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兩千多年的封建社會，歷朝歷代圍繞最高權力進行著激烈複雜的政治鬥爭，如西漢的宗室內鬥、東漢的外戚宦官之爭，唐朝的關隴勳貴與寒門的鬥爭。

到了明朝，形成以內閣為主導的文官集團和以司禮監為首的宦官集團的鬥爭，兩大勢力的政治角逐幾乎貫穿明朝近三百年曆史，是所有朝代時間最長最激烈的時期。

從根源上來講，明代的臣宦之爭是君主專制需要的結果，皇帝為了鞏固自身權力，始終保持兩大集團的力量均勢，或者拉攏一方打壓另一方。

明朝中期成化至正德的半個多世紀，內閣一直被宦官壓制，兩者勢力呈現一邊倒狀態，尤其在兩次決定性鬥爭中，內閣遭遇慘敗，甚至解散，宦官勢力在這一時期達到巔峰。

內閣與司禮監的起源——明朝皇權專制高度集中的產物

關於內閣的誕生和發展，最早要追溯到明太祖朱元璋時期，1380年，朱元璋借胡惟庸案，誅殺丞相胡惟庸及其大臣黨羽三萬餘人，沉重打擊元勳貴胄集團。

此後朱元璋廢除兩千餘年的宰相制度，其本人直接統領六部，實際上等於兼任宰相，然而他雖然發揮超強的能力和勞模般的精神，但繁重的政務壓的他喘不過氣。

廢相兩年後設定華蓋殿、武英殿、文淵閣、東閣及文華殿，徵詔當時社會上有聲望的大儒學者充當大學士，但其主要權力只是顧問，品級只有正五品，這就是內閣的雛形。

1402年朱棣經過近四年的靖難之役奪取皇位，這位馬上皇帝雖有朱元璋獨攬大權的雄才偉略，但他卻沒有父親的勞模風範，做不到總攬政事。

於是派解縉、胡廣、楊榮等三人入值文淵閣，參預機務，至此一個幫助皇帝的“助手”機構——內閣應運而生。

不過朱棣依然把原來宰相的決策權牢牢把持在自己手中，只是將議政權分給內閣，行政權仍在六部，內閣與六部各司其職，互不統屬，此時的內閣性質上仍然只是皇帝的私人秘書，不是權力機構。

直到朱棣中期以後，一次又一次的御駕親征讓他無暇操持內政，很多意志由內閣落實，所以內閣職權漸重，成為皇帝的最高幕僚和決策機構。

1425仁宗朱高熾繼位時，由於楊士奇、楊榮是東宮舊臣，有擁立之功，楊士奇以禮部侍郎兼華蓋殿大學士，楊榮為太常卿兼謹身殿大學士。

之後兩人又兼有尚書職位，雖然身居內閣，其頭銜均以尚書為尊，自此，內閣權力加重，逐漸受到重視。

不到一年，明宣宗朱瞻基繼位，禮部尚書楊溥入閣，並與楊士奇、楊榮共同主持政務，因為三人德高望重、沉穩老練，史稱“三楊”。

內閣在他們的帶領下權力進一步提升，當時全國大大小小的奏章均由內閣負責草擬處理意見，再由司禮監把意見呈報皇上批准，形成“票擬”制度。

明英宗朱祁鎮繼位之初，“三楊”以託孤大臣身份輔政，內閣地位更加顯赫，首席顧命大臣楊士奇權勢甚至與宰相不相上下。

不過就在內閣勢力向上壯大時卻遭到另一股政治勢力——宦官集團的衝擊，首要代表就是王振。

明朝宦官集團有兩大支柱，一是司禮監，二是特務機構東廠，其中司禮監掌印太監權力最大，其次是秉筆太監，東廠提督由秉筆太監兼任。

司禮監最早成立於1384年，早於內閣，其主要職責是掌婚喪禮儀等宮廷瑣碎事務，而且朱元璋吸取漢唐宦官專政教訓，對宦官管教嚴格，還鑄造鐵牌，懸置宮門，明令“內臣不得幹予政事，犯者斬”。

不過到了朱棣時期，情況有了變化，靖難之役時，朱棣暗中收買建文帝身邊宦官，為其通風報信，傳遞情報，很多宦官如鄭和在戰場上立下軍功。

朱棣執政後，大力提拔賞賜宦官，把可靠的宦官派到軍事、政治等重要職位上去，宦官的權力因而大為擴張，司禮監雖然職權依然沒有變化，但宦官集團的得勢為其專權提供溫床。

朱瞻基時期，司禮監的地位開始出現變化，變化的端倪是內書堂的設立及教授宦官讀書識字。

因為憑朱瞻基一人，已難以應對大量奏章的批閱，這樣，經過內書堂訓練，代替皇帝批閱的司禮監秉筆太監就應運而生了。

由於批閱需要硃筆，所以也被稱為“批紅”，朱祁鎮繼位後，十分信任大宦官王振，所以批紅成了司禮監的主要職責。

司禮監太監成為皇帝處理機務最貼近最可靠的助手，由於批紅的決策屬性相較於票擬的意見屬性，更具制度優勢。

再加上王振和司禮監依靠皇帝的信任，權力高漲，不僅總管內廷宦官事務，而且可以干涉外廷朝政，即“無宰相之名，有宰相之實”。

到“三楊”末期，司禮監權勢壓過內閣，成為大明朝堂權力最大的部門。

同時，宦官專政的另一個體現就是以東廠為代表的特務機構的設定。

1420年，朱棣為了鎮壓政治上的反對力量，監視朝臣，加強皇權專制，決定設立東廠。

其首領稱為東廠掌印太監，也稱廠公，是僅次於司禮監掌印太監的第二號人物，通常由秉筆太監擔任。

東廠有不經司法審判，直接逮捕審訊朝堂官員的權力，到明憲宗朱見深和明武宗朱厚照時期，又設定西廠和內行廠，權力超過東廠。

宦官集團正是依靠司禮監和特務機構，得以專擅朝政，並與內閣展開激烈的較量。

明朝中期內閣與宦官的兩次正面對決

明英宗朱祁鎮以後，強勢崛起的宦官集團不可避免地與內閣產生碰撞。

“三楊”主政時期，內閣一直是朝政運轉的樞紐，然而1442年“三楊”老去，王振在朱祁鎮的縱容下，權勢極度擴張，新任內閣大臣資歷淺，背景弱，根本無力與其抗衡，宦官集團第一次實現對內閣的壓制。

1449年土木堡之變到1464年朱祁鎮逝世前，內閣與宦官相對平衡，直到明憲宗繼位，二者鬥爭進入白熱化。

1464年朱見深繼位，是為明憲宗，在位期間怠於政事，十分寵信比自己大十七歲的萬貴妃，朝綱日益敗壞。

不過朱見深雖然不理政，但卻想把皇權牢牢控制在自己手中，內閣等外廷大臣是不被朱見深信任的。

而且此時的內閣早已今非昔比，早已脫離秘書機構的屬性，取而代之的是文官集團之首，所以朱見深維持皇權至高無上地位的是依靠宦官的力量壓制內閣。

很長一段時間以來，侍奉萬貴妃的宦官汪直善於察言觀色，投機鑽營，得到朱見深的信任，被其提拔為御馬監掌印太監，御馬監是僅次於司禮監的太監機構。

1477年在朱見深的支援下，汪直建立明朝另一個臭名昭著的特務機構——西廠，汪直自任西廠提督。

職務是偵查民臣言行，對疑犯進行拘留、用刑，並把監獄、法庭混為一體，而且可隨意逮捕朝中大臣，不向皇帝奏請。

在汪直的推動下，西廠權力急劇擴張，人數比東廠多一倍，又把東廠與錦衣衛的職權包攬起來，權力完全壓過東廠。

西廠作為皇權專制的怪胎，與內閣為首的文官集團產生激烈摩擦。

在西廠成立的當年四月，汪直將浙江布政使劉福等多人下了西廠大獄嚴刑拷問，並牽連多位大臣，一時西廠“權寵赫奕，都人側目”。

面對西廠的咄咄逼人，內閣發起反擊，這裡要提一下時任內閣首輔商輅。

商輅是明代近三百年間，第二位在鄉試、會試、殿試都取得第一名的三元及第（同時獲得解元、會元、狀元），第一位的黃觀被朱棣除名，所以又說商輅是明代唯一“三元及第”。

1467年商輅升為內閣首輔，官至少保、吏部尚書兼謹身殿大學士，入閣十年可謂位高權重，再加上為人剛正不阿、寬厚有容，臨事果決，在朝中頗有威望。

在西廠大肆抓捕朝臣時，商輅聯合六部九卿上疏朱見深，歷數汪直的十一條罪狀，狀告汪直禍亂朝堂，殘害忠良，嚴重擾亂社會安全，並直言汪直不除，天下不安！

商輅依據大義，慷慨激昂，面對強大的內閣攻勢，朱見深選擇屈服，於當日罷免汪直西廠職務，重回御馬監，並解散西廠。

當然，朱見深此舉不過是迫於內閣政治壓力，在他看來，內閣對皇權構成威脅，必須依靠宦官加以牽制。

僅僅一個月後，西廠重新開張，汪直官復原職，群臣譁然，商輅失望之下請求致仕，朱見深借坡下驢同意，下詔加商輅為少保，用驛車送他回去。

商輅的結局雖然相對完滿，但他離開以後，造成“士大夫益俯首事（汪）直，無敢與抗者矣”的局面。

內閣完全落於下風，新任內閣首輔萬安唯汪直馬首是瞻，內閣完全依附於宦官，直到汪直極度膨脹的權力引起朱見深的警覺，隨後被調出京城，西廠也隨之解散。

1487年朱見深去世，其子朱祐樘繼位，即明孝宗，年號弘治，他對宦官嚴加節制，廠衛特務機構謹慎行事，法治寬刑，經濟繁榮。在他執政的十八年中被稱為弘治中興。

1505年孝宗去世，其子朱厚照繼位，是為明武宗，年號正德。

朱厚照自打東宮時起就信任近侍宦官劉瑾、張永、谷大用、馬永成、高鳳、羅祥、魏彬、丘聚等八人。

他們專門會討十幾歲的朱厚照歡心，其中尤以劉瑾最為狡黠，此人頗通古今，心中常仰慕王振。

他們天天進獻鷹犬、歌舞、角抵等戲法玩藝給朱厚照，對外在京城周邊廣置“皇莊”，達三百多所，奪人土地，侵民害物，人稱“八虎”。

不過劉瑾等人在朱厚照即位之初尚未取得實權，外廷大臣並未在意朱厚照從東宮帶來的這幾個宦官，只以為是幾個人逗皇帝開心樂樂而已。

直到這些人竄掇皇帝廣置“皇莊”，四處撈錢的時候，才引起內閣大學士劉健、謝遷、李東陽的注意。

他們多次進諫，但朱厚照不僅未採納，還更加離譜。

先是在宮中模仿街市的樣子建了許多店鋪，讓太監扮做老闆、百姓，自己則扮做富商從中取樂，後來又模仿妓院，讓許多宮女扮做粉頭，自己挨家進去聽曲淫樂，後宮搞得烏煙瘴氣。

眼見宦官亂政，文官集團不再坐視不管，尤其是內閣還是明孝宗留下的班底，作風頗為清正剛強。

1506年十月，大學士劉鍵發動內閣及六部官員集體上疏彈劾劉瑾等人，要求誅殺八虎，以振朝綱。

而朱厚照剛剛繼位，還缺乏駕馭群臣的能力，見到如此聲勢浩大的進諫，有些支撐不住，想與群臣妥協，派司禮監太監到內閣，建議將劉瑾遣到南京。

他們三次往返，遭到內閣的堅決反對，無奈之下，朱厚照向內閣妥協，口頭同意除掉八虎。

聽到風聲的劉瑾非常害怕，率其餘七人連夜進宮圍著朱厚照哭泣，拜倒在地，朱厚照受到感動，同時劉瑾還反告內閣與司禮監沆瀣一氣，是想限制皇帝出入，並且提示朱厚照，身為皇帝不能為外力所制。

劉瑾的一番話刺痛了朱厚照作為皇帝的自尊心，在劉瑾的蠱惑下，朱厚照橫下心來，馬上命劉瑾掌司禮監，馬永成掌東廠，谷大用掌西廠。

朱厚照的態度使內閣的優勢局勢瞬間逆轉，當晚負責傳信的司禮監太監全被革職充軍。

此後劉瑾動用手中權力罷黜革職一大批文官，內閣大臣謝遷、劉健不甘示弱，以辭職相威脅，但是被朱厚照欣然批准，內閣解散。

至此群臣失去了領頭人，文官集團徹底崩盤，劉瑾權勢日益囂張，大臣動輒遭到發配清洗，朝政一片黑暗，而內閣在與宦官的鬥爭中再次落敗，只能蟄伏。

劉瑾雖然靠著朱厚照的寵幸權傾朝野，但他忽略了太監內部的爭權奪勢，最終死於另一個太監張永之手。

不過朱厚照依然日醉心淫樂，朝堂政治黑暗，奸黨橫行，直到1521年朱厚照病死，內閣與宦官對鬥爭才告一段落。

皇權的專制屬性是內閣屢敗於宦官的決定性因素

從明英宗時期王振首開宦官專政之先河，到汪直、劉瑾擅權專政，內閣在半個多世紀裡的兩次大的抗爭以及無數次小的政治攻擊均遭到失敗。

最根本原因就在於最高皇權的態度，在皇帝看來，內閣從他們的秘書班子一步步發展壯大，演變為政府文官的首腦。

自朱元璋、朱棣以後，明朝皇帝在與內閣和文官集團的博弈中，愈加力不從心，在他們看來，內閣從心腹成為對立面的外廷，並對皇權產生掣肘。

而從小陪伴自己長大的宦官才是自己人，所以皇帝在執政過程中，堅決的偏向宦官，宦官憑藉“批紅”有力的壓制了內閣的“票擬”，同時又依靠東廠暴力機關打擊甚至消滅朝臣。

由於內閣在制度上不具備與宦官扳手腕的能力，皇帝稍有偏向，內閣註定潰不成軍。所以即便強如“三楊”內閣，因皇權偏向宦官，也無法制服區區小宦官王振。

而皇權則可以在內閣與宦官的鷸蚌相爭中得力，當然，明朝宦官也不是無限制膨脹，終明一代宦官不掌握軍權。

司禮監和特務權力隨著皇帝的好惡不斷伸縮，當皇權信任宦官時，“批紅”也好，東廠也罷，宦官可以發揮無限可能。

當皇權覺得宦官無利用價值時，稍微動動手指就能輕易收回，這也是汪直、劉瑾雖然權傾朝野，但最終仍被皇帝除掉的原因，而不是像唐朝宦官那樣可以左右皇帝廢立。

同時皇權也並未一味偏向宦官，有時也信任內閣，比如武宗之後的嘉靖和萬曆，嘉靖執政四十餘年出過嚴嵩、徐階等著名內閣大臣，卻沒有宦官擅政。

萬曆時期張居正任內閣首輔，大權獨攬，皇帝也要聽從張先生的教導，內閣權力達到巔峰，說到底，明朝高度發展的專制皇權是內閣與宦官權力鬥爭走向的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