賽馬與馬術運動在古代也稱為“馳逐”或“走馬”，是以馬的騎乘與飼養為基礎的體育活動。早在公元前13世紀的商代晚期，人工飼養馬匹並將馬用於騎乘和爭戰就已經出現，至春秋戰國時，賽馬和馬術活動就已形成，因此賽馬活動迄今在我國至少已有三千多年的歷史。

賽馬活動的產生是以遠古的遊獵生活為基礎的。在我國西北河西走廊的山崖峽谷中，曾發現大量的巖畫，這些巖畫中就有古代先民騎馬、狩獵、作戰的形象，這些巖畫的時間當在公元前4000年至10000年之間，所以也有人認為馬的利用和飼養時間應該更早。無論上古說或商末說，馬的騎乘文化都發源於我國北方的遊牧民族，那裡曾是氐、羌、大月氏、匈奴、鮮卑、突厥、回鶻等遊牧民族的生息之地，所以《左傳》說：“冀之北土，馬之所生。”也就是說馬的生長地在常說的燕、代之北。

在騎射生活作為主體的同時，馬匹的馴養和騎術便受到了重視。周時，馬的調教和駕馭稱之為“御”，與“射”一樣成為“六藝”之一。馬在戰爭中的使用愈加突出，武王伐紂時就已“戎車三百輛，虎賁三千人”，戎車即以馬駕馭的戰車。當時將掌握軍政和軍賦的官稱為“司馬”，也可見馬的重要性。至春秋戰國時，騎射之風更盛，我們熟悉的“趙武靈王胡服騎射”的故事，就是漢地向北方少數民族學習，發揮騎兵技能的例證。《史記·孫子吳起列傳》中就明確敘述了孫臏幫助田忌賽馬取勝的故事，說明早在公元前4世紀中葉的齊威王時期，賽馬就已經流行齊國了。

漢代賽馬活動不僅流行於民間，也盛行於宮廷。漢武帝極為熱衷賽馬，經常舉行賽馬活動，這與當時的尚武風俗也有很大關係。在出土的許多畫像磚和陶俑中，都出現了漢代的賽馬形象。魏晉南北朝時期，賽馬活動更因北方少數民族的關係長盛不衰，甘肅嘉峪關魏晉時期的墓室壁畫中的賽馬圖，就是當時賽馬活動的生動寫照。

自漢代以來，除了賽馬之外，還形成了以騎術為基礎的多種多樣的馬上技藝，如騎手在馬上做出各式造型，或進行高難度的騎射，或百騎爭先，競相奪標等等。這就要騎手不但有馭馬的技巧，還要掌握好馬上的平衡和保持矯健的身手。在山東沂南的畫像石墓中，甚至發現了騎士為女子的形象，說明漢時已有女騎手，並能在馬上做出高難動作。當時的馬術已歸為百戲之類，成為一種具有雜技性質的表演。

唐代的賽馬與馬術十分興盛，自唐太宗李世民開始，就將馬術列為軍事訓練的科目。同時，像擊鞠（馬球）一類的遊樂也盛行於軍旅和宮廷之中。宋代的汴梁馬術技藝更為成熟，表演技巧精湛高超，曾為皇帝表演立馬、騙馬、跳馬及在馬上倒立、鐙裡藏身等多種馬上功夫，在宋人孟元老的《東京夢華錄》中就記載了很多馬術表演。

元代是蒙古族統治的時代，更帶來了遊牧文化的許多特點。元代統治者在進入中原地區以前，早就有走馬、走駝為樂的活動。即使是定鼎大都之後，每當六月吉日，還要北至上京（在熱河濼河上游，又稱上都）去“詐馬”，“詐馬”即賽馬，成為當時的國家賽事，每年舉行一次，參加競賽的貴族身穿一色的“只孫”官服，各執有鈴的彩杖，浩浩蕩蕩向上京出發，進行賽馬活動，賽時規定為三天。此外，在當時的大都（北京）城內，也在民間開展賽馬活動，一直持續到明代，京城都要在每年春季走馬騎射，明以來六百年在北京城郊興盛不衰。

清代的宮廷賽馬場地自康乾始多選擇在木蘭圍場一帶，每年秋季舉行，是“木蘭秋獮”中一項重要的活動，聲勢浩大，蔚為壯觀。著名宮廷畫家郎世寧曾以木蘭秋獮的賽馬活動為題材，創作出很多畫作。除了宮廷賽馬之外，在北京城中也有許多賽馬活動，按不同時間分別在不同地點舉行，如正月賽馬多在白雲觀和安定門、德勝門外，二月在太陽宮，三月在蟠桃宮，六月在先農壇，七月在黃寺，八月在廣安門外，九月在釣魚臺，十月以後天氣轉涼，賽馬便停止了。

北京的西式現代賽馬活動開展晚於香港、上海和天津，僅在宣統三年（1911年）由順天府劃給在京的西紳俱樂部一塊200多畝的土地，地點在今天的西便門外蓮花池一帶，併成立了賽馬會。名為賽馬，實際上是一種博彩性質的賽會，類似於天津和香港，中西人士均可參加，預售賽馬票，購者以求重彩，只是為時不久，即曇花一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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