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617年，中國歷史上最大的事件莫過於李淵父子的“晉陽起兵”。它就像一記劈裂天空的絢麗閃電，一舉刺破隋帝國的茫茫黑夜；又像是一道穿越濃雲的熠熠曙光，瞬間照亮了大唐王朝的清晨。諸多名士豪傑參與了這個令天地變色、令歷史改轍的大事件，而且後來都成為大唐歷史上赫赫有名的開國功臣。他們是裴寂、劉文靜、長孫順德、劉弘基、唐儉、柴紹·····。

這些人正是“晉陽起兵”的骨幹力量。有了他們的推動、策劃、參與，這次起兵才能獲得成功，大唐王朝最終才得以橫空出世。可不管怎麼說，他們終究只是這個大事件的配角。晉陽起兵的主角，當然非李淵父子莫屬。可問題是，在李淵父子當中，誰才是這次起兵的”主謀”？誰才是這個大事件真正的靈魂人物？誰才是大唐近三百年基業當之無愧的開創者？對此，歷代官修正史都異口同聲地回答——一李世民。

後晉劉咰修撰的《舊唐書》聲稱：“太宗與晉陽令劉文靜首謀，勸舉義兵。”北宋歐陽修等人編撰的《新唐書》也斷言：“高祖起太原，非其本意，而事出太宗。”司馬光主編的《資治通鑑》更是斬釘截鐵地說：“起兵晉陽也，皆秦王李世民之謀”；“高祖所以有天下，皆太宗之功！”

那麼，李世民真的是晉陽起兵的“主謀”嗎？

根據歷代正史記載的關於“晉陽起兵”的起因和內幕，李淵被描繪成一個平庸怯懦、胸無大志、多疑反覆的隗儡型人物；而當時年未二十的李世民則恰恰相反，被塑造成一個目光遠大、足智多謀、意志堅定的領袖，表現出了一種遠遠超越他年齡的成熟和穩重。

在此、李世民毋庸置疑地成了晉陽起兵的”首謀之人”，而李淵一開始則被矇在鼓裡，後來才迫不得已捲入這個事件，幾乎是被人用“綁架”的手段弄上了這條起兵叛隋的“賊船”自始至終都表現得碌碌無為而且萬般無奈

歷史的真相果真如此嗎？近年來，史學界提出了不同的觀點。許多學者認為，李淵才是晉陽起兵的“主謀”，他作為受隋朝統治集團排擠的一位政治人物，早就有叛隋起兵的念頭，只是在正式起兵前的幾年裡，一直處於隱蔽狀態罷了。

《舊唐書》及《資治通鑑》中有記載高祖”縱酒納賂以自晦”。有學者給出解釋，其實“縱酒”即沉湎，就是裝糊塗；“自晦”即混其跡，就是掩蓋自己。李淵以”縱酒“作為”自晦“之計，是一種防護性的策這正是他老謀深算的表現，不能斥之為昏庸的酒徒。

據《舊唐書·宇文士及傳》記載，早在晉陽起兵前四五年，李淵就與宇文士及在涿郡”嘗夜中密論時事”。武德二年（619年），宇文士及降唐，李淵對裴寂說：“此人與我言天下事，至今已六七年矣，公輩皆在其後。”李淵與宇文士及“涿郡密論天下事“時，李世民才十三四歲，一個十三四歲的少年怎能左右久居高位的李淵呢？

另據《舊唐書·夏侯端傳》記載，615年，李淵受命為山西、河東撫慰大使時，副使夏侯端勸他早作反隋準備，李淵”深然其言”。又據《大唐創業起居注》記載，李淵剛做太原留守，就暗暗自喜，對李世民說：“唐固吾國，太原即其地焉。今我來斯，是為天與；與而不取，禍將斯及。然歷山飛不破，突厥不和，無以經邦濟時也。”這表明了李淵的政治野心。

非常明顯，李淵視太原為自己的地盤，早有併吞天下之心，他是個頗具雄心、富於權謀的政治家和軍事家。“晉陽起兵“前，他就命長子李建成”於河東潛結英俊”，次子李世民“於晉陽密詔豪友”，為起兵作了組織上的準備。升任太原留守後，他很快地取得了聚集在太原的濟濟群士的信任，成為關中地主眾望所歸的人。他起兵攻入長安，“約法十二章”，很快穩定了關中秩序，當上了大唐開國皇帝。因此，“晉陽起兵”的主要策劃者首推李淵，他絕不是昏庸無能之輩，而是一個”素懷濟世之略，有經綸天下之心”的人物。

而“晉陽起兵”之時，李世民年歲二十未到，從年資、閱歷乃至實際的政治、軍事經驗來說，都難以充當“主謀”之位。僅僅從資歷和威望上看，他也及不上父親李淵。

然而，此後的史書為何眾口一詞，言之鑿鑿地認定李世民即為“晉陽起兵”的主要謀劃者呢？

原來，後來李世民是借”玄武門之變“殺死太子李建成而後逼迫其父李淵退位，才登上皇帝寶座的，為了政治的需要，極有可能對官修的本朝歷史作了”有關指不”。因此，西方國家、日本的許多海外學者普遍認為：“有些重要情況可能是在唐太宗統治時期因太宗本人的堅持而編造出來的······”

國內學者也認為，由於官修史籍的不真實，“晉陽起兵“的內幕幾乎被掩蓋了。突出地頌揚李世民，而其他人則黯然失色，或者被埋沒，或者被歪曲······同時，舊史籍裡還塞進了一些虛構的情節，渲染李淵的荒淫無能，以襯托李世民的功德兼隆。

據此，不少學者推斷：李世民很可能在貞觀年間對相關”實錄“的修纂工作進行了干預，從而篡改了某些重大的歷史事實。而後來編修的”國史”，以及零用國史的兩《唐書》，包括再後來的《資治通鑑》皆因襲而不改，致使“晉陽起兵”和唐朝創立史的部分真相從此湮沒不彰。

事實果真如此嗎？我們期待還原歷史真相的那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