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監察制度的特點，是顯示了古代社會後期君主集權進一步發展，監察制度日臻完善，但逐漸走向其反面。這主要表現在如下五個方面：

第一，監察範圍擴大。一方面，除了糾劾各種違法犯法外，專門有劾“學術不正，上書陳言變亂成憲”一條，還置督學御史，使臣民不僅在行動上，而且在思想文化上亦只能絕對走在忠君的軌道上。另一方面，監察機構不僅監察現任官吏，而且直接參與官吏的選拔簡任，從選舉生員到各級考試，推選主考官以及薦舉、銓選、拾遺等，處處均有言官主持或參加，改變了過去官吏委任權全操於吏部的情況，有利於堵塞漏洞。

第二，監察系統縱橫設定的完備及執行時機制的嚴密，超過前朝。百官受到彈劾均得明確表態，大臣受到彈劾亦要自請罷免。監察機構內部則戛相糾察，“御史上封事，必以副封白長官”；出按歸來由都御史複核其稱職或不稱職，但御史也可彈劾都御史。監察機構之間也要互相糾舉，如科道之間，都察院與按察司之間，巡按與巡撫，巡按與按察司等等，這就使官僚系統包括監察系統在內的每一位官員均受到監察，有利於皇權的加強和統治秩序的穩定，並保證國家機器的正常運轉。

第三，監察官員作為皇帝的耳目，受委寄深而威權重，充分體現了以內製外、以小制大的君主駕馭之術的成熟。言官品秩低，職權重，《會典》還明載有對阻撓他們行使職權的懲罰；升遷快，御史有政績即可超擢為三品之按察使，給事中亦然。但御史犯罪加三等，有贓從重論。這些無疑是言官敢言敢爭的一個重要因素。而重內輕外，則有利於控制地方，而使之不能對中兔構成威脅。

第四，值得注意的是，明代監察嚴密之目的，只在於鞏固和加強皇權。所以對經濟犯罪之懲治雖嚴厲，但監察的重點不是糾劾虐民，而首先是對皇帝是否忠心，因而除行政監察外，還有由皇帝控制的廠衛的特務活動。後者在監察物件、地域、部門範圍之廣闊，受倚任程度之深上，均超過前者，而其手段之惡劣、狠毒，更是駭人聽聞，充分反映了專制社會里監察制度的階級屬性。

第五，明代監察制度雖嚴密，但明中葉以後，隨著政治日漸敗壞，言官監察之權在事實上亦日漸削弱，言官在很大程度上未能起到應有的作用。究其由，一是皇權凌駕於監察之上，言官只能製造輿論，而皇帝卻沒有必須聽從規諫的義務，權宦還往往矯旨行事，言官因一言不合即受到廷杖、詔獄、革職、充軍的不勝列舉，以致言路日塞。二是專制監察機構本身就是官僚機構的一個組成部分，它不可能自外於官僚主義的種種惡習，也不可能擺脫官僚制度弊病的制約、侵蝕，於是請託、貪汙之風日盛。

三是言官有時嚴重缺員，如萬曆時，有的御史一人兼管幾個道。人員不足必然直接影響工作開展。四是言官對百官稽核於前，糾劾於後，尤其是六科無所統屬，以致往往出現驕橫濫權，干擾了行政系統的正常運作。晚明時言官彈劾以危言激論相標榜，劾人論事失於平允，彈劾成了派系攻擊的工具，助長了黨爭。而且監察過多過細，必然會壓制文臣武將的積極性。凡此，又使嚴密的監察制度走向了它的反面，滋生出種種不利於皇權的因素，助長了政治的腐敗。

為強化皇帝對國家的全面控制，朱元璋特設錦衣衛，除負責皇宮侍衛，緝訪盜賊奸宄之外，還執掌以皇帝之名處理的“詔獄”。各地重罪逮問京師者，不由法司而由錦衣衛的北鎮撫司審理。這種制度以特務政治強化皇權專制主義，並使常規司法監察系統受到干擾破壞。朱棣在政治上基本繼承了朱元璋強化皇權的方針和強制獨斷的風格。他不僅廢除了建文皇帝傾向寬仁的新政，而且進一步加強皇帝對官僚系統和社會的控制。他設立內閣，任用宦官“出使、專征、監軍、分鎮、刺民隱事”。又在永樂十八年（1420）設立東緝事廠，簡稱“東廠”，以宦官提督，緝訪謀反、大逆、妖言、奸惡等事。明代宦官政治即肇端於此。

“西廠”設立於成化十三年（1477），由成化皇帝的親信宦官汪直主持，“選錦衣官校善刺事者百餘人。廣刺督責……大政小事，方言巷語，悉採以聞”，其聲勢遠出於東廠、錦衣衛之上。在汪直的督領下，西廠專以羅織大獄為任，逮繫朝臣時多不奏請，徑行下獄，以致“臣民悚怵”，激起了朝臣的普遍不滿。-成化十三年五月，內閣大學士商輅率同官奏劾汪直十一罪，迫使成化皇帝罷除了西廠。但不久，成化皇帝又借御史戴縉為求升遷上書盛讚汪直。但不久，成化皇帝又借御史戴縉打擊報復，南京兵部尚書薛遠、刑部尚書董方等數千人先後被誣劾去職。他又與遼東巡撫陳鉞、兵部尚書王越相勾結，屢次率兵出行遼東，輕啟邊釁，欲以邊功自固，致使遼東邊疆不寧。

汪直的飛揚跋扈不僅遭到朝臣的反對，也引起了宦官內部的不滿。主持東廠的宦官尚銘因與汪直爭功，“潛將直構禍事達於上”，引起了成化皇帝的警悚，開始疏遠汪直，並於成化十八年（1482）三月復罷西廠。不久，又將汪直調往南京，盡數黜革汪直黨羽，汪直專權方得終止。

從整體來看，明代的監察機構除了常規的制度性監察以外，還有一個重要的監察制度就是廠衛特務機構。在明朝的這種密集的監察網路之下，明代的官員終日惶惶，曾為後人詬病明代制度的一個典型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