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言正而天下定，一言倚而天下靡。

———《申子》

戰國時代是一個利益紛爭非常複雜的年代，各大諸侯為了保全自己的國家地位都在積極努力的尋求變法改革，以方便自己國家的成長。

但是因為各個國家的歷史發展程序不同，基礎的政治制度不同，國家的內部形式不同，所以它們所採取的變法形式也不盡相同，其中有軍事變法，有法治變法，也有吏治變法等等幾種形式。

自然而然的，變法的形式不同，最終獲得的收益也就不同。甚至變法的形式相同，最終獲得的結果也可能不同，就比如我們今天要講到的韓國和秦國。這兩個國家的變法形式說白了都是法家的變法，但是變法之後所獲得的收益卻是天差地別。

秦國透過變法一躍而起，成為了戰國時代最為鼎盛的勢力，而韓國在變法之後卻走上了彎路，那麼，是什麼樣的情況導致了兩個國家如此不同的結局呢？這一問題我們還要追溯到兩國變法的推行者身上。

一、過度的察言觀色歪曲了法的含義

雖然秦國和韓國所使用的變法都是立足在法家的政治觀點上的，但是它們在變法推行過程中的落腳點卻大不相同。秦國主要依賴的是法，也就是說，皇子犯法與庶民同罪！

法是整個國家治國體系的根本，是劃分國家政治機構、行政機構權利和義務的根本，同時也是規範人們行為的準則。在這一點上，君主和平民是同等的，立法並不看在某一個人的面子上，法這只是一種手段，是君主用來統馭臣民的手段，但雖然如此，有了法律的保證，君主就不能再完全按照自己心意來做事了。

同時，因為法律明確規定了國家體系的運轉形式和所要承擔的責任，君主也就不用再花費大量的心思來進行決策，如此一來，決策的容錯率也就提升了。

可見法在秦國的地位是至高無上的。可是韓國的變法形式卻不如此，當然，這並不是法家的變法本身有問題，而是在變法推行者行為的潛移默化中所帶來的影響。商鞅是一個完全依賴法的人，不留情面，不講餘地，所以才有了上述的法治變法。

但是韓國的申不害卻不一樣，申不害是一個極其善於察言觀色的人，這就導致他在不經意之間總是要觀察韓昭侯的心思和願望，當發覺韓昭侯有糾結和猶豫的時候，立刻就會改正自己的行為。

但是申不害是韓國變法的主要推行者，也是韓國法律的主要訂立者，過度地觀察君主的心思就潛在的影響了立法，讓法屈居在了君主之下，也就是說，法律是按照君主的心思來制定的。

因此，當遇到一個明君的時候還好，如果一旦遇到昏君了呢？法治也就變了味道。

而這一點的影響是巨大的，秦國確立了法治之後，後續的很多做出過極大貢獻的人都不是秦國的本國人，像是張儀，范雎等等，他們都直言進諫，提出了不少正確的意見，但是韓國卻在察言觀色的道路上走的越來越遠，漸漸的察言觀色就變成了阿諛奉承。

二、用人制度的潛在變化

既然法治是建立在君主的心思上訂立的，如此一來，只要會觀察君主的言行和喜好，那麼就可以對法治進行一定程度上的影響，這樣的話，誰能夠成為君主身邊的紅人。誰就能夠謀取更大的實際利益。

可是這樣的風氣一旦盛行，還有誰會憑藉著真才實學進入朝堂呢？大家豈非都去阿諛奉承了，只要是能得到君主的歡心，只要是能夠成為君主身邊的紅人，那麼在依靠君主為中心的立法形式上，誰就能夠得到更有利的地位。

如此一來，韓國的用人制度漸漸地偏離了正確的航向。大家都在為自己在君主心目中的地位努力，都在把握著君主的一言一行，沒有人再對真才實學感興趣，反而那些真正具有真才實學卻不會阿諛奉承的人，並不能得到很好的前途。

如此，韓國的朝堂漸漸地青黃不接。而且在極力追求君主歡心的過程中，陰謀和手段自然是少不了的，所以韓國也就逐漸的被陰謀權術之風所籠罩了起來，此時的韓國也就真正的走上了一條彎路。

其實如果只是在政治朝堂的用人制度上有著陰謀權術之爭，對國家的發展還沒有特別大的影響，最為可怕的是，這種陰謀權術不僅在韓國的朝堂之上籠罩著，還漸漸影響了韓國的邦交政策，導致了韓國一次又一次實施的讓人啼皆非的外交陰謀。

三、滑天下之大稽的外交

韓國在朝堂之上的陰謀權術之風不斷盛行，漸漸地就延伸到了邦交政策當中，在這其中，最著名的當屬鄭國疲秦事件。那時的秦國正在遭受連年大旱的影響，為了保證農業經濟的發展，秦國決定建立人工渠道透過涇河和渭水灌溉農田。

但是秦國缺少能夠統領工程建設的水工，韓國在得知情況之後便派遣了國內頂級的水工鄭國入秦，當時給予鄭國的命令是要給秦國修建破渠和壞渠，透過這一行為拖垮秦國的經濟發展，也為山東六國謀取更多的生存時間。

這可以說是一個特工事件，但是如果我們仔細分析的話，就會發現韓國這種對於陰謀權術的實施是滑天下之大稽的。

首先，秦國不可能將這一工程完全的安排於鄭國，如果鄭國真的要修建破渠那麼不日就會被發現，而且想要透過建設渠道的工程就將秦國的經濟拖垮還不被發現，也是很搞笑的，且不說秦國的經濟能不能被拖垮，單純是這樣的行為能夠不引起懷疑嗎？而且韓國也沒有想到在工程實施結束之後的影響。

秦國在修建鄭國渠的時候耗費了巨大的財力物力，但是鄭國渠在修建成功之後卻給秦國帶去了巨大的利益，根據不完全統計，直接或間接因鄭國渠而受益的土地達到四萬頃，直接拉動秦國的經濟發展，解決了秦國農業經濟受自然災害影響深遠的現象，可以說是一本萬利的工程。

最重要的是在疲秦事件暴露之後，此事成為了秦國攻打韓國的藉口，隨後，秦軍以雷霆之駛而下，韓國並沒有任何阻擋的機會，最終只能舉國還是降，成為戰國時代最先被滅亡的諸侯大國，結局不可謂不悲哀。這就是外交陰謀權術給韓國帶來的傷痛。

小結：

所以我們綜合上述的敘述來看，秦國和韓國雖然都是建立在法家的觀點上進行的變法，但是它們在變法過程中的實施方式卻是截然不同的，秦國是真正的依靠法來治理國家，而韓國依託的更多是君主，這在歷史上被命名為術治變法。

所謂術治的則就是陰謀權術，可是國與國之間的較量是陰謀權術能夠解決的嗎？當然不能，其實韓國在實施變法之前是一個非常忠勇正直的國家，曾經趙氏孤兒事件就是韓國一意成全的。

此事也被司馬遷看做是韓國的陰德，可後來韓國卻因為變法走上了陰謀權術之道，不僅是在內部發展上阿諛奉承，在邦交政策上也企圖透過一些小把戲來利國存國，這樣的國家怎麼會不變得越來越弱小呢？即使如果韓國真的能走上正道的話，它的發展不見得會比秦國差，但是歷史不容許我們假設，韓國變法的失敗是它們最終滅亡的禍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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