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人與其他國家的人比較，很少使用“幸福”一詞。特別是日常會話中，如果有人說：“我是幸福的。”“我多麼幸福呀！”就如同演戲，聽起來很刺耳。
作為書面語，在信中雖然寫“幸甚”“萬幸之至”，但這是寄給他人的話，不論怎麼說，絕不是帶有實感的話。
這令人感到日本人對幸福狀態的生活感情，不知為什麼，好像有些淡漠。
日常不使用“幸福”一詞，不僅因為日本人生活上與幸福關係疏遠，還由於他們養成了對幸福迴避的習性。
比起滿月，日本人更喜歡帶有一些殘缺的月亮，興許也是受到這種“幸福論”的影響
回顧一下日本人幸福感淡漠的由來，可以知道，自古以來日本人就反覆地被灌輸了這樣的觀念：幸福是危險的、空虛的，而忍受不幸才是美德。
日本自古就有不少關於修養的書，但不論哪本書幾乎都不例外地告誡人：“
如果九分不滿足，十分就漾出來了。
”
意思是說，人如期望一切都十分滿意或者期望滿意達到幸福的狀態，雖非罪惡但是危險的，其將會成為痛苦之源。
這種想法，不用說，出自老莊的少欲知足思想。老子的“知止所以不殆”“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長久”，就是說：你期待的幸福，如果超過了現在所給予你的，那是危險的。
日本古時，鴨長明在《方丈記》中說：“有財多慮”，“人所營皆愚，尤以造家宅於如此多危之京中，耗財惱心，實為愚中之極”，所以“惟草菴，閒逸無慮”。其結論依然是幸福危險論，即認為優遇的物質條件，會帶來恐怖和不安。
兼好法師在《徒然草》中也反覆地主張：物質的幸福是危險的。“財多疏於守身，招累致害之媒也”，“身死留財，非智者之舉。……有言唯我得’者輩，爭家業，其狀惡也”。他甚至舉出爭奪遺產的惡例，主張只要有“以保朝夕之物”就知足了。
長明和兼好的幸福危險論，不過是作為接受老莊和佛教思想的隱士的個人見解，
並未被當作處世的教訓廣泛地向一般民眾說教，讓民眾接受。
禪語中常見的“日日是好日”，也是一種對日常的感恩之心
可是，對於德川幕府來說，為了構築封建社會牢固的基礎，卻有必要在施以武力壓制的同時，向民眾植入毫無不滿地接受嚴格的身分制的習性。自德川家康以來，侍奉過四代德川將軍的御用儒者林羅山在通俗解釋仁義禮智信的《春鑑抄》中，就多處以恫嚇的語言強調幸福危險：“欲縱終必滅，志滿後必毀，樂極悲自來。謹言慎行不可輕也。”
不只林羅山一人，德川時代的儒者們為了防止民眾的不平、不滿爆發，在種種說教中專門告訴人們：企求幸福是危險的。
貝原益軒就是這種幸福危險論的代表。他說：“財祿有止，私慾無止。任所欲無止，必財盡途窮。……縱享萬貫之
俸，而隨心所欲，富家亦必有財竭後日，即苦自身，且累他人，為一生之苦、子孫之不幸。”
益軒進而將其道理推向一般：“萬事滿至十分，其上無以復加，憂患之本也。古人日：酒飲微醉，花觀半開，此言至理也。”
益軒的幸福危險論，以各種形式，最通俗地進入德川時代的民眾之中。而且他不只說“幸福是危險的”，或說“事物不足才是安全的”，僅這些是不夠的；他還告訴人們：人如果不懂此理，一定會受到超人的絕對權力——“天道”的處罰。比如，受到世間的讚揚，或感到現實的幸福時，要想到“好事多磨”的諺語，壞事一定會伴隨幸福發生。《益軒十訓》中說：“易曰：天有盈虧，物有滿缺。古語亦謂：藏多失厚。”天道之罰—天罰並不只是對著“人因貧窮而產生的”貪婪的。
日本花道中，有時要故意營造出一種“不圓滿”的意境
一般來說，日本古來就有受恩負重之身多患的思想。如《沙石集》中說：“恩愈大，煩惱愈多，所營愈繁，身多危矣！”
因把幸運看作天賦之恩，所以便產生了如果享受這種恩惠過大，反而會危及自身的想法，亦即主張幸福過度反而不好。如果幸福不適度，就會帶來災禍。心學的處世說教書《集草》說：“大福來，災禍起，當為訓，慎處之。”這種幸福否定論大概可以說是幸福危險論的基礎吧。
再有，幸福的條件之一快樂，反招苦，在心學中有大家都知道的“樂為悲之始”“樂為苦種”的古諺。益軒說：“世俗之樂，其樂猶不止，迅即為我身之苦惑心，損身，惱人。”
在德川時代的國學者中，像下面將說到的那樣，也有反對幸福危險論，提倡享樂主義的人。不過，
儘管他們認為享樂系人的慾望，但依然保留著樂必有苦相隨的論點。
比如富士谷御杖說：“凡人之常情，無不求樂厭苦，然只厭苦則招苦，只求樂則失樂。”
這種認為享樂和物質的幸福反招痛苦的思想，至今依然作為處世妙訣，被寫在談修養、處世的書裡。例如“富有……反而因此感到苦惱。富有者未必幸福。”“忙忙碌碌地追求金錢，被金錢鞭打著，苦惱萬分地東奔西走。多麼痛苦呀！”（《處世百科辭典》）
當然今天的說教，沒有采取“幸福危險！”“受天罰！”那種恫嚇的形式，但
長明、兼好以來的幸福危險論，儘管歷經歲月，仍照原樣地被繼承下來，僅僅改為現代語言，依舊被當作指導大眾生活的一個指標，實在令人驚訝。
日本寺院門前的禪語，“苦難”的出現頻率遠遠多於“幸福”
當然，就像下面將說到的那樣，在戰後的日本，產生的極端幸福至上主義、享樂主義的社會心理，已開始蔓延。它是與幸福否定論完全對立的。
儘管如此，至今還有許多日本人，在蒙受他人的好意時感到：這是交了好運，這種幸福是自天而降的，難以坦然接受。
如前說過的那樣，他們把他人的好意和得到的幸福，視為“恩惠”，又認為這種“恩惠”必然帶來沉重的負擔。因此，他們在接受幸福的同時，便感到被置於承受負擔的煩惱和束縛之中。
太宰治在小說《人間失格》中鮮明地描繪了日本人獨有的這種可稱為“幸福負重”的感情。
同一時候，自己還受到銀座某大咖啡館的女招待的意想不到的恩惠，雖然僅僅一次，但拘於這一恩惠，感到不安和恐懼，連身體都不敢動一動。……同那個詐騙犯的妻子過的一夜，對自己來說，是幸福的（毫不猶豫地肯定地使用這樣不知天高地厚的詞，在自己的全部筆記中，不會有第二次）、解放的一夜。……怯懦者最怕幸福。棉花可以傷人，幸福可以傷心。在尚未致傷之前，急於早日分開，散佈了那番滑稽的煙幕。……離別後，隨著時日過去，喜悅淡薄，那偶然的恩惠反而又使我害怕起來，感到自己好像在恣意地緊緊地捆綁著自己……
這種幸福反而是重荷的心境，令人感到其同古時的幸福危險論，尤其是《沙石集》中的“大恩危險論”是一脈相承的。
（本文節選自笹川日中友好基金“閱讀日本”書系之《日本人的心理，日本的自我》，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文章圖片均由庫索拍攝，轉載請留言獲得授權。）
