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時，河北人張鷟在《朝野僉載》中記載了這樣一個真實的故事，後來的《太平廣記》也將此事收錄。說的是唐代的監察御史李畲的官俸祿米到了，李畲的母親叫人用鬥一量，竟多出了十五斗（約180斤），便問原因。送糧的差使說：“按慣例給御史量米，不平掉冒尖的部分，所以就多了點。”李畲母親又問運費多少？差使說，給御史家運送貨物從來不收錢。
老母親一聽這潛規則，火大了，要求差使將多出的米和運費帶回，再把兒子叫到身邊訓斥了一頓。後來，李畲將發放俸米的倉官治罪，並要求一切按規定辦。其他御史聽聞此事，均感羞愧。這本是一個嚴母教子的正面故事，卻從側面反映了古時糧倉管理水分很大。
“國家大本，食足為先”，這是最樸素的生存哲學，也是農耕文明的第一要義。歷代王朝都將糧倉視為穩固統治天下的物質根基。糧倉見證了國家的興衰更替，當然，也目睹了無數特權與腐敗的故事。
以制度管住糧食的努力
睡虎地秦墓竹簡中就有大量有關糧食管理制度的規定。
在中國古代，倉廒糧庫可謂國之命脈。不管是備戰用兵，還是賑濟災民，囤積糧草都是歷代王朝興國的第一要政。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統一中國之後開始修建國有大型糧倉，比如櫟陽倉和咸陽倉，各郡縣也開始建立地方性的糧倉。
當時，糧倉的功能得到了延展，不僅有儲備庫，還有運轉庫和供應庫，比如咸陽倉就是最大型的儲備庫和供應庫，河南滎陽縣的敖倉是最大的糧食中轉庫。彼時中原為產糧區，一到糧食豐收的季節，該地區的漕糧集中在敖倉，一部分被運到關中、隴西地區，一部分北運到邊塞關口。
湖北雲夢出土的“睡虎地秦墓竹簡”的《倉律》，是中國第一部成文的糧食管理制度。《倉律》對糧倉的糧食出入庫、驗收、保管以及粟、稻的加工折算等都做出了嚴格規定。
《倉律》中規定，糧倉管理者必須保持倉庫中的糧食“勿令敗”，即要求糧食不能遭蟲鼠敗壞，也不能出現黴變。如果管理者失職，輕則賠償、罰薪，重則按律論罪。對於糧食的出庫，也管得極為嚴格。地方上的糧倉如果有支出，郡縣負責人要將領取糧食人的名籍和計簿一同送往上級供核實。
秦朝還獨創了不少糧倉管理制度，為後世效仿。除了核驗、行政人事和宿衛等制度外，還有封隄制度和負償制度。
“封隄制度”由“封”和“隄”兩種組成。“封”是指的秦政權於各地興建的糧倉在將糧食收儲後都用封泥封鎖倉門，然後再蓋上官方印章以保障糧倉的安全性。“隄”則是指由專人將倉庫中糧食的名稱、存取之後的數量印刻在糧倉之中，這樣每次進出庫後都更新一次，以防止稽查盤點時實物與記錄不相符。負償制度是指糧倉庫存與申報數量不符時，所有糧倉管理者都要負連帶責任，且官職越大擔責越大。
古代糧食倉儲管理制度，經歷了由簡到繁、由零碎到系統的變化，最高權力者始終把對庫存實物的管理和人的管理放在首要位置。
到唐朝，各大糧倉的糧食不僅要求總體數額有據可查，還要求新糧和舊糧分開管理，由此規範了出入庫流程。為了防止糧倉管理員監守自盜，唐朝已經把糧食的安全管理視為國家安全的重要部分。唐律明文規定，如果少數民族政權透過互市從唐朝糴入糧食，須先由當地互市監官員斟酌所需數量，並報告地方長官，才允許百姓將多餘的糧食拿出來賣。
“碩鼠”們的花招
始建於隋代，今位於河南省洛陽市的回洛倉遺址展示區。
即便制度再多，往往也有可鑽的漏洞。地方糧倉遠離中央，掣肘於交通通訊和治理手段，最高權力有時鞭長莫及。國家權力層層下傳，到了基層效力衰減甚至出現空轉，糧食系統出現這樣或那樣的腐敗事件並不足為奇。治理糧食腐敗，被歷代統治者視為重中之重，但朝廷縱有萬般律令和各種稽查、巡視，也難以遏制其中的腐敗。
據歷史檔案記載，乾隆年間，江蘇巡撫陳大受奏報，浙江麗水縣知縣黃文修負責的漕倉少了積穀684石、漕谷796石（清代一石為180斤），“明系虧空”。其他各省糧倉虧空案屢有發生，然而督撫們“以揭參了事”，揭參後再無下文。
更有巡撫千方百計為侵貪官員脫罪。廣西河池州虧空錢糧逾限二年沒有補完，知州按律當判處死刑，但巡撫舒輅反而以年限未滿“審擬緩決”入奏，把這件事情壓著不往上報，以此包庇下屬。
在一部電視劇中有這樣的情節，鉅貪和珅在賑災的糧食中加了麩糠，紀曉嵐十分氣憤。和珅卻和顏悅色地辯解說，要是我不這樣做，基層的官員就不能從賑災的糧食中撈油水，撈不到油水，他們就會把所有的糧食侵吞，這樣災民是一口飯都沒得吃了。
電視劇《天下糧倉》更是真實地把“碩鼠”們的醜行一一呈現。地方官員沆瀣一氣瞞報存糧從中謀利的勾當花招百出。有的官吏設“雙層倉”，上層堆滿了糧食，下層卻空空如也。有的官商勾結，將偷盜出來的糧食轉入各個米行賣錢謀利。有的拿其他倉的舊糧冒充新糧反覆入庫，拆東牆補西牆，偽造入庫記錄。還有的官員為了掩蓋糧庫虧空，在糧倉故意縱火，向朝廷謊報稱是兩條火龍鑽進了糧倉，號稱“火龍燒倉”。所有這些均有現實依據。倉儲監管系統幾近失靈的原因何在？除了國家權力自上而下的衰減，糧倉的管理制度本身也存在問題。
雍正五年（1727年）的諭旨中提到這樣一件事，某地的常平倉要選兩個負責人，選舉方式則是在該地鄉宦士人中選兩名名聲好、有威望的人，一個為社長，一個為副社長。縣令不時來倉庫稽查，如發現二人照章辦事，分別獎勵，如果發現有徇私舞弊的情況，“即行黜革治罪”。
義倉的管理方式相似。問題來了，選出來的管理員只具備“道德”上的純潔，而且只對上負責。僅靠道德是不行的，沒有民眾和其他組織的監督和制衡，當官的一兩句話不就把糧倉管理員弄成利益共同體了嗎？有御史、巡撫，那再分出一部分羹給他們，把他們也拉入腐敗共同體。
在監管缺失、山高皇帝遠的地方，腐敗的成本很低，而管理的成本卻異常高昂。誰來監督管理者？誰來監督監督管理者的人？古代糧食系統無法破解這個治理困境。
“碩鼠碩鼠，無食我黍”，讓老鼠看管糧倉，並要求老鼠恪盡職守，本來就是虛妄之談。放貓捉鼠，結果貓鼠勾結。對古代朝廷來說，實在是太難了。
利刃出鞘，人頭落地
除上述腐敗問題外，糧食腐敗還有一種變相腐敗——分配上的腐敗。農民將最好的糧上交給國家，或儲存到義倉中，需要糧餬口時，領到的卻是質量最差的陳糧，還經常缺斤少兩。達官顯貴享受著帝國最充裕、最優質的糧食，深刻地演繹著“遍身羅綺者，不是養蠶人”的時代畫面。有時，這種變相腐敗甚至能激化階層矛盾。
宋仁宗時期，駐守在河北莫州（今天任丘）的將領李惟賢，給軍隊發放口糧，大多是來自陳倉的腐糧，士兵吃不飽，怨言叢生，最後激起了兵變。李惟賢去鎮壓，將帶頭造次計程車兵砍了頭，振振有詞地對士兵說：“新米都給了你們，那陳米誰吃？”
有宋史研究者認為，宋朝兵弱，軍隊腐敗是其原因之一。軍隊在發放士兵口糧上剋扣，導致士兵需要自己出錢買糧，如此軍隊，如何作戰？
從元朝開始，北京便有“五壇八廟十三倉”的說法，這是當時的“超級工程”。其中的十三倉指儲藏皇糧、俸米的祿米、南新、舊太、海運等十三個糧倉。順治帝入關後，為十三倉配備了公務編制“十三倉監督”，專門負責糧倉管理。每到深秋，成百上千的輪船運送著帝國最優質的“特供”糧食，從江南的魚米水鄉沿著京杭大運河來到京師。隨後，在重兵看守下，糧食被搬進十三倉。能享用十三倉糧食的，只有皇室和權臣。質量稍微次一點的糧食被送到城西北的錢糧衚衕，供八旗子弟享用。普通百姓只能分到質量更差的糧食。
基於糧倉的重要性，底層出生的朱元璋對糧倉腐敗更是“零容忍”。明朝為了加強對糧倉的管理，規定每年各級行政區需派遣計吏到戶部，呈報地方財政的收支賬目，如有差錯，即被駁回重造賬冊。為了免往返奔走，不少官員在加蓋了原衙門官印的空白賬冊上填寫數字，虛報數量。這種操作元朝已有，朱元璋決定一舉剷除這種陋俗，下令嚴查，數以百計的官員被處死，製造了著名的“空印案”。“明初四大案”胡惟庸案、空印案、郭桓案、藍玉案，其中空印案、郭桓案均與糧食系統相關。
洪武十七年（1384年），戶部侍郎郭桓升遷至戶部尚書，之後，他到浙西道巡視，與當地官員黃文通狼狽為奸，私分了浙西道各州銀鈔50多萬貫，還透過巧立名目、私自增加稅收等方式，侵吞浙西的秋糧，浙西秋糧本應上繳450萬石，郭桓只上繳了200多萬石。
根據朱元璋《大誥》所言，郭桓等人造成的國家經濟損失總計達精糧2400萬石，當時，明王朝一年的財政收入也才2940萬石。洪武十八年（1385年）三月，御史餘敏、丁廷舉告發郭桓等人在糧食上動手腳，吞盜官糧。朱元璋得知案情後，感嘆道：“自古以來，貪贓枉法者絡繹不絕，但這麼過分的實在少見！”他命曾擔任過元代河南行省右丞的吳庸為專案組組長，徹查此案。最終，郭桓和吏部尚書餘熂等高官以及12個布政司的各級涉案官員全部被砍了頭。
清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甘肅發生了一起震驚全國的“冒賑案”。清朝規定，平民可納糧給國子監，叫捐監，之後捐監者可以應試入官。任甘肅布政使的王亶望以甘肅災荒連年、倉儲不足為由開捐，他採取了與以往捐監不同的辦法，不要糧食，讓監生把應捐的糧食摺合為銀子上交。
乾隆並不知道王亶望將捐糧摺合成銀兩的勾當，於是派人下來查。為應付檢查，王亶望派人在倉口下面鋪上木板或攙糠土充糧，在上面鋪上數尺厚的糧食，矇混過關。紙終究包不住火，不久之後，王亶望一夥捐監冒賑、貪汙糧款上千萬兩銀子的營私舞弊案被揭露。涉案者包括總督勒爾謹（正二品）、王廷贊（從二品）、蘭州知府蔣全迪（從四品）等100多位官員。
最後，王亶望被斬首，勒爾謹被賜自盡，王廷贊被絞殺，其餘貪汙白銀兩萬兩以上者均被斬殺，不足兩萬者被髮配邊疆。
視覺 I 曾麗
編輯 I 楊智淋
稽核 I劉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