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二次西征，是指太平天國於1860年至1861年發動的進攻湖北的戰役。因為1853年太平軍曾發動過一次進攻湖北的西征之戰，故而稱為二次西征。這次西征共有兩路大軍，北線由太平天國英王陳玉成統領，南線由忠王李秀成統領。然而遺憾的是，這次西征最終沒有成功，二次西征的終極目標：解安慶之圍也終於沒有實現。而在早前，太平軍由於具備高度機動的優勢，經常使用圍魏救趙之術解救危局，那麼這次攻湖北而救安慶的策略為何失效了呢？
一、李秀成的私心太平天國內訌後，楊秀清、韋昌輝、秦日綱等元勳宿將都被誅殺，石達開遠走湘桂，天國後期的軍事局面，全靠忠王李秀成和忠王陳玉成支撐。1860年5月太平軍二破江北、江南大營，天京周圍的軍事局面稍有緩解，但西線安慶卻陷入湘軍重圍，遲遲不能解圍。城中葉芸來所部僅有二萬餘人，局勢岌岌可危。安慶是天京上游最重要的戰略重鎮，失安慶則長江沿線再無遮擋，太平軍就算把江南、江北大營滅一百次，也逃脫不了湘軍環環進逼的危險。
基於此，在幹王洪仁主持下，太平天國召開了軍事會議，商定了下一步的軍事策略，即，先東征、後西征，東征的目的是攻下蘇南、浙江，特別是要拿下上海，以打通和洋人通商的口岸，準備採購大批洋輪——即西洋軍艦，以組建強大的水師與湘軍抗衡。西征的目的更為宏大，即南北兩路並舉，撇下安慶暫時不管，遠道襲取湘軍的老巢武漢，迫使湘軍回援，而後乘其弊以破之。從總體上看，這個計劃並沒有什麼大錯。打蘇浙、上海，這等於斷了清朝軍大的財源，必將擾動整個戰局，不僅會拓展太平天國的戰略縱深，還會在一定程度上引起清廷恐慌，進而調動湘軍入浙作戰，這也可以從戰略上救安慶之圍。
但陳玉成反對。他的理由是，蘇浙早打晚打都可以，而安慶是天京的門戶，形勢已經十分危急，如果拖延時日萬一失陷，將會陷天京於絕地。幹王洪仁和忠王李秀成卻執著東進之策，反覆與陳玉成爭論，最後拗不過人多，陳玉成終於從眾。1866年5月以後一直到9月，陳玉成率部入蘇，連克常州、蘇州、無錫一帶，與李秀成大軍協同作戰，取得了不錯的戰績。按照之前的戰略，太平軍諸部應當調頭西進，攻湖北以解安慶之圍。
但李秀成的心態此時發生了變化。從外因上看，是因為進攻上海不利，遭到了淮軍聯合洋槍隊的反擊，並且嘉興方向的太平軍被杭州清軍攻擊。李秀成不願撤兵西進。而更主要的是內因。李秀成手下的軍隊一直在蘇南一帶活動，這裡可以說是他的勢力範圍，故而在東征戰役中，他一直很賣力。安慶和皖南則是英王陳玉成的勢力範圍，救安慶的主責在陳玉成，而不是他忠王李秀成。李秀成對安慶能否解圍也沒有足夠信心，他甚至主張太平軍多購糧食，做好天京城的儲備，以備來日大戰，也就是說，他已經預感到安慶將會失陷，天京城將會被湘軍直逼城下。陳玉成苦等李秀成無望，遂於1860年9月自行率軍北渡長江，開始西征計劃。
二、遲緩的北路軍南北兩路齊進的戰略計劃擱淺，陳玉成的似乎也有點氣糊塗了。按照原計劃，陳玉成應當率軍從安慶北面，輕兵疾進，以最快速度直入湖北省內。彼時湘軍主力雲集安慶周圍，湖北腹地兵力空虛，根本抵擋不住太平軍。但陳玉成也犯了戰略上的錯誤。
9月渡江後，陳玉成先率兵殺到定遠，當時捻軍正被湘軍圍困，陳玉成與清軍大戰，解除了定遠之圍。雖然耽誤了一段時間，但總算兩軍匯合實力增長。可是，按原計劃，陳玉成應當立即揮師入鄂。鬼使神差，陳玉成並沒有直接西進，而是南下廬州，企圖就近解安慶之圍。他在掛車河（今安徽桐城西南）連營40多座，與湘軍多隆阿、李續宜部激戰一場。多隆阿是湘軍頭號悍將，素來是陳玉成的剋星。陳玉成戰鬥失利，又退回廬州休整。這次偏了軌的援救計劃失敗的主因，就是因為湘軍準備好了圍敵打援，陳玉成正中下懷，與湘軍優勢兵力硬碰硬，才導致失利。掛車河之戰前後耽誤了陳玉成近三個月的時間。到1861年年初，陳玉成才下定決心繼續入鄂。3月進兵湖北，由於湘軍盡出，腹地空虛，陳玉成一路猛攻到黃州（今湖北黃岡），武漢已近在咫尺。武漢城中只有三千弱兵，如果陳玉成繼續猛攻，武漢必失。
湖廣總督官文在武昌城內哀嘆城池必失。而胡林翼是安慶戰役的總軍師，是他提出了包圍安慶進取皖南的策略，聞知此事，他急的吐血，痛責自己是“笨人下棋，死不顧家”。但是，就在這一關鍵時刻，事情發生了急劇變化。起先是英國參贊巴夏禮到黃州會見陳玉成，表示了英方決議干涉。因為長江中下游是英國的勢力範圍，破武昌則上下游截斷，嚴重影響英國的商業利益。陳玉成畏懼英人武力干涉，志氣為之一沮。續後，安慶方面又急報，說清廷已與洋人約定，不得再向安慶城中輸糧，葉芸來部無食無援，已接近崩潰。而此時，陳玉成遲遲不見李秀成大軍前來，只好留下賴文光守黃州，自率主力轉攻鄂北，此後又轉入皖南戰場，掉頭去救安慶了。
那麼李秀成在幹什麼呢？他敢不遵洪秀全的決策嗎？李秀成自陳玉成北渡後，一直在蘇南戰爭猶豫不決，他內心的真實想法是繼續開拓蘇南、浙江乃至江西、福建，以東南為基地與湘軍抗衡。但在洪秀全和幹王的多次催逼後，終究不情願地發兵西進。直到1861年6月，也就是陳玉成撤走後三個月，李秀成才攻至武昌（今湖北鄂州），與長江對岸的黃州遙遙相對。一時間，活躍於湖北的義軍還是大受鼓舞，大冶、武昌、江夏、興國等地的各股義軍紛紛加入李秀成麾下，李部兵力高達三十萬，成了太平軍諸部兵力最多的。
此時英國人又派駐漢口領事金執爾來威嚇李秀成，要求其決不能進攻漢口，否則將會招致英軍的打擊。李秀成本就不願西征，遂以此為藉口退兵。太平軍素來不怕與外國開戰，早前英軍艦艇從天京經過，因為出現外交爭端，太平軍浦口炮臺就與英軍發生激戰，毀傷了英軍船隻。陳玉成、李秀成之所以都在英國人威脅後退兵，只不過各有各的想法罷了。事已至此，二次西征兩路大軍都已退還，以攻湖北解安慶之危的戰略計劃，也就徹底宣告失敗了。
三、曾國藩識破圍魏救趙之計圍魏救趙之計，是太平軍屢試屢驗的妙計。就在二次西征之前，陳玉成、李秀成聯手大破江北、江南大營，就是先調動清軍遠出，而後趁機攻滅了兩座大營，怎麼到了曾國藩這裡就不好使了？曾國藩與清軍綠營兵後統帥們不同，諸如德興阿（江北大營統帥）、和春（江南大營統帥）都是行伍出身，他們雖勇於戰鬥，但戰略上始終棋差一著，往往摸不透太平軍靈活多變的戰術，故而經常中計。曾國藩則不同，他集團中的胡林翼、趙烈文都是書生出身，書生為將大多善謀謹慎，遇事不衝動，習慣於打有把握之仗。這一特點在應對太平軍二次西征上體現的特別明顯。
曾國藩在陳玉成入鄂之初，就判斷出太平軍是在用“圍魏救趙”之計，他在向朝廷的上書中鮮明地指出：“逆黨之救安慶，其取勢乃在千里之外，皆所以掣官兵之勢，解安慶之圍。”陳玉成、李秀成兩部先後逼近武漢後，胡林翼急的咯血，想要調李續宜一部回援湖北，曾國藩堅決制止，並指出：“（太平軍）皆所以分兵力，亟肆以疲我，多方以誤我。”兩軍對決，首在廟算。既然在戰略上看破了太平軍的圖謀，再加上江北、江南大營被滅新鮮熱辣的教訓，曾國藩就堅持不動如山，始終沒往湖北派一兵一卒。如此一來，太平軍所謂的圍魏救趙計，反而把自己拖得很累，陳玉成東奔西走，來回於湖北和安徽之間，士兵十分疲憊，可以說，這是後來安慶解圍不力的直接原因。那麼，就算曾國藩看破了陳玉成之計，太平軍就真的沒有取勝的希望了嗎？非也。
事實上，就在李秀成漫不經心地取道江西、皖南進攻湖北時，就遇到過一個天大的機會。湘軍五路大軍圍攻安慶，曾國藩當時只以萬餘人駐守長江以南的祁門，其中久戰之兵只有四千餘人，可以說實力相當弱小。而李秀成所部數萬大軍當時正從祁門經過，李秀成雖知曾國藩在此，但他認為湘軍主帥所居之地，必然有重兵把守，於是僅僅一經接仗就走。當時南路太平軍分為三隊，李秀成一隊，李世賢一隊，楊輔清一隊，都沒有認真偵察祁門湘軍的情況，或是受阻撤回，或是繞路而走。反觀曾國藩，則一度憂慮被南路太平軍合圍，甚至還寫了遺書交待後事，併產生了從江北岸調兵鞏固防守的念頭。精明如李秀成，怎麼會沒有發現這一情況呢？大概還是因為他既不是真心實意想西征，故而進兵時也就機械執行既定方略，全然沒有了機動靈活。倘若他能及時調整計劃，把二次西征的矛頭定在祁門這個要害，說不定才真正能調動安慶的湘軍。一旦能讓湘軍來回奔波，那就進入太平軍熟悉的運動殲敵的節奏，說不定安慶之圍可解，而太平天國後期局勢為之改觀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