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元天寶時期的太子東宮系統與唐前期相比已經發生了較大的變化，東宮的職官體制已經被破壞殆盡，連太子本人也不能居住在東宮，從而使太子的政治生活空間大大地壓縮了。太子地位的這種變化，說到底還是皇帝出於對太子防範心理所導致的結果，如果再有權臣從中與太子作對，那麼太子的處境便非常艱難了，李亨的情況就是如此。
李亨為何被立為太子？
太子李瑛被賜死後，立壽王李瑁為太子似乎已經不存在什麼疑問了，不料天有不測風雲，其母武惠妃卻突然於這年十二月死去了，年僅四十餘歲。宰相李林甫曾受武惠妃恩惠甚多，他升任黃門侍郎，再任禮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再到中書令，無一不是武惠妃內助的結果。武惠妃雖然死了，只要他能將壽王扶上太子之位，將來仍可長保富貴。於是他對玄宗說：“壽王年已成長，儲位攸宜。”催促玄宗儘快立壽王為太子。
不料玄宗反倒猶豫不決起來了。玄宗之所以如此，主要原因是“三庶人”的死使他驟然失去了三個成年兒子，心情慘然。太子李瑛固不待言，李瑤、李琚也是非常優秀的人物，張九齡就曾稱讚過“二王又賢”。
其中李琚尤為突出，史載其“有才力，善騎射。初封甚善，玄宗愛之”。三人死後，天下冤之，如果仍然立壽王為太子，社會輿論對玄宗將頗為不利。此外，廢長立幼，古來大忌。壽王李瑁排行十八，在其之前兄弟頗多，如果立其為太子，將來說不定又會鬧出爭奪儲位的紛爭。出於這些原因，玄宗一直不能痛下決心，確定立誰為太子。
在立誰為儲的問題上，大宦官高力士發揮了關鍵性的作用。高力士“推長而立”，可是李璵並非長子，為什麼不立皇長子李琮呢？原因就在於李琮早在開元初就得不到其父的喜愛，後來打獵時又被野獸抓傷了面部，十分難看，這樣的人將來當皇帝實在不雅。李璵為玄宗第三子，除李琮外，在現存的玄宗諸子中年紀最長，加之其母楊妃出身於弘農楊氏家族，門第也高，這些都是李琮難以相比的優勢條件。
開元二十六年（738年）六月，宣佈立李璵為太子。次月，唐玄宗在大明宮宣政殿舉行了隆重的冊立太子的典禮。又過了十天，冊忠王妃韋氏為太子妃。次年，改名李紹，天寶三載（744年），又改名為李亨。
李林甫
李亨被立為太子後，並不等於他的前途充滿陽光，相反，卻是一路荊棘。原因就在於李林甫見自己一直擁立的李瑁落選，而李亨意外地當上了太子，擔心李亨將來一旦即皇帝位會對自己不利，因而心中畏懼，“巧求陰事以傾太子”。
在天寶時期接連發生的幾次獄案，主要都是針對政治基礎薄弱的太子李亨的，從而使李亨的地位幾乎崩潰，李林甫的陰謀險些成功。
太子李亨的艱難生活
1、韋堅、皇甫惟明之獄
韋堅，京兆萬年人。其家族與皇家關係頗為親密，韋堅之姐為玄宗的兄弟薛王、贈惠宣太子李業妃，李業參與過誅殺太平公主的行動，與玄宗關係非常親密。韋堅之妹為太子李亨妃。其妻為楚國公姜皎之女。韋堅任水陸轉運使時負責江淮財賦的轉輸，做出了很大的成績，深得玄宗的賞識。
皇甫惟明，早年曾任忠王友，是李亨為忠王時的府僚，故兩人關係比較密切。皇甫惟明後來升任隴右、河西節度使，多次擊敗吐蕃軍，立有軍功。天寶五載（746年）正月，皇甫惟明大破吐蕃，入朝獻捷，“見林甫專權，意頗不平，時因見上，乘間微勸上去林甫”。這件事便成為此次大獄的一個導火索。
這一時期的李林甫權勢正盛，他在宮中結交宦官，因此宮中的一舉一動無不知之。皇甫惟明的行為很快就被李林甫知曉了，為了鞏固自己的權勢，同時藉機打擊太子的勢力，李林甫很快就決定進行反擊了。
其實李林甫的防範早在李亨被立為太子之時就已經開始了。韋堅的被重用使得李林甫非常不滿，加之韋堅與左相李適之關係親密，使李林甫如坐針氈。他採取了明升暗降的辦法，任命其為刑部尚書，罷去了其原任的各種使職，“堅失職，稍怨望”。
然後命御史中丞楊慎矜秘密偵查太子、韋堅、皇甫惟明等人的行蹤，很快就發現這年正月的一天深夜，太子出遊，與韋堅相見，韋堅又與皇甫惟明相會於景龍觀道士室。景龍觀位於長安城中的崇仁坊。於是楊慎矜向皇帝報告，“以為堅戚里，不應與邊將押暱”。鑑於韋堅與皇甫惟明相會之前與太子見過面，於是“林甫因奏堅與惟明結謀，欲共立太子”。
李隆基
李林甫的進奏明顯要比楊慎矜的毒辣得多，楊慎矜的報告並沒有牽連到太子，而李林甫的上奏不僅牽連到太子，而且還指出韋堅、皇甫惟明二人結謀的目的，在於擁立太子為帝，這樣就又牽連到玄宗的利益，企圖激怒玄宗。不過玄宗並非昏庸之輩，他並不完全跟隨著李林甫的意向走，他下詔將韋堅、皇甫惟明下獄審訊。
玄宗自從原太子瑛事件發生後，不願意又牽連出太子李亨，只是以“幹進不已”的罪名處理了韋堅，以“離間君臣”的罪名處理了皇甫惟明，根本沒有涉及謀立太子之事，將韋堅貶為縉雲太守，皇甫惟明貶為播川太守，籍其家。
事情本來到此就結束了，可是韋堅的弟弟不服判決，大訴其冤，尤為愚蠢的是，他們竟然抬出太子來作證，從而極大地激怒了玄宗。
將韋堅進一步貶為江夏別駕，不久又流放到臨封郡，其兩個弟弟及韋堅之子皆被貶往嶺南。事態的惡化使太子李亨措手不及，為求自保他上表以情義不睦為由，請求與太子妃韋氏離婚，玄宗對他撫慰後，同意了他的請求。
李亨的及時反應使案件沒有對其太子地位形成進一步的威脅。
但是玄宗對李林甫藉機擴大打擊面卻沒有給予制止。後來李林甫派人赴嶺南將韋堅及其弟殺死，又殺皇甫惟明於黔中。與韋堅關係密切的朝臣受牽連者達數十人，如倉部員外郎鄭章貶南豐丞，殿中侍御史鄭欽說貶夜郎尉，監察御史豆盧友貶富水尉，監察御史楊惠貶巴東尉，韋堅的外甥、嗣薛王李瑁貶夷陵郡員外別駕長任。李林甫還派人赴江淮一帶調查韋堅的罪證，甚至綱典、船伕都不放過，致使所在監獄人滿為患，死人無數，直到天寶十一載（752年）李林甫死，才停止對此案的追索。
2、杜有鄰、柳勣之獄
這是天寶時期牽連到太子李亨的又一大案。
贊善大夫杜有鄰，是正五品上的東宮屬官，其實只是一種閒散之職。他的女兒為太子良娣，即太子的姬妾之一，正三品。因此，杜有鄰與太子既有僚屬關係又是姻親關係。柳勣官居左驍衛兵曹參軍之職，只是一個正八品下的小官，但他的妻子卻是杜有鄰的另一女兒、杜良娣之姐，從這個角度看，他與太子李亨也有一定的親屬關係。
事情的起因與柳勣有著直接的關係。史載：“勣性狂疏，好功名，喜交結豪俊。淄川太守裴敦復薦於北海太守李邕，邕與之定交。至京師，與著作郎王曾等為友，皆當時名士也。”但是卻與其妻的孃家關係不睦，於是他便誣陷杜有鄰，“告有鄰妄稱圖讖，交構東宮，指斥乘輿”。
李邕
時在天寶五載（746
年
）
十月，這時韋堅、皇甫惟明案還沒有結束。李林甫命京兆府士曹參軍吉溫與御史臺御史共同負責審理此案。
此案的案情並不複雜，但是由於此案再次牽連到太子，李林甫認為有文章可做，遂令吉溫指使柳勣供出王曾，並引李邕為證。
這樣就使案情擴大化了，從中央職官牽連到了地方官員。柳在供出王曾、李邕的同時，還承認他與李邕“議及休咎，厚相賂遺”。於是玄宗派人趕赴北海郡，將李邕處死。
在這件事上，李林甫的黨徒御史中丞王鉷與楊國忠都參與了審訊，他們遵照李林甫的指示，將矛頭直指太子李亨。但是玄宗卻非常謹慎，除對涉案的其他人員嚴厲懲辦外，對太子卻留有充分的餘地。
當時，決定將杜、柳二人決杖一頓，流放嶺南。實際情況是，在決杖的過程中，將兩人重杖打死，積屍於大理寺。杜有鄰是東宮僚屬，與太子交往本屬常情，何來“交構東宮”之說？
說明此時的玄宗已不允許太子與朝臣往來，包括東宮僚屬也在禁止之列，可見玄宗對太子的防範已經到了草木皆兵的程度。此案的關鍵是“指斥乘輿”，即對皇帝說三道四，挑戰了皇帝的權威，這種情況雖然不如韋、皇甫案的情節嚴重，但也足以動搖太子的地位。
為了自保，太子李亨只好故伎重演，將杜良娣廢為庶人，並再次提出離異。
這種情況的一再出現，只能說明李亨已經沒有其他防範的手段，這也是其政治力量薄弱的表現，不足以與李林甫的勢力相抗衡。
這個案子也可以說是前一個案子的繼續，只是在時間上有先後之別而已，在內容與實質上並無根本的區別。
儘管玄宗並不想再次廢黜太子，但透過這兩件案子也可以看出，玄宗對太子哪怕是出現一點點培植個人勢力的苗頭都是不允許的。
太子李亨的失敗，與其說敗於李林甫之手，還不如說敗於其親生父親之手，在強大的皇權面前，李亨除了低頭認錯外，已經沒有別的選項。
3、李亨艱難的生活狀況
李亨自被立為太子以來，由於接連不斷的大獄威脅，使他基本上沒有過一天舒心的日子，每天提心吊膽，不知何時大禍臨頭。
關於他的這種生活狀況，王說《唐語林·德行》有比較詳細的記載，錄之如下：“
肅宗在東宮，為林甫所構，勢幾危者數矣。鬢髮斑白。入朝，上見之惻然，曰：‘汝歸院，吾當幸。
’
及上到宮中，庭宇不灑掃，而樂器屏棄，塵埃積其上，左右使令亦無妓女。上為之動色，顧謂力士曰：
‘
太子居處如此，將軍盍使我知乎？
’
力士奏曰：
‘
臣嘗欲言，太子不許，雲：無勤上念。
’
乃詔力士，令京兆尹亟選人間女子頎長潔白者五人，將以賜太子。力士趨出庭下，復奏曰：
‘
臣宣旨京兆尹閱女子，人間囂然，而朝廷好言事者得以為口實。臣伏見掖庭中，故衣冠以事沒入其家者，宜可備選。
’
上大悅，使力士詔掖庭令，按籍閱視，得三人，以賜太子。
”
馮元一
此時的李亨居住在少陽院，並非東宮，“肅宗在東宮”一句是說肅宗為太子時，而非指居處。這一段記載原出於唐朝宰相李德裕所撰的《次柳氏舊聞》一書，其資料是李德裕之父從唐代史官柳芳之子柳冕口中獲知，而柳芳則是從高力士本人口中訪問得知的，因此這種記載應該是真實可信的。
即使在日常生活中，李亨也時時處處小心謹慎，唯恐惹惱了玄宗。
據《次柳氏舊聞》載：有一次李亨在宮中侍膳，“尚食置熟俎。有羊臂臑，上顧使太子割。肅宗既割，餘汙漫在刃，以餅潔之”。即以餅擦淨了剛剛割過羊腿的刀刃。玄宗看到後非常不高興，李亨見狀，不急不忙地將這塊餅吃了下去。對於李亨此舉，玄宗非常滿意，遂對他說：“福當如是愛惜。”
透過這種有關李隆基、李亨父子之間生活細節的記載，隱隱地透出了一種父子關係並不和諧的氣氛。同時也說明李亨在這一時期是如何的小心翼翼，察言觀色，唯恐招來禍患。
天寶中，安祿山入朝，假裝不知太子為何官，而不願行跪拜之禮。
此事被作為安祿山裝愚以獲取玄宗的信任而記載，其實透過此事也可以看出太子李亨在當時的尷尬處境。玄宗對太子的猜忌，對許多外人來說已經不再是秘密了。
據趙《因話錄》載：“玄宗問黃幡綽：‘是勿兒得人憐？
’
‘是勿兒
’
，猶言‘何兒
’
也。對曰：自家兒得人憐。
’
時楊貴妃寵極中宮，號祿山為子，肅宗在春宮，常危懼。上聞幡綽言，俯首久之。”
玄宗為什麼聽到此話後竟然俯首久久沉思呢？可見這句話觸到了他的痛處，說明他知道自己的所作所為對太子造成了極大的傷害。
這件事發生在李林甫死後，楊國忠當政期間，正因為玄宗始終沒有放棄對太子的猜忌，才使楊國忠有機可乘，使得對太子地位的威脅一直持續下來。正是因為如此，後來肅宗即位以後，一直沒有放鬆對已經成為太上皇的玄宗的警惕，玄宗晚境悽慘，一定程度上也是他自己造成的，這些都是後話了。
太子李亨何以可以與玄宗分道揚鑣？
馬嵬事變結束後，玄宗命令繼續西行，“父老皆遮道請留”，玄宗於是命太子留下來撫慰百姓，“父老因曰：‘至尊既不肯留，某等願帥子弟從殿下東破賊，取長安。若殿下與至尊皆入蜀，使中原百姓誰為之主？‘須臾，眾至數千人。太子不可”。於是太子之子建寧王李倓、廣平王李俶（即李豫
）
以及李輔國等皆勸太子留下來，“父老共擁太子馬，不得行”。
在這種情況下，太子只好派人報告玄宗，玄宗“乃分後軍二千人及飛龍廄馬從太子”。
從此，太子李亨與玄宗在政治上分道揚鑣，擺脫了玄宗對他的控制。其實這一切也是事先策劃好的。
據《舊唐書·李輔國傳》載：“輔國獻計太子請分玄宗麾下兵。”《新唐書·李輔國傳》亦載：“陳玄禮等誅楊國忠，輔國豫謀，又勸太子分中軍趨朔方。”
從這些記載看，上面所說的父老遮道請留太子，完全都是事先預謀好的，也就是有人導演的一場戲。
李亨
那麼太子李亨到底擁有何種力量而能使他與玄宗的分道揚鑣成功呢？這就是他所掌握的部分禁軍部隊。
《舊唐書·承天皇帝倓傳》雲：“祿山之亂，玄宗幸蜀，倓兄弟典親兵扈從。”說明在此次玄宗幸蜀時，李亨的兒子建寧王李倓、廣平王李俶等均掌典禁軍，此二人所掌的這部分禁軍自然是李亨所倚賴的基本軍事力量。
這部分軍隊有多少人呢，從上引的“乃分後軍二千人及飛龍廄馬從太子”一句可以知道有二千人馬。從“後軍”二字可以知道玄宗從長安逃走時，太子一直處在殿後的位置，也就是說他本來就統率著後軍。
在這二千人馬中有部分飛龍廄兵馬，這是唐朝禁軍中的精銳馬軍，它一直由高力士統率，並任內飛龍廄大使。
這支禁軍甘願跟隨太子李亨而與其老首長高力士分離，恐怕高力士本人在其中發揮了重要的作用。
透過以上分析可以清楚地看出，馬嵬事變實際上是太子李亨、高力士與陳玄禮等人聯合發動的一次有計劃有預謀的政治行動，除了要達到剷除楊氏兄妹的目的外，幫助太子擺脫玄宗羈絆，使其能擔負起領導全國平叛的責任來，才是這場事變的最終目的。
這樣就產生了一個新的問題，高力士與陳玄禮皆玄宗的心腹之臣，有著數十年深厚關係，為什麼卻在此次事變中轉而支援太子呢？這就需要再作分析了。
楊國忠在朝廷專擅弄權，聲望極其不佳，當時人皆認為：“兵滿天下，毒流四海，皆國忠之召禍也。”高力士、陳玄禮難免也有類似的看法，因為陳玄禮就說過：“今天下崩離，萬乘震盪，豈不由楊國忠割剝庶，朝野怨諮，以至此耶？若不誅之以謝天下，何以塞四海之怨憤！”
在這種情況下，當太子李亨出於政治需要對付楊國忠時，高、陳二人自然會予以支援。
還有一個原因，就是老邁的玄宗在叛軍進攻長安時，沒有積極地擔負起領導全國平叛的責任，反而遠避於西蜀，而太子李亨卻有意承擔起這副重擔，作為忠於李唐王朝的老臣高力士、陳玄禮，為了國家的長遠計，也不能不選擇與太子合作。
同時作為與玄宗數十年合作的老臣，他們又甘願保護玄宗西幸，這樣於私於公都做到了盡心竭力，就此點而言，高、陳二人的行為的確難能可貴。不過他們兩人與太子的此次合作並不等於他們加入了太子集團，或者是為了撈取個人政治好處。
繼位真相
太子李亨於七月九日到達靈武。僅僅過了三天，遂於七月十二日即位於靈武城南樓，史稱唐肅宗。事情發展得如此之快，反映了李亨及其追隨者迫不及待的心情。
裴冕
事情的大體經過是這樣的：裴冕、杜鴻漸等人請求太子即皇帝位，李亨假意不許。裴冕勸諫說：“將士皆關中人，日夜思歸，所以崎嶇從殿下遠涉沙塞者，冀尺寸之功。若一朝離散，不可復集。願殿下勉徇眾心，為社稷計！”
這一段話正好反映了太子的追隨者的心聲，他們之所以追隨李亨遠涉，無非是為了撈取政治上的好處，如果太子不能即皇帝位，自然會使這批人感到失望，因而人心離散。
不過李亨如果很痛快地就答應他們的請求，似乎有些急於搶班奪權，按照古代的慣例，都要推辭一番，在這些人前後五次提出請求後，這才取得李亨的同意。
此日，李亨在靈武城南樓接受百官的朝拜，並且改天寶十五載為至德元載（756
年
）
，尊玄宗為太上皇。當時的情況非常寒酸，所謂“披草萊，立朝廷，制度草創，武人驕慢”。文武官員的總數不過三十人。
雖然如此，肅宗的即位對全國軍民來說總是一個鼓舞，使人們看到了未來的希望，以至於出現了“旬日間，歸附者漸眾”的良好局面。
按照慣例，新皇帝即位都要釋出一個即位大赦文，李亨即位時也不例外，同樣也頒佈了敕文。
在敕文中：唐肅宗表明自己繼承大統是自己的父親唐玄宗授意的，所謂“聖皇久厭大位，思傳眇身，軍興之初，已有成命”。
就這一點而言，顯然是不真實的，玄宗並沒有傳位的意思，如果玄宗想傳位於太子，為什麼在《幸普安制》中沒有傳位於太子？到達成都後，在頒佈的《幸蜀郡大赦文》中也沒有這一層意思。可見肅宗的這次行動完全是搶班奪權的行為，這也是玄宗父子長期矛盾的一種結局。
肅宗在赦文中對自己父親的地位也作了界定，這就是尊其為太上皇，並且送給了一個很高的尊號，即所謂“上皇天帝”。本來新皇帝即位，只要老皇帝還健在，都會尊其為太上皇，這在歷史上已是慣例。
但是如肅宗這樣給自己的父親加上一個“上皇天帝”的非常稱號則比較少見，反映了肅宗搶班奪權時的不安心態。
還有一點需要說明，即肅宗在即位的當天，就在這篇赦文中宣佈改元至德，也是一個不正常的舉動。
通常新皇帝即位後是會改元的，但都是在次年改元，很少有當年改元的，而且老皇帝還健在。透過這一現象，也透露出其父子不和的一點資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