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鐵與血,重新理解德意志帝國

鐵與血,重新理解德意志帝國

摘自|《鐵與血:德意志帝國的興亡,1871-1918》

鐵與血,重新理解德意志帝國

在1871年1月17日,冬日裡晴朗而寒冷的早晨,普魯士國王威廉一世的精神突然變得高度緊張。最終,這位老人的情緒徹底失控,他啜泣著說:“明天就是我有生以來最悲慘的日子!我們將要見證普魯士君主傳統的滅亡,而俾斯麥伯爵,這一切都是你的錯!”此時,一位傳奇的皇帝即將登上歷史舞臺,統一全德意志,73歲的老國王威廉似乎並不適合扮演這樣的角色,但現在人人都期待他承擔起這項職責。

第二天,即1871年1 月18日正午前後,數百名普魯士軍官、貴族,以及參加過普法戰爭的德軍各部隊代表在凡爾賽宮鏡廳集合。軍樂隊演奏的樂聲透過高高的窗戶飄入華美的殿堂,與人群熱烈的討論聲交織在一起。接著,大廳一端的雙扇大門被開啟,威廉一世、弗里德里希王太子和德意志各邦代表排成莊重的佇列,徐徐進入大廳,四周瞬時鴉雀無聲。在場的人們意識到,自己正在見證一個歷史性的,乃至傳奇性的時刻。

鐵與血,重新理解德意志帝國

在儀式上,威廉國王重振精神,莊嚴地接受了德意志各邦王公奉上的皇帝頭銜。但從這一刻起,這個新生的德意志國家已然呈現出命途多舛的跡象。作為德意志國家的君主,威廉沒有采用“德意志皇帝”的頭銜,而是選擇了更為溫和的“威廉皇帝”,普魯士國王的身份將永遠在他心中佔據最重要的位置。

奧托·馮·俾斯麥,這個新生帝國的設計師與第一任宰相,也不是什麼民族主義者,德意志在他眼中不過是普魯士實力與影響力向外延伸的產物。他甚至故意將宣告德意志成立的日子選在了普魯士的國慶日當天。威廉和俾斯麥需要駕馭的是一臺鬆散的政治機器:南方各邦只是為了保護德意志同胞免受俾斯麥大力渲染的法國入侵威脅,才勉強同意加入聯邦,有著“鐵血宰相”之稱的俾斯麥必須拼盡全力,維繫這條脆弱易斷的紐帶。為此,他甚至不敢在德意志的任何一個邦國境內舉行宣告帝國成立的儀式,只能將地點選在戰敗國法國的凡爾賽宮。這一決定也像是某種讖語,預示著鬥爭與戰事將成為新生德意志帝國的核心主題。

一方面,俾斯麥可以借用數百年來不斷累積的種種神話傳說,為德意志的無數邦國賦予統一的民族身份。

德意志帝國在建立之初的數十年裡,在其境內修建了大量紀念碑,透過彰顯古老的傳說,為新生的德意志國家賦予集體記憶與歷史意義。威廉一世甚至被宣佈為中世紀名君弗里德里希·巴巴羅薩的轉世。在一則脫胎於亞瑟王傳說的德意志神話裡,巴巴羅薩並沒有死去,只是在圖林根的基夫豪瑟山腳下長眠,有朝一日定會重返人世,恢復德意志的榮光。

19世紀90年代,人們為紀念這個傳說修建了一座巍峨的紀念碑。除此之外,包括格林兄弟在內,許多著名的德意志思想家宣稱德意志的文化、語言和歷史傳統構成了一條超越地域分歧的強大紐帶,這一看法也強化了人們對民族共同神話的信念。與此同時,工業革命的浪潮席捲歐洲已逾百年,德意志各邦如果不想在經濟競爭中輸給英法,就必須密切合作,共同調配物力、人力,推行更協調的政策。逐漸崛起的中產階級也在這一時期看到了德語地區豐富的自然資源、優越的地理條件和勤勞肯幹的文化傳統:只要有人把德意志民族統一起來,就能使這些要素釋放出巨大的潛力。

但另一方面,僅憑文化、經濟和政治的紐帶,還不足以建立統一的德意志民族國家。

正如俾斯麥在1862年發表的著名演說中指出的那樣,德意志民族的統一必須透過戰爭才能實現,這個說法在1871年以前得到了應驗,在1871年以後也依然生效。俾斯麥決心透過對丹麥、奧地利和法國發起的一系列戰爭塑造出嶄新的民族國家,正因如此,與外部敵人的鬥爭成了德意志帝國內部唯一具備凝聚力的共同歷史經驗。將39個邦國統一在一個聯邦政府之下並不簡單,帝國憲法的墨跡未乾,這個體制就已經開始暴露出裂痕。俾斯麥知道,德意志民族沒有經過數百年的培育,比起嚴絲合縫的統一整體,更像是馬賽克的拼貼,只有以外敵的鮮血作為黏合劑,才能勉強維持。為此,他試圖將對外鬥爭持續推行下去,以保全自己一手締造的德意志帝國。

然而,這一策略充滿風險。鐵血宰相是一位精明的政治家,他的政治手腕在歷史上堪稱一流,他當然明白所謂歐洲協調體系在1871年有多麼岌岌可危。在這個國際秩序的核心地帶塞入一個新生的強權,無異於在世界級的管弦樂團中安插一個吹小號的孩童。俾斯麥知道,國際舞臺上的新玩家首先必須保持低調,充分培養技能,逐步贏得老玩家們的尊重。因此,俾斯麥在短時間內不能再刻意製造對外衝突,而是要把注意力放到國內,尋找可用來團結大多數德意志人民的共同敵人。新成立的德意志帝國境內有波蘭、丹麥、法蘭西等多個少數族裔,俾斯麥可以將這些族裔放在對立面上,塑造德意志國民的獨特身份。

面對法國人時,他們應當以“德國人”自居,而不是自視為巴伐利亞人或普魯士人。此外,宗教也是塑造民族身份的一條重要戰線。德意志帝國境內三分之二的人口信仰新教,三分之一的人口信仰天主教。透過在德意志社會推行世俗化,俾斯麥試圖用民族感情取代宗教信仰,製造新的身份標識,消除德意志國民間的隔閡。最後,具有國際主義色彩的社會主義運動也被認為對德意志民族身份的建構造成了潛在威脅。俾斯麥將社會主義者斥為國家之敵,試圖以這個名義讓全體國民繼續與共同的“ 敵人”鬥爭。

在政局紛亂的1888 年(“三帝之年”),新皇帝威廉二世即位後,很快在德意志統一問題上與俾斯麥爆發了衝突。

和俾斯麥一樣,威廉二世認為僅憑經濟和文化上的共性不足以維持第二帝國的統一,但他對俾斯麥挑唆德意志人彼此鬥爭的做法深惡痛絕。威廉二世想要得到國民的愛戴,成為全德意志人民的皇帝,如果祖父威廉一世不願成為弗里德里希·巴巴羅薩再世,他就要親自接過這個傳說的重擔,帶領德意志人民重建輝煌。

威廉二世認為,德國不應在帝國內部尋找敵人,而應面向國外,與其他大國競爭列強地位,並在此過程中獲得一條由鐵與血鑄就的牢固紐帶,使帝國再無離心離德之虞。

不難看出,這種相信對外鬥爭能使德國贏得“優勢地位”、成為與英法並駕齊驅的強權、增強民族內在凝聚力的想法極不可靠,這最終確實也造成了第二帝國的滅亡;但27歲的皇帝年輕氣盛,並不像鐵血宰相那樣老謀深算。1890年,心懷不滿的俾斯麥憤然辭職,退出政治舞臺,威廉二世由此成為這個動盪國家的舵手。俾斯麥是讓德意志國家成為現實的必要人物,隨著這位身經百戰的政壇宿將下野,德意志的未來危機四伏。

威廉二世相信自己具有強大的個人魅力和君主威嚴,但他很快就意識到,長久以來橫亙於帝國社會的宗教、階級、地理、文化和族群等差異絕非自己的人格力量所能彌合。社會主義者不斷髮起罷工,天主教徒仍對普魯士國王心存疑慮,波蘭民族主義者則不斷呼籲恢復屬於波蘭人自己的國家。如果能把德意志帝國建設成一個讓國民感到驕傲的強盛國家,人們或許就會將德意志奉為唯一的效忠物件—但威廉尋求“優勢地位”的危險努力,終將把年輕的德意志民族拖入一場殘酷的鬥爭,迎來瀕臨滅亡的結局。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爆發,起初令威廉二世皇帝頗感震驚。他沒有想到,一場本應侷限在巴爾幹半島上的地區性戰爭突然演變成了一場遍及全歐的大規模衝突。即便如此,他仍將這場戰爭視為凝聚全德意志人民的機會。1914年8月1日,他公開宣稱:“今天,我們所有人都是德意志的同胞兄弟,除此之外沒有別的身份。”雖然最近的歷史研究打破了長期以來的神話,表明德國社會在戰爭爆發時並非表現出全然的振奮,但當時的人們大多還是相信,自己的“祖國”必須得到捍衛。然而,第一次世界大戰最終讓年輕的德國失去了太多的鐵與血。

1918年11月,德意志民族一敗塗地,皇帝的冠冕也被無情打落,德意志的劍與盾千瘡百孔,戰鬥的意志蕩然無存。宿敵法蘭西全副武裝,時刻準備著將德意志徹底摧毀。法國人主張,一個用戰爭建構民族認同的國家只要繼續存在下去,就必將給世界帶來刀兵之災。最終,第二帝國將在凡爾賽宮鏡廳被徹底摧毀,而那裡正是它當初宣告誕生的地方。

與法國不同,英國和美國在第二帝國的殘垣斷壁上看到了另一個德國崛起的可能。俾斯麥為德意志播下了民主和經濟繁榮的種子,這些默默增長的力量不斷壯大,為德意志民族提供了一個截然不同的願景:透過貿易、穩定和民主政治,德意志將在世界上尋回屬於自己的身份與一席之地。不過,直到德意志在一場比第一次世界大戰更慘烈的戰爭後徹底拋棄了暴虐好戰的傳統,這一理念的正確性才能得到證明。

德意志帝國自誕生伊始便為衝突所困擾,直到滅亡之日仍不能從中解脫。透過開放男性公民普選,俾斯麥固然接納了自由主義的政治傳統,讓真正具有多元性的多黨政治成為可能,但這種政治制度始終承受著來自頂層的普魯士威權主義壓力。鑑於不同群體間的認同分歧依舊深刻—這種分歧有時甚至蓋過了統一的民族身份—俾斯麥和威廉二世都有意識地尋求持續衝突,藉此催生帝國內部的凝聚力。雖然兩人都沒能在有生之年締造一個繁榮而高度統一的德意志國家,他們仍在客觀上幫助德國走上了富強民主國家的建設道路—無論他們的本意是否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