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東陽：松杉雙徑合，風雨一僧寒
本來想為此文起名曰“立朝五十年，柄國十八載”，以顯示李東陽為官的歷程，但想想也不是太妥當，他本是以文彰名，這為官實在不是他最合適的位置，因為他在臨終前自嘆，本是一文人，大有誤入官場的悔恨之意，何況，他亦從來沒有在朝廷上有乾綱獨斷之時。
李東陽的名聲不可謂不大，記得以前學遊國恩先生的《中國文學史》時，就知道一個名詞叫“茶陵派”，而代表人物就是他，他一生雖貴為宰輔，但底色卻是個十足的文士。
就文學體裁而言，自漢賦、唐詩、宋詞、元曲後，對明朝來說，似乎樣樣都是難以超越的高峰，很難有所建樹。
以詩詞為例，明代寫詩之人不少，但現今極少有人能背十首以上明詩，最多知道個“要留清白在人間”幾首而已，倒是張岱及歸有光、三袁們的小品文獨樹一幟，再有便是對聯，也很是有趣，倒是對清明這一文體有很大的影響。
不過，有明一朝文學流派多多，光那前後七子的名字便夠背一陣，加上“茶陵”和“竟陵”的一堆，晚明之時，又是“幾社”、“復社”、“臨川”、“吳江”直弄得人頭大，但也少有人能識得其中的妙處，能區分出各流派異同者，當是不多。
李東陽是文學人物，是領一時風騷的文壇魁首，但亦是一個政壇人物，他為官半個世紀，列宰輔之位，不可謂不風光，但是，觀其文，未見其風采，視其政，反倒有附逆權宦之嫌，也許，我學識淺陋，識不得其詩文之妙，辯不得其為政之智。
但《明史》言之鑿鑿，“自明興以來，宰臣以文章領袖縉紳者，楊士奇後，東陽而已。”
李東陽，字賓之，號西涯，湖廣茶陵人，進士出身，初授庶吉士，官編修，歷侍講學士，充東宮講官，後入值文淵閣，以太子太師銜進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年69歲逝世，諡號文正。
能獲得文臣最高榮譽，這“文正”也代表了朝廷對他的評價之高，少有人能企及，有明一朝僅5人獲得，其中方孝孺死於明成祖，倪元璐、劉理順自盡於“闖逆”，3人諡號皆為南明小朝廷所授，這含金量自是要打折扣；至於謝遷，不好意思地說，我對其是知之甚少。
觀中國歷史上獲得“文正”稱號而名副其實者，唯範文正和曾文正二公，尤其是曾國藩公，文能著書立說，揚桐城大纛，一代完人；武能續命大清，挽狂瀾於既倒，這才是真正意義上的“文正”，至於李東陽嘛，怕是“稍遜風騷”了。
李東陽小時是神童，據說4歲便會寫尺幅大字，“天資英邁，讀書一目數十行下，輒成誦不忘。”他17歲便高中進士，一個如今的高中同學，小小年齡便一躍龍門，史上無幾人能與之相匹，而且運氣極好，旋授庶吉士。
要知道，庶吉士可是為皇帝起草詔書的近臣，還負有替皇帝講經的職責，亦是明內閣輔臣的重要來源之一，而且此時的他已是揚名京師的少年英才，“少入翰林，即負文學重名”，此時的他可謂是志得意滿，一時風光無兩。
少年得志卻並不狂妄，李東陽是個謙遜之人，絕不以自己的才華為傲，史載其為“然恆持謙沖，未嘗以才智先人。”他後來主持文壇達數十年之久，其為詩文典雅工麗，為茶陵詩派的核心人物
但是，他在庶吉士位置上一晃就是許多年，歷經兩個9年評判而不得升遷，至於原因嘛，史書寫得很明白，“以貌寢，好詼諧，不為時宰所重”，什麼意思？就是說他長得醜，又談吐詼諧，沒個正形，說人話就叫人醜嘴還賤，所以，長期就在這庶吉士上廝混，以至於大家都為他打抱不平，原文為“士論譁然不平。”
當官四訣，有“身言書判”之說，這相貌是排第一位的，長得醜是硬傷，不過他自己卻並不為怨，心態很是平和，這一方面能看出他的大度，另一方面也顯示其成熟，畢竟，這是個熬日頭的過程，唯有堅持不懈，才能迎來明天的曙光。
危峰高瞰楚江干，路在羊腸第幾盤；
萬樹松杉雙徑合，四山風雨一僧寒；
平沙淺草連天遠，落日孤城隔水看；
薊北湘南俱入眼，鷓鴣聲裡獨憑欄。
我們從這首名為《遊嶽麓寺》的詩中，可以看出他豁達的心境，千峰危立，萬松簇擁，枝柯交錯，山雨驟至，斷崖疊嶂，山路蜿蜒，一僧孤立，寒氣襲人，作者蹉跎半世，一事無成，鷓鴣聲中，“不如歸去”的淒厲不絕於耳，聽來不禁暗自神傷。
但，這是深藏於內心深處的傷感，他從不為人道，儘管萍蹤浪跡，老至倦矣，他亦然堅信，總會有那雲開日出之時，這就是李東陽的堅忍，也是他不懈的守候；是信念的執著，也是發跡的保障，所謂“幽處覺心清”，從中我們不難領悟出一位官高事閒，雍容華貴計程車大夫的風采。
好在他後來參與了《英宗實錄》，書成之後，大得憲宗欣賞，雖然職位沒變，但秩位升至六品，在後來的日子中，加上回鄉“守制”這些七弄八搞的破事兒，時間便在不知不覺中，又逝去了幾多。
一直熬到44歲，又因參與《明憲宗實錄》的纂修受到嘉獎，方才從庶吉士上跳出，升為太常寺少卿，後來又開始訓導新的庶吉士，並升禮部右侍郎，兼任侍講學士，專門負責內閣誥敕的撰寫，在48歲時，與謝遷一起入內閣參預機務，這對李東陽來說是一重大事件，他蟄伏朝堂數十年，這次終於入閣了。
雖說他的底色是文人，但身居高位，於這詩文也逐漸少了許多的厚重感，酬唱、奉和、次韻、贈詩、題畫成為主題，如王國維先生在《人間詞話》中所言，“殆為羔雁之具矣”。
以我讀得不多的李東陽作品來看，不說是毫無特色，但同“三楊”的臺閣體比較也是遜色不少，因為至少三楊的作品，在平正典雅上還是可圈可點的。
年近半百的他，積多年官場廝混的經驗，加上過硬的仕途歷程，他在臺閣混得也是八面玲瓏，如魚得水，他脾氣特好，以“和煦容物”譽滿朝堂，他誰都不得罪，又平易近人，從不擺譜拿架，一團地和氣，所以，大家都願意與他為友。
他是與劉健和謝遷一起組閣的，這一組合雖說在歷史上並不是多麼出色，但足以與“三楊”內閣媲美，在三人的共同努力下，還開創了當時一個所謂“弘治中興”的小小神話，這其中李東陽的作用自是不可小覷的。
但是，樹欲靜而風不止，在明武宗的縱容下，漸漸形成了閹宦劉瑾亂政的格局，劉瑾在打擊文官專政方面是下得去狠手的，他將不依附於他的眾多文官或貶或殺，正直官員幾乎無人能倖免，但唯獨這李東陽安然無恙。
這是後世詬病李東陽最重要的一點，當然，也有很多人認為，他這是隱忍，是為了最後推翻劉瑾不得已而為之，是他的策略，也顯示了其官場智慧老辣的表現，對此，我是小有疑慮的。
首先，李東陽一生經歷了明朝五位皇帝，尤其在輔佐後三位時，他先後近20次請求退休，在劉瑾禍亂的武宗朝，更是有一年5次上書請求“致仕”的記錄，堪稱大明王朝的“辭官達人”如果他是隱忍，是為最後推翻劉瑾而隱忍，又何必屢次上書要求退休，這不符合邏輯嘛。
他在朝廷任職宰輔，一生於政績上乏善可陳，都說他是“外圓內方”之人，可他從來對大事不表明自己的態度，遇事則將自己先摘得個乾乾淨淨，圓滑至極，為此被人譏為“伴食宰相”，這樣沒有擔當之人，能指望他日後能為肅清朝廷妖奸做出貢獻，我是不信的。
當大臣們紛紛聯名彈劾劉瑾，包括謝遷在內，對劉瑾是破口大罵，而在武宗猶豫不決之時，只有李東陽唯唯不言，因為他看出武宗從心底也不想殺劉瑾，於是便故技重施，不置一言，由此不僅劉瑾逃過一劫，也給足了武宗面子，於是，與李東陽共事的其他大臣皆被罷官甚至遇害。
這些被貶的官員離京之時，李東陽自然是要來相送的，這是他一貫的作風，而且還痛哭不止，我不懷疑他是出自本心，但這些被害之人卻也並不買賬，被人“當日出一語，即與我輩同去矣，不用今日泣也。”懟得也很是難過。
大家都認為，正是李東陽首鼠兩端的態度，引致大事無果反遭橫禍，於是，不斷有人彈劾他尸位素餐不作為，上書勸退，“前七子”之一王九思還寫了一出名為《杜甫遊春》的雜劇，以“昏子謎做三公”的荒唐，將李東陽暗喻為如李林甫一樣嫉賢妒能的奸臣，可見時人對李東陽的憤慨之情。
更有甚者，坊間甚至傳聞，是李東陽事先洩密彈劾之事，方導致誅殺劉瑾失敗，言為“會天晚，明旦發矣，奈閣老李西涯洩其謀”，不過，如此下作之事，我相信以李東陽的人品，是不太可能的。
而李東陽巴結劉瑾卻是事實，作為文壇巨擘，劉瑾對李東陽還是比較尊重的，至少表面上如此，二人之間似乎有一種默契，雖然雙方心知肚明，但李東陽在對劉瑾的奉承上，還是不遺餘力的。
作為內閣首輔，李東陽是完全沒有盡到職責，他是將權力全數交出，成為劉瑾的一支筆，完全按照劉瑾的意願行事，所有的決策都是“逆探瑾意”然後下筆。
而在劉瑾建造道觀完工之時，李東陽趕緊獻上一方自己手書的石碑，其內容自是極盡諂媚之能事，讓人不忍卒讀，連他的學生侍郎羅玘都看不下去，“劉瑾亂政，李東陽依違其間”，寫信決裂，恥於與之為伍。
但是在此期間，李東陽做了大量的好事，比如為被陷害之人鳴冤叫屈，比如給予受害者一些關照等等，這些也很符合他的性情，但這些小善於事無補，還是遭致世人側目；故而《明史》有記，“凡瑾所為亂政，東陽彌縫其間，亦多所補救。其潛移默奪，保全善類，天受其庇，而氣節之士多非之。”
及至後來劉瑾的動靜弄得太大，引起武宗的不滿，李東陽敏銳地察覺後，遂會同一幫朝臣對劉瑾進行彈劾，最終將其送上了斷頭臺。
劉瑾死後，這李東陽亦自愧在位期間“助紂為虐”的不齒之事，實在是無顏立廟堂，遂再次申請辭官，終得致仕，臨終前，還混了個“文正”的諡號，他也能瞑目九泉了。
斫地哀歌興未闌，歸來長鋏尚須彈；
秋風布褐衣猶短，夜雨江湖夢亦寒；
木葉下時驚歲晚，人情閱盡見交難；
長安旅食淹留地，慚愧先生苜蓿盤。
對李東陽的評價歷史上也分為兩大陣營，譽者說他是“忍辱負重，委曲求全”，貶者說他是“見風使舵，屈身附逆”；對此見仁見智之說，其實都有一定的道理，於我看來，他就是兩個字打總結，軟弱！
說他氣節有損也行，說他明哲保身亦可，但無論從哪個方面來說，李東陽是大好人一個，一生從不損人利己，而且對自己所行無奈之事很是後悔，“長沙李文正，林下每談及正德初年，未嘗不慟哭。”作為一位心地善良計程車大夫，能做到這一點，就很不容易了，我們不能對他有太高的要求。
作為傳統意義上計程車人來說，不能同邪惡勢力抗爭自是令人不齒，但歷史是複雜的，如果換個角度來看，李東陽自有其閃光之處，他在為官的道路上，走得是很艱難的，也是心力憔悴，他做了他能做的一切，儘管與我心目中的“文正”有著很大的差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