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焚書坑儒”作為秦始皇的一大政治標籤，無論是在何種場景裡都會被人們提起，然而事實卻並非流傳的那樣。公元前221年，秦王嬴政，掃平六合，虎踞四方，建立了中國歷史上第一個大統一的中央王朝，作為這個前無古人的王朝的掌舵者，他十分明白此時的秦王朝，其實危機四伏，並不穩固，首先，原先六國的舊貴族們，雖然歸順，隱居地方，但是他們絕對不是心甘情願的成為籠中鳥的，只要王朝一旦動盪，他們必定揭竿而起，劃地而治（陳勝，吳廣起義後，六國舊黨紛紛響應，就說明了這一點）。其次秦國內部的意見不統一，以博士淳于越為首的論古派認為，殷商和周朝統治達一千多年，是由於分封子弟及功臣作為膀臂輔翼，而現今秦王朝一統天下，想要達到長治久安，必定要採取分封制。

而另一種觀點是以丞相李斯為首的變革家提出來的，李斯認為，淳于越完全是謬論，他認為社會歷史是要發展的，這是在搞“私學”的人作“不師今而學古”，“道古以害今”的論調，若不禁止，勢必“主勢降乎下，黨與成乎下”，因而建議焚燒私人所藏的詩，書，百家語和秦記以外的各國曆史記載，史載對當時“犯禁者四百六十餘人”盡皆處死，並嚴令：“有敢偶語詩書者”要“棄市”，“以古非今者”要滅族，其目的就是要禁絕“私學”，強制人們“學法令，以吏為師”，使國家法令能夠“定一尊”，而也是法家商鞅“燔詩書而明法令”政策的具體化及擴大化。看到這些的嬴政明白，只要思想不統一，國家政策就很容易被拉皮條，上令下不效。

於是為了實現真正的大一統，他採取了焚書坑儒這一舉措，但其實這並不是一件事，東漢史學家王充在他的《論衡·語增篇》中指出二者是背景不同的兩件事，“燔《詩》、《書》，起淳于越之諫；坑儒士，起自諸生為妖言。”“焚書”是書厄，不見人禍；“坑儒”是人禍，卻無主名”。公元前213年秦王接受了李斯的建議開始推行焚書令，秦王焚書並不是要不分青紅皂白地焚，他考慮到了國家要想統一，六國的歷史書籍便不能繼續傳播發揚，否則復仇動亂的星星之火，必定不會消滅，所以他下令凡列國史記、百姓私藏的《詩》、《書》和百家語等均限期交出焚燒，而國家一統後必定要發展經濟，所以關於，農桑，醫藥，占卜的書籍可以保留下來，指導人們的生產，生活。而且根據《史記》記載，所有的書籍其實在秦朝的中央都有收藏，要焚燒的只不過是民間的書籍。

坑儒是發生在公元前212年，由於秦始皇對長生不老術的瘋狂迷戀，找到了當時比較有名的兩個方士，一個叫侯生，一個叫盧生，他們對秦始皇宣稱自己可以上通神靈，下曉地府，以此來幫助始皇帝實現長生不老的願望，始皇當然願意嘗試了，於是他賜給他們錦衣玉食，想讓他們幫助自己實現理想，但是很長時間過去後，他們卻沒有任何成效，一事無成，他們也因為害怕處罰而逃跑了，並且在逃跑的時候口無遮攔，說了很多不該說的話，這下皇帝的臉面哪裡還掛得住，於是他下令四處抓方士，並且活埋以洩憤。

其實縱觀中國歷史，焚書坑儒類的事情並不新鮮，就拿清朝乾隆帝的文字獄來說，不也達到了焚書坑儒的效果嗎？說白了，一切的手段只不過是統治者為了達到統治目的而實行的有針對性的舉措，並不是盲目的暴政。只不過，秦王朝的短命以及殘暴統治給了評論家們充分議論的噱頭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