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非：運握若商管，行柄過申吳

在風雲激盪的戰國末年，英雄輩出，各顯神通，無論是在疆場征戰還是學術爭鳴，抑或是權勢謀略還是治國外交，都湧現出了各類傑出的人物，他們依託著秦國統一的大趨勢，在雲譎波詭的舞臺上，上演了一幕幕縱橫天下的連臺好戲。

在這一眾英雄中，韓非無疑是一位悲情之人，他空負才華而無處發揮，母國韓國地處四戰之地，早已被周邊幾國給揉虐得柔弱不堪，國內小人橫行，主昏臣奸，亡國是遲早之事。

韓非是韓國皇室公子，才華橫溢，立志報國，但卻一直不受重用，他與李斯同為荀子的學生，在稷下學宮習帝王之術，二人亦是好友，但際遇卻截然不同，李斯在秦國官拜丞相，助始皇帝一統天下，而韓非卻空有報國之志，慘死獄中。

前一陣在熱播的電視劇《大秦賦》中，他二人都有著很重的戲份，也都是正面人物，不過，相比之下，李斯要老道得多，而韓非則是一位充滿熱血的正人君子。

在人們的印象中，韓非是被李斯害死的，原因是李斯因為妒忌韓非的學問比自己高，怕被秦王重用而影響自己的地位，因而向嬴政進讒言將韓非下獄並毒殺，這是主流的認知，也可以說是定論。

在《大秦帝國》中還原了真相，也就是說，韓非之死並非李斯所害，儘管是他給韓非送上了毒藥，卻是在韓非行將受酷刑而死的前提下，為避免韓非受辱和受苦，不得已而為之，其中飽含著對韓非的在愛，我認為在感覺上是比較符合當時實際情況的。

因為，司馬遷在《史記》中明確記載，“韓非欲自陳，不得見。秦王后悔之，使人赦之，非已死矣。”所以，電視劇據此而演繹，是有根據的。

對韓非的學識比自己高，李斯是心知肚明，他多次向嬴政提及或舉薦，如果是妒忌，就不可能有這般的行為，而且，韓非出使秦國也是李斯一手策劃的，如果說李斯費盡心機地讓韓非來到秦國，就是為了將其害死，這從邏輯上是說不通的。

據《史記》記載，秦始皇是看了韓非的《五蠹》和《孤憤》後，大為讚歎，頓起要見到作者之意，史載為嬴政曰：“寡人得見此人與之遊，死不恨矣！”

當時李斯就說了韓非與自己的關係，並大力舉薦，為讓韓非來秦，他還設計攻打韓國，迫使韓國派韓非出使來秦言和，從而讓嬴政見到了心儀已久的韓非。

不過，電視劇中的韓非口若懸河，向秦始皇大談自己的主張，這點與史實是不相符的，因為韓非有口吃的缺陷，達不到滔滔不絕向嬴政兜售理想的境界。

韓非來秦國的使命是保全韓國，對以一統天下為最終目標的秦始皇來說，這是不可能容忍的，所以，韓非的主張並未被嬴政所採納，而韓非又是一位熱愛自己母國的熱血志士，在不可能為已所用的前提下，遂將韓非殺害，所以秦王嬴政才是害死韓非的幕後真兇。

其實，在害死韓非的兇手之中，還有一個不被人熟知的人物，這就是姚賈，此君乃一個縱橫家，以外交遊說各國而為秦國謀取利益，他在電視劇中的戲份也很重，但因為知名度不是很高，所以被世人所忽視。

他之所以要害韓非，是因為韓非揭露姚賈中飽私囊一事，而姚賈是堅決支援嬴政在滅國之戰中，首先就是滅韓，這同李斯的主張是一致的，也是秦國戰略的大政方針，所以，姚賈舊著嬴政對韓非的失望，挾私報復也是很可能的，這在《史記》和《戰國策》中都有提及。

春秋戰國之時，是我國曆史上大變革、大混亂的時期，各國為了富國強兵，都不同程度地進行了變法，在這一時期中，因為沒有統一的思想，使得各個學說都出現了領軍之人，從而形成了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壯觀景象。

這也是我國曆史上思想文化最為開放和輝煌的時代，其中以儒、墨、道、法、兵、縱橫等諸家學說最為耀眼，而被統治者所青睞的，當然是法家。

法家不是形而上的理論學說，它是以富國強兵為己任， 提倡以法治為核心思想的重要學派，具有很強的操作性，能收到立竿見影的效果，自子產、李悝、吳起後，到商鞅而形成高峰。

而商鞅變法的成功，也使得秦國一騎絕塵，實力遠超山東六國，也為其統一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法家學說分為三個分支，即商鞅為代表的“法”，慎到為代表的“勢”，還有申不害為代表的“術”，這三家各有側重，各有所長，在各國變法中都發揮過很重要的作用。

稍稍顯得詭異的是，他和李斯都師從於儒家學派的代表人物荀子，一位大儒卻教出了兩個同儒家學派完全背道而馳的弟子，這怎麼也有些讓人匪夷所思。

李斯作為法家刑名之學擁護者，推崇“無書簡之文，以法為教；無先王之語，以吏為師”，而韓非卻是集“法”，“勢”，“術”三派為一家，將三者構建成為一個完整的思想體系，從而成為集法家之大成者。

韓非的思想集中於《韓非子》一書，其中《五蠹》是最為出名的篇章；他是將五種人當作國家中的蛀蟲，必須趕盡殺絕，不如此，國家便永遠不會強盛，而這“五蠹”中，首當其衝的就是儒者和縱橫家。

這個又有些小奇怪，至少在秦始皇“坑術士”之前，儒士還是很受待見的，只是後期有些術士裝神弄鬼地欺騙嬴政，加上統一思想的需要，才有了被後世稱為“焚書坑儒”之事，而此時韓非提出儒者乃“五蠹”之首，嬴政一邊叫好，一邊卻並未採取相關措施，是何原因就不得而知了。

而縱橫家也被列為“五蠹”之一，則更是讓人費解，不說當年作為縱橫家的張儀，公孫衍一眾人為秦國的擴張作了多少貢獻，即使在嬴政左右，為其四處奔波，縱橫捭闔，使秦國能睥睨天下的姚賈，也是嬴政倚仗之重臣，為何韓非的說法能引起嬴政的驚豔呢？不懂！

儘管有眾多的不解，但《五蠹》卻是一篇很不錯的論說文，文章層層遞進，剖析有據，摘抉隱奧，鞭辟入裡，嚴謹周密，一氣呵成，讀之有激切凌厲之氣，在先秦典籍中，我認為是可以同李斯的《諫逐客書》相媲美的散文名篇。

此文的中心思想是聖人不期修古，不法常可，論世之事，因為之備；即，“世異則事異，事異則備變。”不能一味地師法古人，以“仁政”相號召；時代不同，環境迵異，應該根據時代要求來制定相應的措施，以適應時代的需要，這便是嚴刑峻法。

韓非的文學素養極高，在《韓非子》一書中不但金句迭出，還記載了大量膾炙人口的寓言故事，大概有三、四百則，以此來佐證自己的觀點，正如公木先生所言，讀韓非子寓言故事，幾乎等於讀了一部法家思想輯要。”

現在我們耳熟能詳的成語，便是出自他的文章，如 “自相矛盾”、 “老馬識途”、“守株待兔”、“買櫝還珠”、“濫竽充數”等等。

這些成語故事不但豐富了中國文學寶庫，其中蘊含的哲理，也是沉澱在民族記憶中的寶貴財富，它不僅給人以智慧的啟迪，而且也在會心一笑的同時，瞭解了當時社會的芸芸眾生像。

但是，司馬光在《資治通鑑》記載有一封韓非寫給嬴政的信，不僅使得韓非背上了心狠手辣，背信棄義，出賣祖國的罪名，而且透過信中的效忠語言，讓韓非的形象減分不少。

“今秦地方數千裡，師名百萬，號令賞罰，天下不如。臣昧死願望見大王，言所以破天下從之計，大王誠聽臣說，一舉而天下之從不破，趙不舉，韓不亡，荊、魏不臣，齊、燕不親，霸王之名不成，四鄰諸侯不朝，大王斬臣以徇國，以戒為王謀不忠者也。”

這是什麼意思，就是說，如果秦王能用我，定能助秦王一統天下，如果不能，就把我殺了。

司馬光是很瞧不起韓非的，他說，“君子親其親以及人之親，愛其國以及人之國，是以功大名美而享有百福也。今非為秦畫謀，而首欲覆其宗國，以售其言，罪固不容於死矣，烏足愍哉！”

意思是你韓非連自己的祖國都不愛，還要助秦來滅自己的國家，這就是一個十惡不赦之人，所以，韓非之死是活該！

這封信出現在千餘年後的宋代，我們當然不知司馬光采信的來源和依據為何，但卻顯得很突兀，無論從哪個角度來看，都同韓非的愛國形象很有些格格不入，反正我是持懷疑態度的。

要知道，韓非曾向嬴政上疏，陳述了自己對天下大勢的分拆，後人根據內容定名為《存韓書》，其中心內容就是為了儲存韓國，勸嬴政不要進攻弱小的韓國，而應該首先進攻趙國。

其實韓非也知道，他的存韓之策不但不會被採納，而且還會引起嬴政的反感，但為了韓國的利益，他也是拼了，這樣的一位志士，如何能同他上面的那封信聯絡起來呢？著實令人費解。

後世有人評價說韓非的格局太小又冥頑不靈，因為秦滅六國而一統天下乃大勢所趨，以韓非一已之力豈是可以扭轉乾坤的，他的所作所為，只是飛蛾撲火，自取滅亡之道。

這個就是站在後人的立場上，看見了結果而得出的結論，韓非進言之時，六國尚存，韓非不是同李斯或商鞅那樣，以異國事秦之人，他同屈原一樣，熱愛自己的國家，雖九死而未悔。

林則徐曾說：“苟利國家生死以，豈因禍福避趨之！”這句話也是韓非人生精神的體現和昇華，他拋棄生死，明知不可為而為之，既然他存韓的目的達不到，那也就沒有生存的價值了。

因為，他是不可能事秦的，對這樣一位熱愛自己國家之人，韓非忘我犧牲精神和高尚理想人格，千百年來不斷錘鍊昇華，併成為中華民族文化精神的一部分，對他，我們應該是滿滿地崇敬才是。

韓非的努力是徒勞的，不僅自己橫死秦獄，而且韓國也成為六國中第一個被滅的國家，成為了秦國的潁川郡，由此來看，韓非真的是有些不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