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事件梗概

2009年，俄蒙聯合考古隊在蒙古國南戈壁省發掘了一座名為“巴彥布拉格要塞”的遺址，經學者們考證，認為此城市遺址正是西漢時期由漢朝所建的受降城（當時這裡屬於漢朝領土），而在城內，考古學家們發現了一座亂葬坑。考古專家認為亂葬坑內遺骸屬於駐守漢代受降城的漢軍士兵，他們是在一次殘酷的戰鬥中戰死的。

歐洲生物學家們測試了137個歐亞草原古代樣本的DNA，其中2個樣本來自蒙古國南戈壁省巴彥布拉格遺址亂葬坑，經專家判定為2000年前在戰鬥中陣亡的漢軍士兵遺骸。

二、DNA資料也支援兩具遺骸為受降城漢軍

1、y染色體與母系線粒體資料：

漢軍一：父系O2a1c1a1a1a1e-F4062，母系D4a

漢軍二：父系O2a2b2a-F871，母系D4b2b2b

O2a1c1a1a1a1e-F4062屬於O2a1c1-F11的下游支系。是中國最常見的三大超級父系祖先中的O2a1c1-F11這支。

父系型別O2a2b2a-F871屬於O2a2b-P164O2a2b2-AM01822的下游支系。現代分佈以中國中東部偏多。

同時，這兩個樣本的常染檢測結果也告訴人們，兩千年前的漢代士兵與現代華北漢族人在基因上並無區別（見下餅圖），兩千年來，在這片土地上一直生活著同樣的一群人。

2、常染色體資料

漢軍一，常染色體K12b資料

漢軍二，常染色體K12b資料

三，蒙古國南戈壁省巴彥布拉格要塞遺址

（漢受降城）考古紀要

2009年，由俄羅斯和蒙古國考古學家組成的“中央亞細亞”聯合科考隊，對位於蒙古國南戈壁省的巴彥布拉格（Bayanbulag）西漢要塞遺址進行了考古發掘。此次發掘圍繞遺址的三個地點展開：1號發掘地點，發現有大量中國古代士兵的遺骸；2號發掘地點，對牆體及土窯洞進行解剖，發現有夯土牆體和利用土坯磚壘砌而成的內廊牆體以及土窯洞；

注：中國考古專家早在2007年就提出，此地應是漢受降城，建於公元前105年。

1、考古摘要

在2號發掘地點發現橫向三道土牆。在兩牆之間的通道中，約兩平方米的面積內，發現有8件銅弩機。在溝底層發現大量的鐵斧、鍤、缸、刀和鋤頭，除了陶片外，數量最多的當屬動物的骨骼，其中狗的骨骼最多，包括兩具完整的狗骨架。還有鐵鋌銅鏃鐵質甲片。此外還找到很多鐵質勞動工具，鐵鍋碎片和缸等。更為重要的發現是，陶土製成的封泥。用於密封官方文書的印記。極有可能此土窯是用來當做儲物倉庫之用。

第1發掘地點是一個不規整的坑，內有大量人類遺骸（M：1）。從坑中共清理出20具成人骨架和33個骨骼部位。所有的骨架和骨骼部位都有蓄意肢解和切割的跡象。很難解釋那些不完整的骨骼或者單獨的身體部位，是否是在埋葬之前就已經腐爛肢解了。雖然骨骼的儲存狀況不是很好，但是仍然能夠在骨頭上看到清晰的被銳器（劍或者刀）切割和砍砸的痕跡。例如。19號屍骨。在腰椎部位被折斷，身體被一分為二下半部分缺失。

可以想象我們所面對的不是肢解的屍骨，而是一場殘酷的大屠殺 S18號屍骨向我們揭示死者是被活生生砍死的（圖四）。屍骨躺在地上殘存的上肢骨旱抬起狀態護在臉上。手臂前端殘缺，很顯然是被砍掉了。另外兩個例子（S5，S7），腿摺疊壓在身子下，腳處於盆骨下方（圖五）。這意味著這些死者在死亡時，呈跪立的姿勢。很有可能這些人是經歷過殘酷的戰役後被匈奴殺死的。

除去人骨外，還發現有戟、馬轡構件和帶扣，以及帶有青銅釦首的刀，此刀是特意放置用來陪葬的，據此可以推測埋葬死者的應該是自己人。透過擺放在死者旁邊的這一套金屬器物，我們推斷死者生前是一個騎兵（漢代騎兵通常會持長戟）。

注：類似的墓葬坑，發現於另外一座漢代遺址——陶卜齊古城，位於呼和浩特市榆林鎮附近，也就是漢代的定襄郡安陶縣。也有一處漢代埋葬陣亡將士的亂葬坑。

出土遺物

陶器所有陶器均發現於城址內，以帶有布紋的灰陶殘片為主。很多器型都有口沿。發現的器型有：盆、釜、罐、甑、甕，還有器型較大的鼎。金屬生產工具 發現有鍤、鎬、斧、釭（車附件）鏨、刀、釜等（圖七，8-10、12）。

武器、坐騎裝備和鎧甲 共出土300餘件鐵鋌銅鏃，還有戟、鐵馬轡構件、鐵甲片、弩機、長劍、兩枚銅釦、青銅帶鉤、劍柄首、青銅環、青銅和鐵質鐓、銅鈴鐺、銅鍋殘片（圖七，1-7、11；圖八，1-3：圖九-圖一二）。

帶有文字物品出土四枚青銅印章（圖八：58-10），還有封泥（圖八，4；圖一三）。在2號發掘地點還發現帶有漢字的陶片。此外在發掘區域內還發現有近20餘枚五銖錢（圖八。6。7：圖十四）。

所有這些出土物都明確帶有漢代的文化特徵，”距此城最近的一處漢代城址是70公里外的朝魯庫倫城（Chulun herem），意譯為石頭城，同屬於外圍防禦系統”。在那裡同樣發現有陶器、弩、鐵甲片、鏃、戰刀、鐵鏟等”。

根據巴彥布拉格要塞的文化內涵來推測，其年代為公元前1世紀，從漢武帝統治末期到漢宣帝時期。

受降城應該位於雞鹿塞的西北方，光祿塞的外圍”。“朔方軍向西北方向出征，返回的路線應途經受降城”。因此可以推斷受降城的位置不在朔方的正北，而應該是在西北方向。公元前81年，單于將軍隊部署在受降城附近來抵禦漢軍。因而受降城不可能位於漢軍控制的領土內，也不應該屬於漢外圍防禦體系。公元前71年，漢軍發起了一場針對匈奴大規模的征伐，在田廣明的率領下從西河出發到達受降城”。過黃河和五原境，同時在田順率領下另一支也開始出發，向北挺進。這也正是鮑桐所推斷的，受降城的地點應該在黃河河套的西或者西北部，長城以外。

透過考古專家研究，可以勾勒出一個漢武帝時期邊境防禦的新路徑（圖一五）。漢軍的行軍路線，是從五原郡和朔方郡出發，經雞鹿塞，從西河郡過眩雷塞，經距外部防線70公里處的受降城，然後分兵兩路，分別向西和向北討伐匈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