筆者曾看到過一句話：能夠被載入史冊的人，生前必有過讓人無法忽視的作為，比如秦始皇，他是第一個完成中國大一統的皇帝，並且奠定了我國兩千餘年的政治制度基本格局，光是這兩點，秦始皇嬴政的名字在史上便熠熠生輝，但後世對他的評價，多的是暴君之為。

而像秦始皇這般富有爭議性的人物，歷來不少，人本來就不止一面，“水至清則無魚”，即使十分純粹的人物，所有人對他的評價也不可能完全一致，然而這人卻是北宋史上最難評價的“奸臣”，當朝認為他是奸臣，後世卻評價為千古名相。

御史中丞呂誨曾在大殿之上痛陳他十大罪狀，把“大奸似忠，大詐似信”的帽子扣在他的頭上，稱“誤天下蒼生者，必斯人也”；後來北宋滅亡，當朝又把罪名歸咎於他，稱其為“敗國殄民”的千古罪人，此人自然也是被《宋史》列入了“奸臣傳”。

此外還有人指出蘇軾的父親蘇洵寫出了《辨姦論》，以此攻擊變法的王安石，但在現如今的學術界並不認為《辨姦論》是蘇洵寫的，很可能是冒名，因為蘇洵在王安石實行變法之前三年就去世了。

而當朝認為是奸臣，後世卻評價為千古名相之人便是王安石，由於北宋滅亡前，王安石變法浩浩蕩蕩、轟轟烈烈，實在讓人無法忽視，因此許多人討論的是“青苗法”、“免役法”、“市易司”等。

但如果瞭解過王安石在變法前的所作所為，難免會認為王安石的變法不無道理。

王安石出生於1021年，而宋仁宗趙禎是在王安石出生的第二年登基稱帝，當時宋仁宗尚且年幼，劉太后劉娥垂簾聽政。當宋仁宗學習如何治理國家之時，年幼的王安石則跟隨父親宦遊各地，對於民間之事，也就多有了解。

王安石並不是貪圖享樂之人，有相關文獻記載，王安石讀書可廢寢忘食，相當認真。慶曆二年（1042），王安石登楊寘榜進士第四名，而在王安石中進士的第二年，范仲淹、富弼、韓琦同時執政。

彼時宋仁宗早已親政，並且看到農民起義和兵變在各地相繼爆發後，以及日益嚴重的土地兼併、冗官、冗兵、冗費的現象，宋仁宗正值壯年，三十多歲，有志開展革新，意圖改變北宋江山日益衰落的狀況。

范仲淹則提出了“明黜陟、抑僥倖、精貢舉、擇長官、均公田、厚農桑、修武備、減徭役、推恩信、重命令”的改革建議，“慶曆新政”拉開序幕。

而王安石卻是放棄了京試入館閣的機會，去到地方為官，為什麼要這麼做呢？那是因為只有真正瞭解民間實情，才能夠更好地實施變革，因此不管是宰相文彥博舉薦他，還是歐陽修賞識他，王安石都以不想激起越級提拔之風、祖母年高為由給推辭了。

直至1058年，王安石總結了自己多年的地方官經歷，向宋仁宗上奏《上仁宗皇帝言事書》，然而彼時的北宋朝廷，已經沒有范仲淹、歐陽修、韓琦等人，“慶曆新政”以失敗告終，宋仁宗已無力再看王安石的奏書。

因此王安石變法是在宋神宗年間進行的，雖然期間還有一個宋英宗，但王安石很清楚自己的方向，那就是皇帝得堅定他的變法舉措，否則王安石寧肯不入朝。

宋神宗即位時年輕氣盛，並且早已耳聞目睹北宋積貧積弱的困境，他一心想要做出大作為，故而重用了王安石，王安石因此入朝，而君臣倆也確實惺惺相惜，變法浩浩蕩蕩的進行了。

但王安石變法損害了大地主階層的利益，此外一項舉措能夠按照王安石的意願實施下去並不容易，比如王安石設立市易司，為的是平抑物價、穩定市場，限制豪商大賈對市場的控制，但其負責人呂嘉問卻操作不當，以至於出現了壟斷市場、操控物價的局面，人聲鼎沸，不怪王安石怪誰呢？

何為冗官？那就是拿著工資不幹事的官員太多了，他們自然是過得自在，北宋還得從國庫裡撥款給他們，王安石變法雖然得到了宋神宗的支援，朝廷之上也有支援王安石變法的大臣，但終究是敵不寡眾，1085年宋神宗駕崩了，能護住王安石的人沒了，第二年，王安石也撒手人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