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神宗趙頊在位年間，宋王朝出現嚴重的內部危機。

國家亟待改革，王安石應運而出，宋王朝迅速掀起熙寧變法的改革之風。此時的司馬光正值青年，在歐陽修的推薦下晉升為翰林學士兼御史中丞。他本可在改革中做一番事業，但他卻與王安石站在截然不同的立場上。

王安石的變法，

激進革新

，忽略了一些傳統固有的情況，幾乎顛覆了趙氏王朝祖宗留下來的所有治國規矩。在司馬光看來：“

先王之法，不可變也

。”

站在當時的角度，司馬光的擔憂也不是沒有道理。變法的意義在於減輕農民負擔，但許多政策反而變成強制攤派，使他們的生活更困苦。許多貪官汙吏利用變法，趁機搜刮地皮，私下做盡壞事。

一時間，變法大失民心，百姓怨聲載道。

爭執的糾結之處，首先就從此處開始。王安石認為變法可增加財政收入，減少農民負擔，因為善理財者，可以使“民不加賦而國用足”。

但司馬光卻認為：“天地間物產總有一個定數，不在民，便在官，你所謂的善理財只不過是盤剝百姓罷了。”言下之意就是王安石非但沒有減少民之負擔，反而更增加了民眾的困苦。

司馬光這樣說，是有根據的。首先，我們必須瞭解王安石變法的內容及其執行機制。

在經濟方面，施行方田均稅法、均輸法、青苗法、農田水利法、募役法、市易法；軍事上施行保甲法、裁兵法、將兵法、保馬法、軍器監法；科舉選才方面，施行太學三舍法、貢舉法。

撇開其他政策不談，但就一個“

市易法

”，就足以證明王安石變法的弊端之處。

熙寧五年（1072年）三月，朝廷頒行市易法。由政府出資金一百萬貫，在開封設“市易務”（市易司），在平價時收購商販滯銷的貨物，等到市場缺貨時再賣出去。同時，向商販發放貸款，以財產作抵押，五人以上互保，每年納息二分。其目的就是“通有無、權貴賤，以平物價”。

乍看“市易法”很像是國家宏觀調控的手段，卻與宏觀調控大不相同。宏觀調控管理市場，國家本身是不參與經營的，只是平抑物價。但“市易司”從事的卻是買賣，這其中自然牽涉到利益問題。

“市易司”雖然不能像商人一樣奇貨可居牟取暴利，但為了贏利，在收購和發放時就會有

回扣的問題

存在。

“市易司”本來作為國家機構存在，如今卻打上商業壟斷組織的徽章，商人們為了能從“市易司”那裡獲得收益，就必須賄賂司中官員。

如此一來二去，大量的貪官汙吏在“市易司”中產生了，百姓還是得不到實惠，反而受到政府的剝削。官方經商，竟是禍國殃民。

“市易法”剛出臺沒多久，蘇軾就曾上書王安石陳述以上弊端，許多官員也對種種變法頗有微詞，司馬光也在其中。王安石非但不聽，還以“

人言不足恤，天變不足畏，祖宗之法不足守

”的理由，令近臣蔡京等人將神宗圍在變法的輿論中，使其忽略了朝內外反對的呼聲。

王安石的變法或許好意居多，但卻有不周全的地方。司馬光大為反對作為好朋友的他，也在情理之中。不過，司馬光的反對也有其刻板的一面。

在司馬光看來，治理天下就好比對待房子，壞了就加以修整，不是嚴重毀壞就不用重新建造。改革要穩妥，因為“重建房子，非得有良匠優材，而今二者都沒有，要拆舊屋建新房的話，恐怕連個遮風擋雨的地方都沒有了”。司馬光的這些觀點未免迂腐，這是時代和社會給士大夫的心理束縛，在所難免。

一開始，司馬光只對新法持反對態度，後來才用激烈的言詞彈劾王安石。

兩人由莫逆之交發展到互相攻擊，用司馬光的話來說，最後變成“

猶冰炭之不可共器，若寒暑之不可同時

”的死對頭，在無休止又無結果的爭論中同歸於盡。

王安石被戴上“熙豐小人”的帽子，受到千夫所指。司馬光則作為反對王安石的元佑（宋神宗之子宋哲宗第一個年號）守舊黨，背上“元佑奸黨”的罪名被後世唾罵。

司馬光一輩子維護帝王宗法，落個千古罵名。王安石下臺了，他最後也下臺了。

一場翻天覆地的變法，在二人面紅耳赤的爭鬥中結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