣一個歷史場景：人口很少的遊牧民族落入農耕漢民族的包圍中，開始消融，整個民族隨同他們的多音節語言，都消融進單音節語言的海洋之中了，而這正是華夏文明發生髮展的一般情形。

族名是無比久遠的民族歷史的產物，族名會隨著血緣關係的不斷遠去而淡化，泛化成一種文化因子，但它仍然是獨立於漢文化體現之外的，那是一種民族文化背景和語言背景，族名辨析確能打開了一條追溯民族血緣，追溯華夏文化源頭的通道。

附註

明代《武備志·韃靼譯語》記載了當時東北地區許多女直部落的名號，曰：

“（東北）三衛中，泰寧衛人自稱“往流”（斛律），朵顏衛的人自稱“五兩案”（兀良合），福餘衛的人自稱“我著”（兀者），北虜自稱“野克·莽官兒”（大蒙古），海西女真自稱“主兒赤”，江上（松花江北部）人自稱“失伯印”（鮮卑），洪水（黑龍江）邊人自稱“五葉兒”（兀顏）。”

這些部族名從來沒有消失過，它們不斷出現在中國歷史記載之中，他們就是努爾哈赤滿洲女真人的前身。

附圖

康熙皇帝下令用罪臣（甘肅瓜州將軍程金山父子三人）頭顱製作的人頭鼓（鼓皮也用人皮）和人頭碗（藏語稱為“嘎巴拉碗”，喇嘛的常用法器），用人頭製作飲器是匈奴習俗的頑強延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