狄仁傑是蜚聲海內外的“中國福爾摩斯”，這個“神探”形象充滿魅力，但距離真實的狄仁傑還有一定差距。在史籍中，他是知人善任、能力超群的政治家，是再造唐室的大功臣。
剛出道的時候，狄仁傑也和其他官員一樣，是從基層任職開始的，但是很快就顯示出他非凡的才幹和品質，經常創造些政壇紀錄出來。他還是個低階官員的時候同事就稱讚他說：“狄公之賢，北斗以南，一人而已。”意思是狄仁傑這樣的賢能之士，北斗星以南，就此一人而已。為什麼強調“北斗以南”呢？因為古人認為，紫微星是皇帝的象徵，而北斗七星是諸侯大臣的象徵。《甘石星經》說：“北斗星謂之七政，天之諸侯。”也就是說，狄仁傑的同事們認為他是天下臣子中最賢能的，要知道此時狄仁傑只是個七品官，他的同事們已經把他推舉到這樣一個高度了，不得不說他的同事們眼光獨到。
狄仁傑與李元芳
狄仁傑非常善於斷案。上元二年，他被召入長安，當了大理寺丞，不久就創造了一個紀錄，一年斷案17800起。這個數字很驚人的，這意味著一年不休息的話，平均每天要斷案49起。那是審理卷宗，不是看小說，我敢擔保多數讀者看小說的速度都沒這麼快。一年下來，上級來考核政績，宰相看狄仁傑是個新來的，隨便給了個低等級。狄仁傑的上級大理寺卿張文瓘趕緊找宰相說：“這不行啊，你給狄仁傑這個成績不公平。”宰相問：“他很能幹嗎？一年審了多少案子？”張文瓘說：“一萬七千八百。”宰相大驚失色，可見這個數字多驚人。結果他把狄仁傑的成績改為上下等。一個新手能達到上下等，可謂出類拔萃。
後來狄仁傑那個神探的美名，就與他在地方和大理寺善於斷案有關係。不過可惜的是，這些案子在史籍中基本都沒有留下細節。
所以您要是翻開《舊唐書》、《新唐書》中很多官員的傳記，都會看到他們“為民申冤”的事蹟，其中就包括狄仁傑。唐代司法機關也有辦事效率低下的弊端，據說很多案犯因為案件遲遲得不到審理，在環境惡劣的監獄裡輾轉哀嚎，度日如年，天長日久案件越積越多，被稱為“滯獄”。
所以說，狄仁傑以極快的速度審案，本身就是一種德政，他的到來大大提高了大理寺的工作效率，減少了“滯獄”現象，他因此獲得了廣泛的讚譽。
根據史料記載，狄仁傑由明經科中第，從此踏上仕途。按照唐代規定，明經科上來的人，根據考試成績，授予不同品級的官職。狄仁傑被派到汴州擔任判佐，是個從七品下的官。汴州就是今河南開封。當時這一帶屬於經濟發達、人口稠密的地方，年輕人有這樣的起點是相當不錯的，此時的狄仁傑可謂春風得意。
不過很快他就遭受了仕途上第一個打擊——有人向上級誣告他，讓他經歷了不大不小的一番折騰。
為什麼事告他，告他什麼罪名，史籍裡沒有明確的記載。根據兩唐書的記載，是汴州一個“吏”告他的。需要說明的是，唐代的官和吏不是一回事兒：官的等級高，出身好，前途光明，相當於領導；吏呢，等級低，升遷的機會也少，相當於辦事員。但是吏卻有個長處，就是長年累月在一個崗位上工作，很熟悉法律文書和行政運作。吏的人數要大大多於官。這些人由於出身寒微，乾的工作又多又累，而且前途也不光明，所以心理上很不平衡，和官這個階層有天然的矛盾。在官的眼睛裡，這些刀筆吏都是些“性非良善”的小人；在吏的眼睛裡，這些官都是些迂腐書生，所以唐代官場上經常爆發“官吏矛盾”。
電視劇《神探狄仁傑》劇照
唐代的年輕官員，尤其是科舉上來的，多數都要到地方擔任低階官員，他們一到地方就會面對數量眾多的吏。這些吏仗著自己是本地人，熟悉行政程式，經常欺負這些初來乍到的官員。誰讓你少年得志，誰讓你前途光明？我就跟你過不去！舉個例子，《啟顏錄》記載說有的小吏善於做手腳，以權謀私，一旦有新的縣官來了，他要搞點小手腕，試驗一下你這個人聰明不聰明。新官一來，他就給人家念民夫名單，名字一聽就是胡編的，什麼“宋郎君、成老鼠、張破袋”，你要是光是“嗯嗯”地聽，他就知道你是個糊塗蛋，以後就放心大膽地繼續為非作歹。
我估計狄仁傑到了汴州遇到的也是這號貨色。一個新來的官，能不能鎮住這些吏，是一門學問呢。古人把官員鎮住小吏們的手段劃分為三個等級：低的等級——人不能欺，你很聰明，小吏欺負不著你；中間的等級——人不敢欺，你很厲害，小吏不敢欺負你；最高等級——人不忍欺，你這人德行太好了，太仁義了，以至於小吏們不忍心欺負你。以狄仁傑的個性和睿智，再加上此時的他年輕氣盛，我估計他屬於“人不能欺”那一類，誰耍手腕他就給你揭出來，這些吏一看，好，你厲害，鬥不過你，我捏個罪名告你。這一告，可能罪名還不小，以至於驚動了時任河南道黜陟使的閻立本來處理此事。
唐代前期為了監察地方官，經常派遣官員擔任黜陟使，不定期巡察各地，懲處違法官員。狄仁傑被告了，剛好由閻立本來處理，閻立本把這個事審查了一番，得出了結論——狄仁傑不但不是個壞官，而且是個大大的好官。於是他找來狄仁傑，對他說：“仲尼雲：‘觀過知仁矣。’足下可謂海曲之明珠，東南之遺寶。”所謂“觀過知仁”是孔子的話，原話是“觀過，斯知仁矣”，意思是人的品性不同，看這個人犯的過錯，可以看出這個人是個什麼樣的人——從你狄仁傑的所謂過錯來看，你是個好官，是被埋沒的珍寶啊！
電影《狄仁傑之四大天王》劇照
於是狄仁傑非但沒有受到處分，反倒升官了，閻立本保薦他擔任了幷州都督府法曹參軍，這是個正七品上的官職，狄仁傑因禍得福了。擔任法曹這樣的官職對狄仁傑來說是個極好的鍛鍊，日後他斷案的能力極有可能就是在幷州培養起來的，在這裡他工作了10年以上，為他日後的行政生涯積累了寶貴的經驗。在幷州狄仁傑乾得很出色，但是由於史料的缺乏，我們無法再詳細進行描述。
上元二年（675）他被調到了長安擔任大理寺丞。由法曹到大理寺丞，都是司法官員，他獲得此職，一定是因為在法曹任上的傑出表現。可見歷史上狄仁傑善於斷案的美譽不是浪得虛名。當了大理寺丞後不久，狄仁傑就創造了一年斷案17800起的紀錄。這意味著一年不休息的話，平均每天要斷案49起。審理卷宗不是看小說，我敢擔保多數人看小說的速度都沒這麼快。後來狄仁傑那個神探的美名，就與他在地方和大理寺善於斷案有關係。不過可惜的是，這些案子在史籍中基本都沒有留下細節。
後來因為出色的工作能力，狄仁傑得到了高宗得賞識，從大理寺丞升任侍御史，後來又擔任過寧州刺史、冬官（工部）侍郎，洛州司馬等。在武則天天授二年（公元691年）9月，62歲的狄仁傑第一次被任命為宰相。
但沒過幾個月，狄仁傑就因酷吏來俊臣的誣告“謀反”被捕入獄，還差點死掉，雖然後來真相大白，武則天卻不肯完全為他平反昭雪，貶他到彭澤去擔任一個小小的縣令。
唐代的官員多數70歲就退休了，此時的狄仁傑已經64歲，要是一般人，也許早都心灰意冷，破罐子破摔了：反正我窩在那兒，我幹得好乾得壞，有誰知道呢？可是狄仁傑不是這樣，他一生最有職業精神。哪怕做一個小小的縣令，也做得有滋有味，從來不怨天尤人。
史書上沒有記載狄仁傑在彭澤縣的所作所為，只有《新唐書》裡留下了短短的六個字：“邑人為置生祠。”為活人建立的祠堂就是生祠。古人在表達對某個官員的深厚感情的時候，會湊在一起建個德政碑，在該人去任的時候進行歡送或者挽留，而建立生祠則是老百姓表達自己感情最強烈的手段了。狄仁傑在彭澤縣的時間一共是兩年多，並不長，但是以狄仁傑一貫的仁政思想和敬業精神來說，他一定在任期內兢兢業業，為彭澤縣老百姓辦了許多的好事，老百姓對他感恩戴德，所以才有了這座生祠。
古代專制社會，不能指望法制和制度來約束官員，老百姓能不能遇到好官有點撞大運的意思，所以才有了“清官情結”，人們把希望都寄託在官員的個人品德上。這是古代專制社會的弊端。但是在這種歷史背景下能夠被老百姓稱頌為清官，乃至建立生祠，則能充分證明這個人的人品。後來宋代大文豪范仲淹路過彭澤，參拜了狄仁傑祠堂，他們兩人有許多相近之處，都是孝子忠臣，又都為民直言得罪權貴而遭貶，所以范仲淹感慨良多，揮筆寫下了經典名篇《唐狄梁公碑》。無獨有偶，宋代詩人、書法家黃庭堅也是狄仁傑的“粉絲”。他曾經寫詩《題馬當山魯望亭四首》盛讚狄仁傑：“鯨波橫流砥柱，虎口活國宗臣。小屈絃歌百里，不誣天下歸仁。”紹聖元年（1094）黃庭堅揮筆書寫了《唐狄梁公碑》碑文，有拓本傳世至今。此碑人稱“狄公事、範公文、黃公書”，謂之“三絕”。
當然了，開好車的不見得都是好人，樹碑立傳的也不見得都是好官。明朝大太監魏忠賢也有人給他建生祠，但那是官員們溜鬚拍馬的結果，與狄仁傑這座老百姓建立起來的生祠沒法相比，判若雲泥。
咱們現代人，尤其是一些年輕人，自認為自己很有使命感，但是把這種使命感錯誤地理解為“天將降大任於我身”，總覺得自己很非凡，於是遇到一時挫折就容易一蹶不振，然後把自己的境遇歸結為社會的不公。我們太渴望成功了，以至於忽視了人生是一步一個腳印走出來的，是細節堆砌出來的。
你看看狄仁傑的遭遇，除了沒處以死刑之外什麼沒碰到？夠不夠委屈？可是人家沒有任何頹廢。你說他有沒有使命感、責任感？當然有，而且是極高的使命感、責任感。他把這種使命感、責任感具體化了，具體為認真完成人生的每一個細節，而不是空洞的口號。狄仁傑的這種堅持，很快給自己帶來了轉機。正應了那句話——機會總是留給有準備的人。
從以上描述可以看出來，就大理寺丞的職責而言，大部分案件應該不是狄仁傑親手偵破，雖然唐代大理寺官員也時不時直接參與重大案件審理，但多數案件是在基層官吏審理完畢後交由大理寺複審。所以我估計狄仁傑的主要功勞在於審閱卷宗，從中發現疑點或者真兇，避免冤假錯案，提高審判效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