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376年（明朝洪武九年），福建發生一件大案，福建有一位小吏被上司活活鞭打致死，滿朝譁然，底層官吏群起憤慨，事情鬧到京師。朱元璋親自出面，平息了此事。結果是朱元璋認為上司打得好，還公開賞賜了兩位上司。這件事，要從明朝開國時期說起。

公元1368年，朱元璋建立明朝，大明朝今後該如何治理，朱元璋陷入了思考，朱元璋曾多次反思元朝失敗的教訓，認為元朝最大的問題對待官員太“寬”，這個“寬”，並非“寬仁”，而是“放縱”。所以，朱元璋自稱帝以來，一直秉承以“嚴”治國。洪武四年，朱元璋當時出現了“天鳴八載，日中黑子疊見”的奇異天象，古人深信天象之說，欽天監認為這是國家刑獄太嚴的預兆，朱元璋當時就陷入了沉思。還和劉伯溫有過一段非常經典的對話。

據《明史紀事本末·開國規模》記載：

上手書問劉基曰：“近西蜀平，疆宇恢廣。元以寬失天下，朕救之以猛。然小人但喜寬，遂恣誹謗。今天鳴八載，日中黑子疊見，卿宜條悉以聞。”

朱元璋問劉伯溫：近來，傅友德等人已經平定了蜀地，現在明朝疆域廣闊，一統四海。元朝以“寬”失天下，朕用“猛”來挽救天下。但底層的官吏習慣了元朝的縱容，對我的嚴厲十分排斥。現在天象異常，是不是老天在警示我呢？

對於朱元璋的提問，劉伯溫的回答是：

“雪霜之後，必有陽春。今國威已立，宜少濟以寬。”

劉伯溫的意思是，冬天過去了，馬上就到春天了。陛下你已經嚴厲了四年了，國威已經樹立了，接下來，可以考慮適當對官員放寬要求。劉伯溫沒想到，他的一席話，並沒有讓朱元璋改變主意。朱元璋還是堅持認為，自己好不容易從元朝手中奪取天下，就不能重蹈元朝之覆轍，繼續以“猛”治理天下。

朱元璋在吏治方面下了很大功夫，規定，若官員欺壓百姓者，一律處以重罪，若官員貪汙銀兩達60兩以上的，證據確鑿，可就地斬首。不僅如此，明朝官員的俸祿也比宋、元、清三代低得多。

再回到本文開頭的那個案件，當年九月，福建的一位叫杜二的小吏平時橫行鄉里，欺壓百姓，鄉民畏懼，不敢舉報。福建有兩位參政分別叫魏鑑、瞿莊，他們奉福建布政司、按察司的命令到底層巡查，有膽大的鄉民鼓起勇氣向兩位參政舉報杜二的惡行，魏鑑和瞿莊聽聞後，大怒不已，立即派人捉拿杜二，杜二面對質問和證據，竟然矢口否認。

魏鑑和瞿莊怒不可遏，當堂處以“笞刑”。（“笞刑”為古代五刑之中最輕的刑罰，指用鞭子或竹條責打犯人的背部、臀部和腿部）。因為杜二和當地衙役都很熟悉，衙役們鞭打的時候下手較輕，故意手下留情，讓魏鑑看出破綻，魏鑑拿起鞭子，親自毆打。不一會，來舉報杜二的百姓逐漸增多，杜二的罪行也越來越嚴重，瞿莊看不下去，下堂接過鞭子繼續責打。沒想到，杜二不經打，經兩人一番折騰，竟然被活活打死了。

這下麻煩了，以杜二之罪，最多判個徒刑，兩人竟然將他無意辦成“死刑”。杜二的家人要到福建按察司去告二位參政，許多底層小吏也紛紛為杜二說話，百姓們為了讓魏鑑和瞿莊免受責罰，也一起去聯名上書，替兩位參政喊冤。一時間，百姓和小吏對立，大鬧起來，此案引起軒然大波，福建巡撫和按察使覺得此事太棘手，把此案上交給了刑部，刑部又轉給了中書省。

當時中書省右丞相乃胡惟庸，胡惟庸也覺得不好處理，將此事彙報給朱元璋，並提出自己的意見：小吏罪不至死，兩位參政有用刑太苛的嫌疑。朱元璋仔細檢視卷宗後，提出了自己的見解。《明史紀事本末·卷十四》記載：

中書省奏福建參政魏鑑、瞿莊笞死奸吏。上曰：“君之馭臣以禮，臣之馭吏以法。吏詐則政蠹，政蠹則民病。有司多不法，為下所持，任其縱橫，莫敢誰何。今兩參政能奸吏於極刑，所謂惟仁人能惡人也。”

朱元璋的意思是說，底層小吏是吏治的關鍵，如果小吏腐敗，則百姓民不聊生。很多地方官之所以不能嚴格執法，都是因為被下面的小吏所裹挾。現在魏鑑和瞿莊兩位參政能夠為民做主，將奸詐小吏打死，看似殘忍，但對百姓來說是十分仁義的。

然後，朱元璋還說，這兩位參政打得好，朕要重重賞他們。“特賜璽書勞之”，在朱元璋的親自處理下，這場風波才算結束。

筆者看來，朱元璋之所以會這麼處理，是因為他深知“元朝以寬失天下”，因此對明朝官吏十分嚴格，特別是對底層官吏，更是嚴苛到了極致。朱元璋的做法，放在今天的“法治社會”，或許會充滿爭議。但在封建社會，他站在國家和百姓的立場上，他的處理還是深得民心的。洪武大帝雖然剛猛，但在對待百姓方面，頗有仁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