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素有重農輕商的傳統。行業排序歷來就是“士農工商”——讀書人的社會地位最高，商人的社會地位最低。

不過，到了晚清時期，特別是中日甲午戰爭以後，隨著外國資本大量湧入，商業日益繁盛，商人的社會地位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提高。從國家層面上講，也從昔日排斥商業，逐漸變成扶持和發展商業。

1903年，清朝還設立了商部，實行“恤商政策”。1906年，商部、工部等合併而成，成為農工商部，掌全國農工商政並森林、水產、河防、水利、商標、專利諸事，下設農務、工務、商務、庶務四司。慶親王奕劻的長子載振出任首任農工商部尚書。

農工商部是“清末新政”的產物之一，自然也出臺了許多支援和鼓勵商業發展的政策。

一

1903年，農工商部成立之初，就出臺了《獎勵公司章程》，規定創辦公司的人，只要能集股50萬元以上，就“準為商部五等議員，加七品頂戴”；以此類推，最高集股5000萬元以上的人，則“準為商部頭等顧問官，加頭品頂戴，特賜雙龍金牌，準其子孫世襲商部四等顧問官，至三代為止”。

你看，只要能夠集股5000萬元以上，就賞加頭品頂戴，看上去很有吸引力。更何況，朝廷還允許子孫三代世襲商部四等顧問官。

不過，在清朝晚期，國內商業才剛剛起步，財大氣粗的商人並不多，極少有人能達到《獎勵公司章程》的獎勵標準。農工商部見到這種情況，在1907年出臺《改定獎勵華商公司章程》，將最低受獎條件減為20萬元，最高受獎條件減為2000萬元。商人集股集股20萬元至2000萬之間的，根據錢數多少，分別給予農工商部五等、四等、三等、二等、頭等議員和四等、三等、二等、頭等顧問，加封七品、六品、五品、四品、三品、二品、頭品頂戴。

如果商人本身已經有了職銜，不願再加封農工商部的職銜，可以申請准將封賞轉移給其同胞兄弟及直系子侄，只是不能濫移遠親。

二

不僅如此，清朝還給民間投資者賜予爵位。慈禧太后專門下了一道懿旨，指示對出資極多、用工較眾的創業者“破格優獎，即爵賞亦所不惜”。按照這道懿旨，農工商部於1907年制定了《華商辦理農工商實業爵賞章程》，對出資達到一定額度的商人授予爵位。比如，對於出資1000萬元以上的投資者，賞加三等男爵；對於出資2000萬元以上的投資者，賞加一等子爵。

清朝對爵位的管理一直比較嚴格，不肯輕易售給沒有軍功的大臣。曾國藩平定了太平天國運動，幾乎是憑藉一己之力為清朝續了半個世紀的命，也只是被授予一等侯爵的爵位；張之洞興辦洋務運動，搞得轟轟烈烈，成為“晚清四大中興名臣”之一，就因為沒有打過仗，終生沒有授予爵位。

現在，商人憑藉投資興辦實業，就可以獲得爵位，也算是一種與時俱進吧。

三

當然，清朝賞加給商人的官銜和爵位，並沒有什麼實際作用。商人不可能依據這種官銜和爵位，真的跑去做官。但是，那時候的清朝，官本位意識還非常濃厚。一名商人的社會地位是遠遠低於總督、巡撫等封疆大吏的。在正常情況下，他們想見總督、巡撫一面都極為困難，更別說辦事了。

如今，如果商人有了頭品頂戴、二品頂戴，再去地方上拜見總督、巡撫們，就要享受相應的待遇；總督、巡撫們會按照接待京官的禮儀，隆重地接待他們。

四

那麼，晚清時期有沒有商人真的因為投資興業，獲得官銜呢？答案是肯定的。

光緒二十年的科舉狀元張謇，在中日甲午戰爭之後興辦實業，陸續開辦了大生紗廠、廣生油廠、復新麵粉廠、資生冶廠、天生港口、天生港發電廠等實業。這些公司投資多的超過百萬元，少的數十萬元，墾地數十萬畝，累計投資達到了200多萬元。1904年，由農工商部奏準，張謇被聘為該部頭等顧問官，並賞加三品頂戴。

在同一時期，集股125萬元創辦福建信用銀行的林爾嘉、集股100萬元以上創辦上海阜豐機器麵粉公司的孫多森、集股100萬兩創辦溥利呢革布股公司的譚學裴、集股120萬元創辦豆腐公司李煜瀛等人，也都被工商部奏準聘為頭等議員，並賞加二品、三品頂戴不等。

有意思的是，清朝不反對婦女興辦公司，只是規定如果已婚婦女興辦公司，需要丈夫提供允准字據。而且，如果該公司出現錢款、債務、虧折等事宜，丈夫應當承擔連帶責任。

時人笑談：古有“父債子還”，今有“妻債夫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