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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此衙門排名最後,但出來的人,有很大機率能升任尚書、侍郎

中進士、點翰林是讀書人夢寐以求的願望,不過清代時期,翰林院卻是一個地位較低的衙門。以排列順序而言是:內閣、部院(六部、理藩院、內務府)、九卿(都察院、大理寺、太常寺、光祿寺、鴻臚寺、太僕寺、通政司、宗人府、鑾儀衛),最後才是翰詹科道。顯然,翰林院排在了最後。

清代此衙門排名最後,但出來的人,有很大機率能升任尚書、侍郎

儘管翰林院在中央機構中排名最後,但並不意味著翰林院衙門裡的翰林們就會受到冷落,相反,有清一代,翰林的升遷最優,有著一般進士所無法比擬的仕途前景。如果從各個方面進行考量的話,就不難得出“翰林舉足輕重”的結論。

清代殿試以後,新科進士們還要進行朝考,透過考試的便可成為庶吉士,入翰林院學習深造。嚴格意義上來說,翰林並非是國家的正式官員,即無品級其俸祿也十分有限,而是屬於國家的儲備人才。

按制,翰林們要在翰林院學習三年,因為科考是三年舉行一次(恩科除外),三年後散館然後新一批翰林入院。也就說,每三年朝廷就要安排這批翰林們入職,如果在京一般都是擔任檢討、編修,以及詹事府洗馬、司業等職。清初時期規定,吏部、禮部的尚書、侍郎為翰林專缺,但對於人數眾多的翰林官來說,無異是獨木之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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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朝廷必須要為這些翰林們安排一個更好的出路。康熙三十三年(1694)諭:“朕先慮翰林擁滯,故用數人於部院衙門。所用數人學問俱優。如有翰林缺出,仍著開列升補。”

此後,翰林官任京堂成為定製。按規定,翰林官可以擔任九卿、各監寺少卿、順天府尹、內閣學士等職。除了京堂外,康熙五十七年奏準,六部侍郎缺出,翰林亦可開列,因六部尚書例由侍郎升任,所以便形成了六部堂官亦多翰林出任。因此,從這個方面來說,翰林院雖然不重要,但翰林院中出來的翰林們,日後都是六部尚書、侍郎的首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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翰林也有滿、漢、蒙之分,滿、蒙翰林因為人少缺多,升轉很快。按慣例,滿、蒙翰林院編修、檢討一般在一年之內就可實授,有“編不過夏”之說。詹事府洗馬、司業,升京堂則需稍候時日,但也不過數年而已。而漢缺翰林時間相對更長,如果數年得升京堂,則屬殊遇。

自康熙三十六年(1697)後,翰林官之候缺者可以不需坐補原官,即可通融補用,而其他官員則要先補原官,方可補用他職。這樣在任職上便體現出翰林官捷足先登的優勢。

明代時,翰林官是不外任的,專待入閣,出路狹窄,坐耗資俸,造成眾多翰林無所事事,窮困一生。只能徒發“一生事業惟公令,半世功名只早朝”之嘆。清代對翰林官出路多有變通,除任京堂、科道外,外轉之制更使其出路廣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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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初年,翰林官因朝廷修纂書籍事繁,少有外轉,造成翰林官入多出少,以至於很多翰林官紛紛告假離館,形成了“三分已去其二”的局面。又因翰林官出路不暢,直接影響庶吉士的情緒。於是,康熙便以編修、檢討外用知府。但因修書需要大量翰林官,這個時候對外轉人數控制較嚴,終康熙一朝,翰林官外轉任職都未曾全面實施。

雍正即位後,大開翰林官外轉之門,編修可為道府,庶吉士可為州縣。此門一開,情況大變,直到清末,翰林官外轉成為定例,從而造成了翰林官“列卿尹,膺疆寄者不可勝數”的局面。

按照吏部銓選的規定,不同出身的候補官員,有著不同的仕途前景。進士、舉人等出身的為正途,可以優先授官,如果在京即為各部主事和內閣中書,如果在外者揀選為知縣、教職。而正途以外的官員,則數年或數十年方能得實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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翰林相比進士而言,其優越性更大,同樣是選為知縣,翰林到省後可以馬上授予實職,被稱為是“老虎班”;進士到省後,往往需要經過試用方能實授。兩相對比,便知差異。

另外,明代就有“非翰林不入內閣”的傳統,清代亦如此。清代入閣並非是我們通常理解的升任大學士,內閣中大學士居首,其下還有協辦大學士,大學士一般是按照資歷晉升的,開缺即補。內閣中真正負責具體事務的是內閣學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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雍正朝以後,大學士多在軍機處行走,漢內閣學士成為內閣辦事的實際負責人,而此職為翰林官之專缺。內閣學士可謂前途無量,要不按部就班升任協辦大學士乃至大學士,要不就是升任各部侍郎、各省巡撫。因此內閣學士成為翰林攀登仕途高峰的一個最主要的晉升之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