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年，北伐匈奴，遭白登之圍”，“封狼居胥山，禪於姑衍，登臨翰海”，兩句話，記錄了漢朝一次脫胎換骨的改變。自漢高祖白登之圍，到霍去病封狼居胥，百年之間，漢朝和匈奴戰場主宰者的身份，進行了一次互換。只要對比這兩代漢軍，你就會發現，造成這種攻守態勢轉變的答案，只有兩個字—騎兵。

在白登山，高祖被匈奴騎兵逼到山窮水盡的地步，脫困之後感慨“車騎者，天下之武備也！”。在西漢初期，“自天子不能具醇駟，而將相或乘牛車”，皇帝找不到四匹毛色相同的拉車之馬，而百官則只能乘坐牛車，可見馬匹的稀缺程度。那漢武帝為抗擊匈奴，又是怎樣改變這種天下無馬的困境呢？

文景之治，功在千秋的“馬復令”

自先秦時期起，中原馬在速度、衝擊力和耐力等方面，都全面落後於北方的草原馬。“馬者，甲兵之本，國之大用”，戰馬的劣勢，也是中原屢屢遭受遊牧民族襲擾而束手無策的重要原因。漢高祖自北伐匈奴受挫後，也意識到了戰馬的重要性，便下令徵收“算賦”，用來改善漢軍的戰車馬匹。

到了文景兩帝時期，雖然以和親作為對待匈奴的根本之策，卻也同時加強軍械的儲備，其中最重要的舉措就是“復馬令”。復馬令是一項針對百姓的政策，規定凡是民間養殖馬匹者，可以免除家庭三人徭役。這項舉措將養馬之責從朝廷轉移到百姓，可謂是一大創舉，從根本上減輕了朝廷的經濟負擔。可以說文景之治，為漢武帝抗擊匈奴的千秋大業提供了第一批寶貴的戰馬。

最嚴苛的法律，最專業的機構

漢武帝時期關於馬匹的法律，無論在數量還是刑罰上都是中國歷史之最，其根本目的就是保證戰馬的數量。其中就包括禁殺馬匹、禁食馬肉，甚至連偷盜馬匹都是死罪，可見其法律的嚴苛。而為了防止優良的種馬流失，漢朝邊境還設有專門的監察機制“馬弩關”。商隊運輸和販賣的馬匹都有嚴格的規範，“禁馬高五尺九寸以上，齒未平，不得出關”。

漢景帝時的“牧苑”，是漢朝最早的官方養馬機構，而武帝則在此基礎上健全和完善了馬政的設立。同時在中央設太僕，地方設馬丞，作為專門的馬匹管理的官員，在西北還有專門的養馬場。漢朝設定針對性的機構和官吏來負責戰馬的徵收和飼養，目的就是將馬匹生產“流水線”化。

進口、進貢、進攻

如果說政策和機構在文景時代已經有了雛形，漢武帝只是完善和加強，那麼漢朝另一種馬匹來源的渠道，則是漢武帝的首創。漢武帝對馬，特別是好馬非常的痴迷，他下令讓漢朝的商隊透過對西域甚至是對匈奴的貿易，進口品種優良的駿馬。用敵人的後勤，來充實自己的軍備，不可謂不聰明。

除了主動進口外，絲綢之路開闢後，西域各國為了和漢朝建立良好的外交關係，都主動進貢寶馬。烏孫國就給漢武帝贈送了十幾匹最好的烏孫馬，如獲至寶的漢武帝將其稱之為“天馬”。除了進口和進貢之外，漢武帝還信奉得不到就搶的思路，為了汗血寶馬，漢軍兩徵大宛，迫使大宛國投降，進獻了

3000

餘匹汗血寶馬。

千里縱橫，征馬難還

元狩四年，衛青率軍西出定襄，出塞一千餘里，遭遇匈奴伊稚斜單于主力，大破之。霍去病東出代郡，孤軍深入兩千裡，一路殺到狼居胥山，兵鋒遠抵瀚海。漠北決戰後，“匈奴遠遁，而漠南無王庭”。正是這支千里縱橫，戰無不勝的漢軍騎兵，基本解決了困擾華夏北境百年的匈奴之患。

但是漢朝的付出的代價也是慘重的，“私馬凡十四萬匹，而後入塞者不滿三萬匹”，14萬匹戰馬出關，回來的卻不到3萬。戰馬的損耗其實也更加說明了其存在的價值，這是一場震古爍今的大戰，如果不是漢朝幾代“牧馬人”的努力，與草原之王匈奴的抗衡只是空話。漢軍可敬，征馬也可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